学术界对《集成》纂修问题的研究历史及争议

关于《集成》的研究综述，已有台湾詹惠媛的《〈古今图书集成〉研究回顾（1911—2006）》^[10]，该文对近百年来《集成》的研究情况作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用力甚深，兹不赘述。笔者主要梳理与集成馆密切相关的《集成》纂修学术史。

近代以来，学术界关于《集成》的纂修情况^[11]研究开始很早。其发轫于民国时期，万国鼎的《古今图书集成考略》^[12]为研究之开端；后有袁同礼的《关于图书集成之文献》^[13]和张崟的《古今图书集成再考》^[14]，对《集成》的纂修过程和研究参考的文献加以介绍和辨析，厘清了不少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海内外学界再次将焦点集中在《集成》研究上，取得的成果十分丰硕。谢国桢、胡道静、王钟翰、杨玉良、裴芹、詹惠媛、苗日新^[15]等众多学人先后著文，主要从《集成》与古代类书发展的关系、与清代编书之风的关系，《集成》的编纂者、结构体例、按注、方志、版本等各方面探讨了《集成》的相关问题。其中，《集成》的纂修问题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尤以胡道静、杨玉良、裴芹三位先生的研究成果最为学界所瞩目。胡道静《〈古今图书集成〉的情况、特点及其作用》、杨玉良《〈古今图书集成〉考证拾零》和裴芹《〈古今图书集成〉编纂考》三文，从陈梦雷所著《松鹤山房诗文集》、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务府档案、《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中爬梳文献，考证史实，大大推进了以往的研究，使得学界对《集成》的纂修过程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关于《集成》的纂修问题，学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廓清迷雾，确定陈梦雷才是《集成》的真正编纂者。胡道静认为：“《集成》实际上是陈梦雷一手完成的，但是这部书上并没有他的名字，而是署上了雍正时经筵讲官、户部尚书蒋廷锡的名义，这是因为《集成》初稿完成后，在修订的时期中，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政治斗争，在冲突的过程里，陈梦雷做了无辜的牺牲者，被再度流放到东北去，而《集成》的编纂名义也被刮得干干净净，既在书中不见只字。”^[16]杨玉良则认为：“纵观全书形成的整个经过，不难看出《集成》是在诚亲王胤祉的主持下，由陈梦雷一手经营而成的。蒋廷锡接管后并未通部重辑和改印，其‘增删’、‘考订’的三千多卷，实际上也只是对原作的整理。因此，说《集成》是‘蒋廷锡编辑’或是‘蒋廷锡重辑’是不合史实的。”^[17]正如裴芹所总结的：“现在出版界、学术界公认陈梦雷是《古今图书集成》的编者了”，“贬低乃至抹煞陈梦雷编纂《古今图书集成》作用的首倡者是雍正皇帝”，“《古今图书集成》从陈梦雷开始酝酿构思《汇编》，到蒋廷锡校印《古今图书集成》完毕，雍正皇帝作序颁行，历经二十七八个年头，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陈梦雷、允祉、康熙皇帝、雍正皇帝，缺少任何一人的力量都是不成的。其中直接与力最多的是陈梦雷，他几乎参加了《集成》编印的全过程，只是在功亏一篑之时才被迫离开的，称他为《古今图书集成》的编者，当之无愧。”^[18]

第二，根据有限资料初步认定康熙间曾经开馆纂修《集成》。如胡道静、杨玉良、裴芹和苗日新均持这一观点。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是《十朝诗乘》所称的“设馆于康熙丙申”，康熙丙申即康熙五十五年（1716），以及征引萧一山《清代通史》、吴则虞《版本通论》卷九所谓“越十年进呈，赐名《古今图书集成》”的说法。裴芹则借助考证《集成》所收录之书最晚迟至康熙五十七年，间接证明此说法。

第三，集成馆的开馆时间、开馆地点和《集成》刻印地。关于集成馆开馆于何时何地，《集成》刻印地等基本问题，如前所述，学界争论较大。传统观点大都认为集成馆设在武英殿，其道理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有限资料却不足以确证，留下了较大的研究空间。

第四，集成馆纂修人员。在这一方面，学界研究相当薄弱。清人梁章钜《归田琐记》卷四说：“吾乡相传国朝《图书集成》一书成于陈省斋之手，实未核也……《图书集成》之成帙非省斋所能专其功。”^[19]但早期的研究者还是坚持认为陈梦雷为唯一的编纂者，《集成》为私修作品。近年来，许多学者意识到单靠陈梦雷一人难以完成如此卷帙浩繁的《集成》，因此开始注意挖掘其他编纂者。如王钟翰认为，“绝不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上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大部头书出之陈梦雷一人之手，独立完成的”，编纂者除了陈梦雷之外，可考的尚有杨文言、林佶、金门诏、汪汉倬。王先生断言，除了这些编者之外，“必尚有其人，惜今未及一一考出耳”。^[20]杨玉良证明了这一推测，她根据新发现的内务府档案——蒋廷锡雍正元年正月《奏报办理古今图书集成情形并编校人员去留情形折》、雍正三年十二月《奏请照修书各馆之例议叙古今图书集成编纂校对人员折》，发掘出了部分纂修人员姓名及雍正重新开馆后的分工情况^[21]，大大推进了对集成馆纂修人员的研究。

第五，《集成》铜活字刊刻诸问题。清代内府铜活字是中国活字印刷史、出版史中的经典论题。学界关于清代内府铜活字的研究论著数量众多^[22]，但由于官方档案及实物资料的缺失，清代内府铜活字的制作目的、时间、地点、数量以及制作方法系铸造还是镌刻等问题的研究都极其薄弱，是学界重要的学术公案。裴芹就认为：“用铜活字印刷《集成》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少不了皇帝的谕旨、臣子的奏折，可是康熙朝档案只字无载。因为文献阙如，致使众说纷纭。对此问题我在《〈图书集成〉研究》说‘铜活字的制作是由古今图书集成馆完成的’，只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校正铜版’四个字推想的，自觉论据十分单薄。”^[23](www.xing528.com)

具体而言，学界围绕以下问题展开探讨：

1.《集成》铜活字的制作目的、时间和地点。学界对此持有不同看法。许多版本学和印刷史著作大都认为，雍正初年清廷为印刷《集成》而制作铜活字，地点在武英殿。如潘吉星在《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一书中说：“皇四子胤祯与胤祉等争夺帝位取胜后即位，改元雍正（1723—1735），是为清世宗。他将胤祉词臣陈梦雷逐出，命蒋廷锡（1669—1732）对陈梦雷书稿重编，雍正四年（1726）完成，六年（1728）由武英殿修书处以内府铜活字排印66部，名为《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李致忠认为：“陈梦雷为了使《古今图书集成》最终能够印行，就曾计划铸造铜活字，准备排印。这时康熙驾崩，雍正即位，到雍正三年（1725），便铸造了这套铜活字开始摆印《古今图书集成》。”^[24]张秀民先生的观点是：“（雍正帝）把陈梦雷多年的苦心一笔抹杀，并改名为《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分成一万卷，　目录四十卷。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用铜字摆印了六十六部，每部五千二十册。”^[25]这种说法影响较大，近年出版的《活字本》亦称该书“雍正三年（1725）完成初稿，次年初世宗御制序文，于雍正四年（1726）以铜活字排印成书”^[26]。关于铜活字制作地点，清人吴长元《宸垣识略》云：“武英殿活字板处在西华门外北长街路东。长元按：活字板向系铜铸。”^[27]认为铜活字制作地点在武英殿。但近年来，对于内府铜活字的制作目的和地点，也有人提出不同观点，认为内府铜活字乃为刷印《御制律历渊源》而制作，是在陈梦雷编校《汇编》时的郊外居所完成的。

2.《集成》铜活字的数量。清代学者包世臣认为有“数百十万个”，^[28]也就是上百万个；麦高文认为是“二十三万个”；法国儒连认为是“二十五万个”^[29]。

3.《集成》铜活字的制作方法。现有文献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主“铸造说”与主“镌刻说”者彼此争论不断，莫衷一是。如张秀民先生和卢秀菊先生均主张内府铜活字是刻成的，而非铸成的，潘吉星先生则认为是铸成的。^[30]

4.《集成》铜活字的去处。根据档案，在用铜活字刷印完《集成》《律吕正义》《数理精蕴》等内府书籍后，允禄奏议“今若仍用铜字，所费工价较之刊刻木板所差无多，究不能垂诸永久”，建议将《御制律历渊源》木版刷印。此后的铜活字本内府书籍日益减少，这批铜活字被收贮起来，由武英殿“铜字馆”移交给“铜字库”管理。根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武英殿设“铜字库”，置库掌一员，拜唐阿二名，专司铜字、铜盘及摆列等事。同时还雇摆字人，每月每人工食银三两五钱。刻铜字人，每字工银二分五厘。^[31]一般认为，乾隆初年，因京师钱贵，武英殿铜字库所存之内府铜活字全部销毁用于铸钱。追本溯源，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就是乾隆帝，《御制诗四集》卷二二《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有序》有诗句“毁铜惜悔彼，刊木此惭予”在“毁铜”一词下注：“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刻铜字为活版，排印蒇工，贮之武英殿，历年既久，铜字或被窃缺少，司事者惧干咎。适值乾隆初年京师钱贵，遂请毁铜字供铸，从之。”^[32]这一观点影响很大，连当时朝鲜使臣都记载了下来^[33]。张秀民也在《中国活字印刷史》一书中加以强调称：“管理人员监守自盗，恰巧北京钱贵，他们怕受罚，就建议毁铜铸钱。乾隆九年（1744）将铜字库所残存的铜字、铜盘统统销毁，改铸铜钱，真是得不偿失。”^[34]

我们知道，类书是一种资料的汇编，是对既有文献的加工成果，以事物的内容为单元，加以选择、删节、提炼，重新组织编排，形成一种新形式的文献。^[35]官修类书的编纂不同于著述，单凭一己之力难以完成，尤其是编纂卷帙浩繁的类书，更需要大量人员的协同合作才能完成。10000卷的《集成》编纂，也非陈梦雷一人所能为之。实际上，明代编纂《永乐大典》，纂修人员多达3000余人，聚集了姚广孝、解缙等大量文士，也花费了数年时间。《集成》卷帙虽不如《永乐大典》之多，但在短时间内编纂完成这样一部高质量的类书，必然需要动用大量的纂修力量；档案也初步揭示康熙朝开了集成馆，大约有80名纂修人员参与其中。即便如此，我们仍存有很多疑惑：纂修人员的姓名、籍贯、年龄、入馆时间，他们的选拔、职务、分工、议叙情况，以及学识素养，等等。这些实际上都关乎《集成》的编纂质量、学术导向等重要问题。

综上所述，学界在《集成》的纂修研究方面成果丰硕，但围绕集成馆的开馆地点、开馆时间、纂修人员、铜活字刻印等问题，仍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间。诚如研究者所坦言，由于《集成》编纂过程之相关文献、传世档案甚少，借助编纂者陈梦雷《进汇编启》《告假疏》《水村十二景》等诗文著作可推测其早期的编纂过程，而康熙首次开馆及雍正复开的修订情况，目前所能依据的只有杨玉良先生所找到的内务府档案，即蒋廷锡雍正元年正月《奏报办理古今图书集成情形并编校人员去留情形折》、雍正三年十二月《奏请照修书各馆之例议叙古今图书集成编纂校对人员折》及相关史料，但是仅仅根据这些资料，我们难以复原康熙间集成馆的组织管理模式和纂修人员情况，诸多问题也未能得以澄清，仍处于一团迷雾状态。譬如，20世纪80年代前学界拨乱反正，公认陈梦雷为《集成》的编者，但这一观点存在很大的问题——过分强调陈梦雷以个人之力纂修《集成》。而最近的研究偏向于确认除了陈梦雷个人贡献之外，其他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学界把《集成》的纂修分为四个阶段：草稿，进呈稿，修订稿，定稿。除了草稿外，其他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借助他人的力量，但他人的贡献有多大，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也只是一知半解。事实上，康熙间的开馆参与人员之多，专业性之强，都是超越之前草稿和雍正间修订稿的，在整个纂修阶段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笔者从方志、文集、档案中爬梳出纂修人员近100人，弥补了这一缺憾，为研究《集成》的纂修提供了微观细致的研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