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的税收性理论分析

根据国际上公认的原则，任何税种的开征背后必须有该税种可税性的法理学依据作为支撑，房产税也不例外。一般来说，国家在确定税种和征税范围时，主要考虑两大因素：一是收益性，二为公益性。收益性要求国家立法机构制定新的税法时必须遵守一个底线，即纳税义务人基于此种课税对象会享有利益。“由于税收活动实际上是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因此，只有当存在收益时，才可能有收益的分配问题；同时，也只有存在收益，才可能有纳税能力，而只有在向有纳税能力的人课税，真正实行‘量能课税’的情况下，课税才会被认为是合理的，才是具有合法性的，从而也才是可税的。”^[2]然则，在现实中，该因素的要求并非如此简单，收益考量起来较为复杂。事实上，就整个社会而言，当前的一切事物均可以为其所有人、使用人等带来不同程度上的经济收益，这就意味着国家范围内的所有物体都存在成为征税对象的可能性，便解决了收益性的较为浅显的问题。当然，此处的收益并不能局限在经济利益之上，还应包括所获得的心理安慰、社会名誉等非财产利益。比如，城市的居民可以通过出租等方式，获得基于自有房产产生的各项经济利润；也可以通过占有房产而获得社会名誉等非经济收益。国家征税不仅要求存在收益，且强调所获收益的大小。倘若受益者前期在该物上耗费的经济支出与后期所获收入相比，入不敷出，而此时，国家决定对这些受益人进行征税实属不公，毕竟，该收益人不仅在前期取得或者保存某一物种时有所付出，在后期的纳税环节亦要承担对于国家的税务负担，事实上，此受益人围绕着该物种统共存在两份支出。因此，国家在决定征税时应当注重观察收益，尤其是前后支出与回报的比较。即只有当城市居民基于房产所获得收益高于在房产上的支出与可能的税收之和时，对于这些房产的受益者征税才合理。就我国城市的居民而言，大部分都能够基于房产获得较高价值的收益，满足税收的基本要求。

在解决了可税性第一层面的问题——收益性之后，应当着重分析公益性，这也是整个可税性原理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税法必须符合正义之理念，而为正义之法。”^[3]公益性是指税种的课征应当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具体而言，应当符合两个基本要求：征税正当和用税正当，前者强调税收目的科学性，后者注重税收用途的正确性。^[4]税收的目的直接关乎社会大众对于该税种乃至政府和国家的看法，应当慎之又慎。关于房产税征税的目的，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撰文指出：“完善房产税等相关制度，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引导居民形成合理的住房消费，也有利于为地方政府提供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5]而在域外，对于房产税征收目的的阐述多如牛毛，且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几种学说，尤以受益论为主流。“房产税被认为是一种‘受益税’，且天然地适合作为组织收入的地方税种。与此相对则是财产税新论，即房产税并非一种良税，它会扭曲房产市场的供需和地方财政政策。”^[6]这些学说都在强调房产税对于居民的消费观念以及政府财政收入当中的作用，对于我国房产税立法具有借鉴意义。相比于税收目的而言，税收的用途更值得关注，它与国民的直观感受息息相关，不仅能够影响大众对于政府的评价以及国家权威的建设，更关乎政权的稳定以及国家的和平。税收的使用尤应注意，稍有不慎，后果不可设想。在城市生活的居民，对基于房产税所获得的社区服务更有体悟。城市房产税可以看做是该区域内的纳税人使用政府提供服务的使用费，也是纳税人获得政府建造的基础设施之后付出的报酬。由此可知，税收的用途并非毫无限制，它应当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因此，国家在决定对城市房产制定房产税法时，应当广泛收集民众的意见，提供平台以便市民讨论房产税收的用途和去向。(www.xing528.com)

从目前的我国的社会现状来看，城区内的房产的确存在可税性。就收益这一元素而言，房产在我国属于高端消费品，多分布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房价居高不下，而能够购买房产的多为收益较高者，故房主符合税收的首要条件。至于是全款购买还是分期支付，则不是考量的范围。即使贷款买房者也享有此房带来的潜在的、预期的收益。再者，我国目前正在构建服务型政府，国家更是将提高社会公共服务率作为重要政策指引，对于国民热切关注的医疗和教育更是投入巨大。鉴于此，可以肯定的是，城市内的房产税最终还是用于改善市民的生活水平。如此一来，城市内的房产便满足了税法最为基本的要求，城市房产征税切实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