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层面：突出基层基础工作的重点

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综合性的基层基础工作，其核心要求是改进工作方法，用更多的人力和精力，突出对人、地、事、物、组织等治安要素的源头管理。一是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不同人员的服务与管理，要通过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全覆盖管理模式，做到对社会治安要素底数清、情况明，对实有人口行知去向、动知轨迹。

二是加强对治安复杂地区和场所的防范与管控。要深入研究社会治安重点场所、社会影响力较大地区、群众不满意地区的违法犯罪规律，采取针对性的防范和打击措施，控制和减少违法犯罪机会和条件。据武汉市统计局统计，武汉目前高等院校已发展到85所，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总数已达到118.33万人，占全国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总数2473.1万人的4.78%，不仅在全国15个副省级大城市中名列第一，而且还超过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暨国家中心城市，超过了美国纽约、英国伦敦、俄罗斯莫斯科、法国巴黎、德国柏林、日本东京等知名国际大城市，位居全国全球大城市中第一名。^[5]目前，各高校内部以及高校聚集区高校之间治安存在人员骤增、层次复杂，校外闲散人员多，高校周边违法经营商贩多、网吧多、往来车辆多、社会青少年来校作案多等特点，因此学校自身需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责任制；构建以技防为主的防范体系——电脑网络、电视监控、通信联络、防火报警系统，校园内的主要公共场所和重点要害部位都安装了监控装置，一有案情可以做到快速反应、及时处理；对师生员工进行经常性的法治和安全防范教育。同时，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并给与支持：明确管理权限，协调管理机制以及运用现有的管理机制规范学校周边的管理活动。

三是加强对社会矛盾的调处与化解。要发挥基层单位零距离服务群众、近距离防范违法犯罪的优势，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情报信息系统，及时准确掌握重点地区、领域、行业内的突出社会矛盾，并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手段，有效化解和处置。虽然近年来武汉一直推进城中村改造，但由于城中村涉及问题复杂，困难较多，城中村拆迁后一些还建小区中人流量依然巨大、复杂。由城中村、还建小区引发的环境、治安、社会保障等问题，也严重拖慢了武汉现代化进程的步伐。^[6]其中，除了继续加大对城中村、还建小区流动人口租房登记信息的备案与掌握力度外，对由于拆迁问题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的防控应当成为近期一段时间社会治安防控的重中之重。

四是加强对虚拟社会管理与控制。要紧跟虚拟社会发展变化趋势，建立网上实名登记、网上巡逻监控等机制，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维护网上虚拟社会良好秩序，打击网上违法犯罪。

五是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服务与管理。发挥社会组织在治安防控工作中的积极作用，是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组织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承接主体，公安机关既要加强与其良性互动与密切合作，又要加强对其的管理服务，防止不良社会组织与政府唱对台戏，甚至挑起社会事件。2013年3月20日，汪集街堤围村八组一村民家中电线短路引发火灾，按“＃9”报警，不到2分钟，30多名村民立即前来救火，避免了一场毁财伤人事件。“十户联防”就是在一家的电话机上存在应急键“＃9”，电话旁张贴着与其共同联网的其他9户人家的电话号码。如果一家遇到急难，只需按下家中电话的“＃9”键，其他9户人家就会知晓，并立即过来帮助。新城区居民地处偏远，家中多空巢老人或留守儿童，将邻近的住户组成10户一组联网，一旦有人求助，确保及时提供帮助。“十户联防”治安体系在2020年战疫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向全市推广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7]

另外，还要处理好大案与小案的关系。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曾用“沙滩理论”对社会治安秩序进行过解读，即沙滩底部是社会秩序，上一层是治安案件，再上一层是刑事案件，最高一层才是大案。而事实上，多发性犯罪案件防控才是衡量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效能的重要指标。因此，要从提高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效能和公众安全感双重标准出发，改变基层公安机关对小案件侦破投入不足的状况。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也是破解当前公安工作面临的难题，促进公安事业科学发展，提高公安机关驾驭复杂局势能力的一项保障性工作，同时也是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一项民心工程。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明确指出：“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强化司法基本保障，依法防范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制度性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更名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确认综治委社会管理的宽口径的同时，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必定要向立体化趋势发展，实现对社会治安的多层次、全方位、全时空的有效覆盖。由于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攻坚阶段，也正处于经济与社会双重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影响社会治安的各种因素仍将大量存在，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依然繁重。在此背景下，加强对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立体化的研究，对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成果进行有效整合对于维护社会持续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紧迫的现实意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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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笛，1983年生，女，河南洛阳人，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刑事司法和社会治理。

[2]每周定时在新闻媒体发布一周警情，通过分析110、122、119报警台一周受理报警的数量及所占比例，将典型案件发案重点路段、时段向市民公布，配上警方提示，提高市民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减少其受损失和侵害，同时对基层公安机关形成责任和督促。

[3]江汉区民意派出所完善了“民意无盗”的治安防控模式，群防力量占辖区人口的17%，在武汉各派出所中高居首位；该派出所完善物防、技防措施，实现了辖区电子监控全覆盖，盗抢等各类治安、刑事发案率在该市均为最低。这种治安防控模式得到了公安部领导的充分肯定。

[4][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5]翁晓波、王少海、丁冲、夏静：《武汉在校大学生人数在世界城市中名列第一》，载科学网，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11/255511.shtm，2019年1月20日访问。

[6]东晓、王洁：《新型城镇化进程下城中村“双面性”的治理研究——以武汉市东湖新村为例》，载《决策咨询》2020年第1期。

[7]董晓松、谭雪姣：《湖北社区战“疫”见闻：“十户联防”密织防控网》，载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sh/2020/01-30/9073264.shtm l，2020年1月30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