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带回来一项作业,给自己熟悉的人写一张便条。
儿子写道:“亲爱的爸爸:我希望你每天回家早一点,不要喝太多的酒,我每天都想见到你。”这个答案文通句顺,情真意切,实事求是。
爱人看了,认为这样写有损于爸爸的形象,善意地劝孩子修改,便条的内容就成为“亲爱的爸爸:我希望你不要总是加班,晚上不要熬夜写文章,早点睡觉,保重身体”。
多么漂亮的修改!一个高大全的父亲形象跃然纸上,与上一个对象简直天壤之别。修改既符合我的期望,可能也符合老师的期望。正是这种期望,对一个孩子真实感受的规训却在不知不觉中完成。我惊讶地发现,语言的生成居然植根于他人的期望,我们居然每天说着他人期望的话,写着他人期望的文字,难怪我们的语言如此贫乏,言说如此贫血,经常令自己迷失在语言的陷阱中。连自我的言说能力和自由都放弃,怎么找回自己的真实呢。而这正是我们真实的语言生活。
如果说语言是植根于他人的期望成立的话,那么这个“期望”就是一种规训、一种控制、一种对你的剥夺。曾经读到过海德格尔提出的一个问题,“不是人类创造了语言,而是语言创造了人类”,他认为“语言是人类最危险的财富”。到现在我也没有理解其中的意义。今天突然感觉到其实我们每天说的成千上万句话里,真正是自己想要说的话并没有几句。熊培云在《语言的动物,预言的囚徒》里提到“在工具面前,没有一个使用者是彻底自由的。这种不自由不仅表现为我们为掌握某种语言必须学习相关规则;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使用过程当中,语言会反向操纵我们,使我们心甘情愿踱入词语的牢笼”。
这句话印证了自己这个突然产生的领悟。
语言是人在成长中习得的,我们自以为学会说话、写字是表达我们的思想、想法、愿望以及沟通、交流,其实有时更多的是伪装自己,让语言牵着鼻子走。我们往往变得言不由衷,人格分裂,巧言令色。见了那些重要人物,或者暂时重要的人物,由不得一副谦卑,毕恭毕敬,在大脑词语库里搜索最动听的语言,说着在其他场合自己都感到肉麻的恭维话。见了那些不重要的人,或者地位卑微的人,我们的面孔会像一块铁砧,语言又会变得没有温度,态度就像秋风扫落叶。
人类的语言功能在退化,退化最严重的是行政语言。我们看到,尽管很多讲话是无数写手们精心打磨出来的,但就是那么干涩、僵化、空洞,过来过去就那些词语,“高度重视”“加强”“深入”“贯彻”等等这些陈词滥调几乎在每篇公文和讲话里都会出现,什么内容都是谈认识,定目标,讲措施,提要求。还有一些不知所云的豪迈口号,什么“雄关漫道真如铁”“乘风破浪会有时”“好风凭借力”,不知诗人们知道他的诗句被这样反复使用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有一次在一个学校的会议上,一位很有影响很有造诣的教授,也是满嘴的官话,一扫在课堂上的风趣幽默,听了让人脊背发凉。我们真的愿意听到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真实可信的声音,不想听到“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这样的把人不当人的声音,但是很难。有人分析官员讲话之所以千篇一律主要是担心说出有个性的话会有风险,授人以柄,而重复别人的话是最为安全的。而这种既不生动又没有实际内容的讲话还要你专注地听,还要及时鼓掌,还要做笔记状,太为难听众了。难怪很多会议台上唾沫横飞,台下睡倒一片。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似乎习惯了这种文风,对“假大空”的语言习以为常,根本体现不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奥威尔在《英语与政治》中就提道:
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性的写作很糟糕。……无论何种派别,都需要一种了无生气、易于模仿的文体风格。这些政治性的语言出现在各种小册子、重要文章、宣言、白皮书以及演说中,当然,所述的内容因党派的不同而不同,但都不外乎是一种缺少新鲜生动和本国特点的语言。当人们看到一些政客令人厌烦地站在讲台上,机械地重复着一些常见的词语,通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即看到的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大活人,而是某种程度上的傀儡。
这让我想起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提到的一种现象,19世纪,美国盛行演讲,演讲厅十分普及,19世纪30年代,美国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演讲厅,“辛苦劳作了一天之后,年轻的工人、疲惫的工匠、倦怠的女工都不约而同地涌进拥挤的演讲厅”,很多名人都到这些演讲厅里进行过演讲。林肯和道格拉斯有一场演讲和辩论持续了7个小时,开始3小时由道格拉斯讲,轮到林肯演讲了,到了吃饭时间,林肯劝大家先回去吃饭,然后再精神饱满地回来继续聆听4个小时的辩论。大家津津有味地听完了7个小时的演讲。演讲者需要怎样了不起的口才,听众又需要怎样的耐心和兴趣。即使奥巴马恐怕也无法让观众听上超过3个小时的演讲,而且现在的美国人民也不会傻得拿出7个小时去听演讲。我真有点怀疑波兹曼是为了自己的文章有所夸大这个事实。但他引用的内容的确有根有据,这个记述写在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见闻里。
有人认为语言能力的普遍退化是由于电视的普及,电视是一种稍纵即逝的直观媒体,不允许你进行长篇大论或者进行说理,相对于印刷时代,人们对文字的依赖完全让位于图像,这种影响改变了人的语言能力。但是,我们语言的退化症状并不是不会说话,而是说着言不由衷的话。一个言不由衷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夸夸其谈、信马由缰、海阔天空的人,但是你却很难听到发自内心令人信服的话语,诚实的语言。奥威尔写道:“清晰的语言最大的敌人就是不诚实。当一个人宣称的目的和真实的目的存在差距时,他会本能地倾向于使用冗长的文字和颇费周章的说法,就像乌贼故放烟雾一样,以此扰乱人们的视线。”(www.xing528.com)
其实,我们可能主要是缺乏诚实语言的环境。“敏于行而讷于言”被孔老夫子规定为好品行,夸夸其谈、巧言令色都是贬义词。文字狱、因言获罪的历史记忆让很多人说话总是诚惶诚恐、小心翼翼、谦虚谨慎,从而唯唯诺诺、支支吾吾。即使个性解放如今天,我们说话的环境并不宽松。周洋在冬运会上夺得女子短道速滑1500米金牌后说:“拿了金牌以后会改变很多,更有信心,也可以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这种发自内心、人情味儿十足的表白却引来了组织谈话,也遭到那些自认为很爱国的民众漫天唾沫。拿金牌首先应该感谢的是祖国嘛,没有祖国的培养,你能有今天吗?我们说话就不能真实一点吗!我们也看到,李娜在各种比赛中接受采访,都是要感谢她的老公,感谢赞助商,但是她的自信和坦诚却赢得了世界对中国人的尊重。
孩子是最真实的,但是现在孩子们还有自己的语言吗?孩子的说话、作文从小就进行着机械的训练,用词、段落、结构、点题等等技术一应具备,孩子的习作,写到家乡的作文,都是美丽、可爱、古老之类的好词,结尾都是“我的家乡真美呀,我热爱家乡”这一类的点题。孩子在写作时脑子里想到的肯定不是自己感受到的家乡,而是老师期望他写出来的家乡。一些孩子把他们并不怎么理解的“和谐社会”“文明城市”之类的宣传用语也用到作文里。徐贲在《美国的学童语言》一文中提到美国是如何教孩子写作的。奥巴马宣誓就职的日子,小学生纷纷给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写信。有的被摘录登在报纸上:
杰克逊·克南:你真棒,巴拉克。附言:看过算数。
尤莫里·米歇尔:照我看,你就是马丁·路德·金转世。
乔登·诺克斯:我为我的妈妈担心。她的膝盖有严重的毛病。她没有钱去看医生。请你解决健康医疗的问题好吗?
德旺·夫林:我想要建议你解决的问题是污染。我喜欢动物,看到许多动物都因为污染死去,我觉得垂头丧气。还有,我想要请你停止战争。
艾琳·杰佛思:我想告诉你,你当选,我有多么担心。我爸爸说,奥巴马当总统,我们都得搬到贫民院去。我爸爸说,我们得买鸡,靠卖鸡蛋过日子。如果我投票选举,我一定会投给约翰·麦凯恩。但是,你能与家人住进白宫,我还是为你们感到高兴。
如果是我们的孩子给国家领导人写信,一定会提到努力学习、发奋图强、战胜困难之类决心,会提到建设祖国、成为有用人才、为人民服务之类的理想。我们怎样教孩子的语言变得真实,这是一个问题。
嘴长在自己脸上,说话却不由自主,这是多么让人失望的一件事情。打动人的语言是诚实的语言,但是语言要诚实,不光需要进行训练,还需要宽松的环境、宽容的社会,还要摒弃那些僵化的思维,这可能也是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基础。今天,能不能从改造官话开始,改变我们的语言呢。
(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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