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的社会问题与个人成长

李天一轮奸案是诸多青少年犯罪事件中的一起，之所以引发热议和关注，一是因为他家庭的特殊性，二是因为他两次触犯法律的行为间隔时间太短。李双江夫妇曾经在媒体上非常骄傲地谈论自己教育孩子的成功之道，他们以慈父严母的绝对组合树立了家庭教育的典范，自认为给孩子提供的教育都是正面的，孩子想学坏都不容易。偏偏事与愿违，李天一“摊上事儿了，摊上大事儿了”。公众讨论这一事件都会把焦点放在他的家庭教育上，连带讨伐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难逃其责，难辞其咎。

家庭教育固然会对一个人的人格、心灵、品行、能力等方面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不端行迹都归咎到家庭教育，就有点儿隔靴搔痒的空洞感，是一个“伪命题”。希特勒的反人类行径都归咎于他的家庭教育恐有“不可承受之轻”。龙生九种，各有不同，同样家庭环境成长起来的兄弟，做人的标准和成就经常会有天壤之别。而且家庭教育的作用也没有必然性，“种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是常有的事，有些严格管教的孩子难成大器，有些疏于管教的孩子反倒大有作为。

传统意义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因为家族的延续，家业的继承，门庭的荣耀，不管富贵还是贫贱都非常重视家庭对子女的教养问题，特别是中国传统，宗族文化是社会生活的维系，严格的家教更是被无比珍视，甚至家庭教育与治理国家同等重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学渊源、书香门第、耕读传家都是理想的社会人生愿景。宗族观念的身份认同与中国人的“颜面文化”结合，促成家庭教育对个人成长具有强大的道德约束力。民间俗语中会用对家族的辱没作为对一个人的诅咒和责骂。门第观念强烈、门阀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个人往往会成为一个家庭或家族荣誉代表，他会享受家庭给他带来的荣誉、地位和财富，同时也会用自己的言行修为维护家族的繁荣延续。春秋时期，人们会把家族荣誉视为生命，所谓“刑不上大夫”的时代并不是搞三六九等，而是声名显赫的家族自然会把践行最高的道德规范作为自己的职责，如果出现有悖道德法律的行为会自己进行制裁，无须动用什么刑律。

中国传统家庭在实现对个人的道德约束力方面有着很多的实践经验。显性的就是制定族规家训严格要求子弟遵守，《颜氏家训》《朱子家训》《曾国藩家训》等都是一个家庭的约定，被社会普遍认可，这些家训从对生活起居、修学进取、为人处世的约束体现了传统社会对一个人全方位的要求，在有着非常强烈的道德伦理审美价值。在器物方面，通过家庭文化氛围的营造，体现道德要求，在很多古民居都会看到，道德教化的内容几乎无处不在，楹联、壁画、雕塑、挂屏，都是些劝善励志的文字、绘画、雕刻。“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无论中外，家书这种家庭教育的主要形式更能无微不至，在文字间流淌着关爱、交流、期许、教化等元素。

严与爱在家庭文化中往往是一对无法克服的矛盾，我们认为只要是出于爱，再严厉的要求都不过分，往往会将家长喜好、个性、处事方式强加给子女，变成家长制，使得家庭成为束缚个性发展的桎梏，或者成为家族荣耀的装点，这在主张个性化发展的社会中不符合人的发展规律，也缺乏人性的关怀。

中国经历了两次对传统家庭文化的冲击，第一次是五四运动，有志向、有勇气的青年追求个性解放，与家庭决裂，冲破家庭的牢笼，寻找新生活，这是“巴老曹”文学作品的中心主题，鲁迅对这一问题思考得要理性很多，在《我们怎样做父亲》《风波》等一系列的作品里探讨家庭的问题，他主张父母“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第二次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阶级关系取代了所有的社会关系，政治至上对家庭造成极大的冲击，为了划清界限，兄弟反目，夫妻成仇，家庭维系岌岌可危，根本谈不上家庭教育。

但是，任何社会运动都无法打破家庭基于血缘关系内生出的组织结构，家庭无论是作为社会生产单位，还是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社会细胞，都会延续有生以来的亲情关系。(www.xing528.com)

今天，随着社会的变化，家庭教育职责和功能的确发生了变化，对子女的物质满足、技能养成、功利心态培养的功能增加了，而文化浸润、心灵滋养、道德教化等功能的确已经萎缩。在有些特殊情况下，一些富裕家庭成员之间的物质依赖远胜于精神和情感的依赖。电视、网络、手机等文化媒介的多样性使得家庭文化呈现开放性，家庭成员的精神独立性越来越明显，一个屋檐下，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共同生活少了，交流沟通少了。现在家庭里很少有全体家庭成员一起读一本书、讨论一件事情的场面。很多时候，家庭教育只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回到家里家长的主要任务是辅导作业。

家庭教育出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从李刚到李天一，“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屡屡触犯法律虽然与家庭道德约束失范有关，更为至关重要的是社会断裂造成的。这类家庭处于社会高层，占有大量的社会资源，在很多方面享受特权，生活中所有的事情基本能够畅通无阻，一切得来全不费工夫。李天一所上的学校都是北京最好的学校，很小就能够出国学习，举办个人演唱会能够吸引很多大腕来捧场，而且没有受过任何批评。他的人生早就被安排妥当，无须做什么努力也会得到比其他人多得多的机会。作为独立个体，他并没有自我存在的感觉和意识，他不知道自己是谁，该怎样生活，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变得无往而不胜，所以在他内心也不会产生畏惧、尊重、奋斗、自律等心理因子，为所欲为，有恃无恐，家庭身份地位也会成为个人成长的负累。正是特权阶层的膨胀感与社会阶层的断裂会才让“李刚们”前仆后继地涌现。

这一案例的特殊性就在于案主有着显赫的身份，关注度过高，影响也十分恶劣。但从绝对数量上看，“李刚们”毕竟是少数，如果家庭教育存在危机，还主要是处于底层社会的家庭，特别是二代农民工子女，这些家庭的孩子犯罪率远远高于“李刚们”，由于社会给这个群体贴上一个天然的容易犯罪的标签，使得这些青少年的问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他们往往生活在城市的灰色地带，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家庭教育，从事着简单的工作，如保安、理发、餐馆服务员、发广告、洗车等行业，他们年轻有精力，但是没有展现自己的舞台，追求奇装异服，但是价格低廉。他们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有限的教育背景、微薄的经济来源、恶劣的生存环境、逼仄的发展空间，使他们没有表达自己的渠道，家庭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负累，无法实现他们的愿望，也无法约束他们的行为。

到今天，家庭文化的重建和兴起对于弥合社会割裂、滋养个人心性依然重要，挽救家庭文化依靠回归传统已经不合时宜，社会对人的解放必须让家庭焕发强大的凝聚力，留给家庭生活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时间。

(201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