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生道德面貌估价与教育探析

【作　　者】陈会昌

对当前我国中小学生的道德面貌作一个总体的估价，这是个太大的题目。作这样的估价，有如要对当前我国社会总的道德面貌作一个评价一样困难。

对这个问题，中小学老师们众说纷纭。占压倒优势的意见认为，现在的中小学生思想品德状况总起来说不能令人满意，和五六十年代相比是倒退了。倒退的具体表现很多，但反映最集中的还是自私、怕艰苦、高消费、不尊敬长辈、缺乏理想信念等等。我们调查的北京、郑州、上海、哈尔滨四个城市，在这一点上有共性，老师说的话大致相似。

在调查中能说出现在学生品德方面的优点的老师较少，认为现在学生从总体上说比过去强的人就更少，大概只占百分之几。

对这个问题，我思考了许久，也不断地和周围人们交换意见，我的看法可以说和大多数老师不一致。我认为，当前我国中小学生的思想品德面貌总起来说是在进步。虽然总的状况并不尽如人意，但从某种意义上，他们比“十七年”培养的学生还是要强。

调查中不少老师谈到同学们看了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之后的观感。从四城市学生的反映来看，他们并不欣赏这部被媒体“炒”得极热、且创造了高票房价值的电影。原因主要是认为它“不够真实”，“不可信”，不能反映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是用一件看似真实的事件表达作者的道德理想主义。学生我种评价本身，表明了一种独立判断精神，这种态度是五六十年代学生不可能具备的。我记得那时候学生们看完电影《雷锋》，都是激动万分，热泪盈眶，学校和班级里随即出现大量的好人好事。也就是说，当时学生的价值判断是一致的，随大流的，共性占压倒优势，个性几乎谈不上。这种特点实际上埋伏下了后来这代人价值观危机的祸根。

用老师们的话来说，那时学生天真又淳朴，有理想，有信仰，比现在的学生强多了。但是几乎没有一位老师提到，60年代教育出来的学生，为什么在“文化革命”中完全盲目地追随当时推行的一些错误路线，追随“伟大旗手”，那么起劲儿地参与武斗和打砸抢，而且愈到后期，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原来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都不见了。到现在，历经生活磨难的当时那批“老三届”、“老五届”的人们，分化十分严重，已全然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究其原因，有人把这归于少数领导人的错误，但是想像一下，如果现在有人想发动一场像1966年那样的“文化革命”，他能发动得了吗？现在的青少年学生能像当年的红卫兵小将那样不假思索地跟着错误的东西跑吗？

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学生比60年代强了还是差了？

领袖的错误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还在于当时学校的道德教育体制。如果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衡量，“十七年”学校道德教育并不是十分成功的。

“乔安山为救人给自己惹麻烦，这样的事不如不做。”有些学生们如是说。老师们则对学生的看法大加挞伐，说这种看法非常典型地说明了学生道德的倒退。

我却认为，学生这种看法说不定是一种进步。(www.xing528.com)

有一次我到北欧的芬兰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在小城于伐斯屈拉街头目睹了这样一件事：那是周末的一个上午，10点左右，一个50多岁的醉汉醉倒在马路当中，当时没有人上去管，人们仍在各自走自己的路。但是两三分钟后，一辆急救车驶来，把醉汉拉走了。我判断，可能是路边的咖啡馆、餐馆里的人见到此情景后马上用电话报警，而当地正在巡游的警车，可以在任何时候用三五分钟的时间到达城市里的任何一个角落。

还有一次，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次交通事故，发生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当时我驾驶着一辆汽车在从支路拐向主路时违反了交通规则（必须停车让主路上的车过去，确保安全才能转弯），没有回头看就转弯，结果和急速驶来的一辆车相撞。事故发生在闹市区，除了当时撞我的司机很有经验地叫住当时一个也开着车的目击者，记下了她的驾驶执照号码之外，路上的行人没有任何人围观，也没人上来“好意帮助”。当然，他们也不等警察来测量，两个当事人分别记下另一人的驾驶执照号码，就各自走人。随后到公路局，各自说出当时情况，并提供目击者的旁证，公路局立即作出裁决。那次，我自然是败者：对方的车由保险公司修，我的车自理，再申辩也无用。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法制社会。像这样的事，我过去从未见过，觉得很新鲜，很奇怪。但西方国家的法律就是这样。在西方，人们都知道，街上出了车祸，不要过去管，因为管的人有可能怀疑是肇事者，伤了人，自然有该管的人去管。

当别人发生事故后，西方人们首先想到保护自己，他们不愿意卷入与自己无关的事件，当然并不是没有人去帮助别人，但他们会选择自认为合适的方式。这种价值观其实无可非议。现在我国中小学生们的一些看法，有点接近发达国家里的普遍价值观。

类似这样接近的事情还有很多。譬如在西方，很多家长为了培养孩子的经济头脑，让八九岁的孩子把自己玩过的玩具拿到跳蚤市场去卖，或者在自家的“后院出售”中和买者砍价。现在，我们的小学生就有把自己玩腻了的玩具转卖给班上同学的。还有的学生在街头买了食品、贺卡之类，拿到班上加价转卖。这些行为，老师们都当作反面例子来说。我的看法是，对这些行为不要急于评判，因为它到底好不好，还很难说呢。这样做的孩子，将来未必不能适应社会。

在访谈中有的老师还提到这样的事：一个身体弱小的中学生被一个强壮的同学打了，他就把那同学装着饭的饭盒扔到地上，饭全撒了。老师主要批评了扔饭盒者。而扔饭盒的学生不服气，说：“这样的事儿您不要管，让我们自己解决。”

类似的道德冲突，很难作出公正的裁决，依我看，不如让学生自己去处理。因为即使老师不管，学生群体中也有约定俗成的一些“规矩”，究竟怎样做更公平，大家会有比较一致或接近的态度。身体弱小的孩子们会支持和同情那个打不过别人，但“社会智力”高的学生；爱主动打人的孩子们会同情那个打人的学生。让他们自己去分辨吧！只要他们认为事情可以“摆平”，就行了。前提是，不要影响上课，也不要打得头破血流。老师把两个人叫来，各打五十大板，有什么意思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在飞速发展，虽然有国有企业亏损、职工下岗之类的“阴暗面”，但那是对过去不尊重经济规律的惩罚，经过一段阵痛，还会逐步走上正轨。如果一定要纵向比较，我们完全可以说，新中国建国以来，现在是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最好的时期。因为从来没有一段时间，我们国家从高层到普通百姓都这样全心全意地搞经济建设。过去老是斗争，斗争！斗得大家物质上贫穷，精神上紧张，在学术上、文化艺术上也没有多少自由可言。

现在我们国家许多东西都是多元化的，譬如在外资独资企业中就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思想工作”。这种多元化的社会存在必然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社会要求它的成员不断调整自己的观念，以适应变化着的环境。而在所有的社会成员中，青少年一代是最敏感的，他们最少保守的东西，他们能最快地领悟到，什么样的行为最适应现代社会，而什么是最不适应的。无论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段历史时期，青少年总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不可以推断，现在青少年的道德价值观，是最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如果你承认我国社会是在向前发展的，那么青少年的道德价值观能够是倒退的吗？

问题的确是如此，现在的青少年学生，当他们看到有的家长下岗时，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程，不得不考虑自己将来怎样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的生存观，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他们的经济头脑，他们的消费观念，他们的法制观念，他们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批判态度以及对平等权利的追求，无不以最快的节拍与周围变化着的环境相协调。在他们身上，很少有我们成年人身上那些已经僵化的历史沉积。

回过头来，我们倒要反思，我们的学校正在实行的思想品德教育，能够很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吗？德育现实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一些确实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面对迅速发展的国家和社会，我们的教育观念要不要作些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