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左翼电影的声音景观与美学观念

苏　洋　北京电影学院

作为具有史学研究传统的国家，中国电影史研究在受到西方电影理论话语批评与自身研究理念发展中不断开启“重写电影史”之路。“重写电影史”的一个重要理论背景即西方电影理论和中国具体电影实践、文化环境、历史境遇的融合问题，因此电影史研究的主体性问题成为当前中国电影史研究的焦点问题。“重写电影史”的思潮渐而影响到中国电影理论研究的体系创新、方法反思和理论突破。在具体的电影理论实践中，典型的是媒介考古学研究方法的热潮掀起。媒介考古学以媒介视觉系统和感官经验为问题意识，作为理论与方法，有助于我们的研究超越传统电影史研究的藩篱，在更广阔的视觉媒介、技术、装置、活动、文本、科学等范围内，打捞那些一向被淹没的事物与经验，由此探究视觉、感知、经验、美学与政治。^[1]媒介考古学的跨媒介、非线性史观和媒介特性的研究方法实质上是对西方电影理论脱离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从社会文化境遇中看，媒介考古学的研究思潮掀起是基于城市化带来的现代性体验和媒介复合的文化生态。

在西方，早期电影与现代性关系研究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主要有两条研究脉络。一是芝加哥大学的汤姆·甘宁提出的“吸引力电影”（cinema of attractions），论述了早期电影在媒介特性上的感官体验与现代性的关系。甘宁认为，观看卢米埃尔兄弟电影的早期观众经历的吸引和惊动是一种直接“与现代性的遭遇”^[2]。二是米连姆·汉森（Miriam Hansen）将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引入早期电影研究，从感官体验和现代性的角度，提出“白话现代主义”（vernacular modernism）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诚然，西方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早期电影媒介特性的理论视角，突破了现代电影理论的范式。用张真的话说，汉森的理论“将有关现代性的哲学争论的焦点从心智移到身体，从预言移到现实，从上层建筑移到下层建筑，从崇高移到低俗，从个人移到集体”^[3]。随后，20世纪90年代华人电影学者开始积极运用这批重新思考早期电影媒介特性的电影理论与中国早期电影实践、文化境遇、城市发展的关系，开始重写中国电影史的学术旅程。从21世纪初至今，西方和华语电影学者的研究在中国国内电影研究中不断掀起热潮和反思。张英进教授在论文《阅读早期电影理论——集体感官机制与白话现代主义》中写道：“我提醒大家不要盲目接受集体感官机制说的主要原因是，早期电影研究不能只停留于描述感官表面，而忽略调查电影话语的意识形态内涵。”^[4]一语点明了西方学界在早期电影和现代性研究方面包括延续到对中国早期电影与城市和现代性研究上的核心问题，在于对西方理论缺乏中国具体历史境遇和文化情境的在场性和意识形态性分析，从而产生了概念上的含混和以偏概全。很多电影学者将现代性理论套用在左翼电影之上，不免产生囫囵吞枣和生搬硬套的研究现象。新电影研究需要处理电影非线性的发展、被压抑或掩盖的历史、电影媒介的生态和特定的历史脉络，以及旧技术对未来的想象。(www.xing528.com)

本文旨在对左翼电影的声音景观进行一次考察媒介的知觉和感觉结构的研究，分析左翼电影声音的跨媒介现象与左翼电影形成的声音景观的感官属性，在左翼电影声音景观构建的独特性和左翼电影创作美学观念的演进上发掘左翼电影的媒介特性以及媒介特性背后的意识形态表达策略，从而将左翼电影置于声音媒介的流动、场域和文化境遇中，考察左翼电影产生的现代性体验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