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馈调节器的埃尔格听觉技术的优化方案

法国电影艺术家和实验音乐创作实践者米歇尔·希翁致力于声音的研究，其在个人著作中提出了诸多新的概念，其一便是和人的知觉反馈紧密相关的“埃尔格听觉”。希翁表述道：“我们可以将一种特殊的听觉形式——即无论如何，我们同时是所听到声音的发出者——命名为埃尔格听觉。”^[1]“ergo”原为拉丁语词汇，意义为“因此”，在英语词汇中同样译为“因此、所以”，而“auditif”在法语词汇中译为“听觉、耳朵的、听力的”，这两个词语组合起来可以理解为“具有因果关系的听觉行为”，“我们同时是所听声音的发出者”即译者所使用的“埃尔格听觉”这一概念。这并非一种特殊的听觉形式，而是一种日常的听觉体验，希翁也承认：“一个听者，无论是完全意义还是部分意义上，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同时是其听到声音的负责人，那么便有埃尔格听觉的存在。”^[2]很大程度上，我们既是声音的发出者，也是声音的接受者，我们是所发出声音的负责人。当我们谈话、弹奏乐器、行走发出脚步声时，当我们更能够听到自我发出的声音时，便有埃尔格听觉的存在。在最新版的法语原著中，希翁为“埃尔格听觉论”（l'ergo-audition）加上了阐释性的标题——“我们即是声音的起因”（Le son dont on est la cause）^[3]。这种听觉形式同样可以与希翁所提出的倾听模式联系起来，其一便是“因果关系聆听”（causal listening），这是一种为了获取发音原因或找寻声音来源的聆听。“当声源可见时，声音可以提供关于它的补充信息……当我们看不到声音的起因时，声音就构成了我们了解关于它的信息的主要来源。一个看不见的声源可以通过一些知识或逻辑预测来识别。”^[4]可见的声源，例如当我们敲击一个封装容器时，会通过声音来判断它装满的程度。声源不可见时，例如我们通过脚步声来判断从走廊经过的人是谁，等等。在现实生活中，因果关系最为常见，也最容易受到影响和误导。但是结合埃尔格听觉来理解时，无论是倾听、判断、调节，还是再次发声，人自身的感知和经验储存都在不断地丰富和改善。

结合埃尔格听觉的效果来看，个体的听觉行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声音信息的反馈和自我经验的整合。这种倾听形式所带来的反馈作用也正是希翁所要展开探讨的点。“埃尔格听觉状态下产生一种特殊的反馈（feed-back）形式（不包括通过研习摆脱某些习惯），它能影响声音发出者发出或控制声音的属性。”^[5]比如人们在某些环境下，当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十分吵闹或不和谐时，会下意识地放轻脚步，降低发出声音的频次或音量。“埃尔格听觉自身拥有迥异于单独听觉（个人没有介入的声音）的特性，而且这个特性不能以无法为眼睛看到而被判定为被动（passive），因为它实际上能调动整个个体及其最大的能动性。”^[6]这也意味着在视觉之外，听觉能够最大限度地传递其信息，并对于发出声音的主体产生行为上的驱动，在因果关系的聆听下产生具有因果关系的实际行为。此外，借助这样的听觉反馈，人们可以通过音色变化更新对于事物的认知，即在声音变化之上，根据日常经验所得，赋予其更多的所指意义。设想一个生活场景，当人们用水杯倒茶时，一般会根据经验并听声音来判断是否倒满，这便形成了一种“埃尔格听觉”反馈，同时根据经验信息来驱使行动。但是，这种听觉作为反馈的前提是，已有的知觉经验作为储备，才能有进一步的辨别和调整。也就意味着，不仅仅是此时此刻的听觉活动，同时还要调动记忆中的知觉经验来加以判断，将当下的体验和经验结合起来的时候，才能做出相对正确的反馈和调整。如同柏格森（Henri Bergson）所说的“记忆的初始功能就是唤起全部与当前的知觉相似的过去的知觉，是提醒我们想到这些知觉前后的知觉，并由此向我们暗示出那个最有用的决定”^[7]。我们的听觉行为包含着完整的理解、转换、接受和储备信息的过程，不断丰富着知觉经验，通过这样的听觉反馈所带来的信息，可以对自我进行行为上的矫正。在希翁这里，“埃尔格听觉”被作为一种反馈调节器而运作着。

于是，当此刻的听觉活动吻合记忆中的经验时，感官则处于顺从的状态，当知觉与记忆不吻合时，则会发生矛盾。这种矛盾给人带来的综合反馈，也是知觉反馈调节器的重要特征。“我们感知的所有东西，都与我们自己的判断尺度相关。对于声音来说，也是同样道理。”^[8]听觉活动的反馈带来信息的接受和转换，它是一种能动性的行为，需要自我的调节和整理，同时可以通过经验的反馈来获取人们想听到的声音。同时，这种反馈也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希翁以歌手为例进行了阐释，歌唱新手可能会以为自己使出更大的力气发声，便会产生更好的歌唱效果，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真正对他们来说有用的是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进行练习。对于这种偏差而言，存在着当局者与旁观者的细微区别，“实际上，只有求助于另一只耳朵或者一种耐心取得的、具有分辨性的自我倾听（auto-écoute），一种针对做和听之间关系给予的真正教育，才能去除出现埃尔格听觉偏差的可能”^[9]。无论是倾听他者还是倾听自我，都是对于听觉活动的进一步完善，其目的在于达到更好的信息接受效果，可理解为对声音的转换和储存，也可以理解为对声音的内在编码，而去进一步丰富听觉的体验。(www.xing528.com)

从“埃尔格听觉”的反馈偏差及其处理上，我们可以引申出新的思考，即我们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听”这一行为，还有人在听到声音之后会做出相应的信息理解和接受，进而存入知觉经验，或所谓的记忆之中。如学者何一杰对这一形式评价道：“声音给予我们环境的反馈，这种反馈甚至帮助我们建立对自我的认识。”^[10]这种听觉及其反馈的活动，带给我们一种自我倾听的可能。它放大了听的意义和过程，无论何者，就听觉文化意义层面来讲，我们所接受的是听觉活动带来的意义反馈。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认为：“通过聆听以及其意义，我们可以塑造形象、形状，或能够发声的视觉图景，但是我们能想象声音和共振本身吗？”^[11]在倾听的过程中，我们听到了口音、音调、音色等，而意义则是从经验记忆或对所指倾听的探索，乃是共鸣之中产生的。“妙不可言、难以捉摸的声音——在我们对其的感知中如此清晰和准确，同时在它能够讲述的所有事物中是如此地具有扩展性”^[12]，我们对知觉世界建构起我们对于外界的理解，感觉的逻辑充斥于个体生命之中。“我们是在通过身体聆听，同时也在聆听身体。”^[13]通过“埃尔格听觉”下的因果关系，我们思考其作为反馈调节器的意义，厘清知觉与思想意义之间的互动，能够进一步理解我们以何种倾听的方式认识和存在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