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声音民族志的制作
当我们把声音置于人类学框架中时,一部分工作的关键是围绕着如何在录音和后期制作过程中去处理可以操纵的多个声音维度,直接在录音棚工作的人类学学者也需要在录音制作中参加涉及音乐家、工程师、制片人和其他学者的讨论。这与同期录音师、后期混音师需要拥有的能力不谋而合,例如对声音音色、空间感(通过使用回声、混响、立体声或环绕声制作)、氛围感和失真的调整和改善等。在这其中,空间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因为它是社会和聆听实践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具备人类学价值的录音作品中总是包括一些表演空间的还原,其维度包括近距离录音、古典音乐厅录音,以及对作曲家发明、想象出的空间特征的还原等。
2.记录自然
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以特恩布尔为先驱,在雨林社会工作的部分人类学家为声景研究的全球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充满茂密树木的热带雨林作为一个异常感性的生态环境,人耳可以听到的细节比眼睛看到的要更加丰富。由于对声学体验的强调,他们的民族志展示出一个沉浸在精神、生态和声音密集环境中的社交世界;他们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工作,承袭特恩布尔的经验将仪式视为表演,并将艺术作为象征系统的一部分,这些研究都寻求对社会凝聚力的理解。
3.记录“世界主义”和斗争(www.xing528.com)
早期热带雨林民族志中对于声音、历史、环境和地点的整体论研究方法,为一些学者在大城市环境、全球性环境以及一些因为社会斗争而无法企及的地域中的持续性工作提供了灵感。例如,一些学者曾经采用人类学方法进行城市环境中的声音实践,利用声音来模拟冲突区域或虚拟社区,他们重点关注当代声音表达与消费手段之间的关系。
4.全球化浪潮中的新形式
全球化的音乐产业和新的生产技术的流通使得音乐和声音产生了新的形式,这其中包括日本的嘻哈音乐、牙买加新形式的雷鬼音乐、美洲原住民社区的乡村音乐、其他新形式的美洲原住民音乐以及流亡音乐的新形式等。[22]从目前的文献看来,这个主题已成为现代音乐人类学的核心内容(因为篇幅限制,此处就不展开讨论了)。我们注意到这些新形式中隐含的所谓“时空共性”的深层意义,代表着我们可以通过声音来探讨时间、地点和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解声音与社会、地理和历史上的“亲密”关系,我们可以就此从全球化浪潮的声音符号中探索“人”的转变。[23]
从政治角度理解声音的产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在听到的声音中找到新的社会意义,这些声音与发现它们的新地方“自然地”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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