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景概念的历史与对聆听方式起决定性作用的技术改革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不论是声景本身还是与其相关的历史沿革，与声音的联系都是不可分割的。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关于声音理论的思考同时涌现，几乎所有学者都通过分析声音与时间、地点、背景的密切联系来热烈地响应录音技术的发展。如同拉托尔（Bruno Latour）[1]提到的，我们从这些密切的关注中可以得出：录音设备的更迭是“声音净化”认识论实践的一部分，这直接导致我们从周遭环境中提取声音的同时注意到声音与地点的连通性。
当我们将声音一词追溯到谢弗的书中[2]时，会发觉他呼吁“全面了解声学环境”时，也将声音引入广泛的流通场域中。谢弗研究中的“声景”（soundscape）有点类似于“风景”（landscape），因为它试图包含耳朵在给定的声音环境中暴露的所有东西。与“风景”一样，“声景”这一词汇包含自然和文化的相互作用，以及偶然性和组合性、即兴性和刻意产生的力量。同样，由于风景是由文化历史、意识形态和观察实践构成的，所以声景将聆听视为一种文化实践。
对现代科技导致的噪声污染的关注决定了谢弗的表述方式：声景伴随从自然变为农村再到城镇和城市的历史沿革，又通过数次工业和电子革命，变得越来越“吵”，愈加不能与人类的规模协调。在声景从“hi-fi”到“lo-fi”的变革中，这一表象掩盖了只通过录音技术的发展便能使得声景概念根植于聆听方式成为可能的事实。
谢弗最初提出这一概念是出于一种稍显“过时”的唯物环保主义。他在演讲中曾经反复表达出对于科技进步对自然声音带来消解的担心。这种担心的关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谢弗经常会重复讨论科技能力会拓宽目前自然声景中的人类规模——“噪声”被形容为“声音”的敌人；其二，他对声景整体性的渴望致使他批评录音方法的可操控性（可以调节时间和地点），这一特性将声音的自然环境的来源——从自然界特定的“此地” 和“此刻”转移到通过技术手段成为多样化的“此地（s）”和“此刻（s）”。针对现阶段声音和景观的这种割裂态势，谢弗创造出了一个新概念——“Schizophonia”（用于描述原始声音的分裂及录音技术导致的再现），而他对噪声污染和新兴城市声景构成的关注，使得这个概念在城市文化研究领域找到了坚实的后盾。(www.xing528.com)
适逢“声音文化研究”“声音人类学”的崛起和学界对“聆听”的关注[3]，声景这一概念与其他基于声音构建的理论产生了广泛的交叠[4]。围绕声音的一些学术研究中直接使用了“声景”这一概念或是谢弗创造的其他相关概念；其他一些研究则放弃更普遍的研究方法，借用声景的概念以及谢弗对声音、文化的理解去解析公共领域和文化历史[5]；除此之外，有关声学的不少重要课题从科学、技术和通信领域的研究进行切入[6]。
声景理论研究者之前已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行了特别的实践。在这期间，无线电广播纪录片、声音艺术和跨学科研究的交叉融汇已经初见端倪。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从学科角度而言，声景在人类学之外传播的范围比在其内部更加广泛；就地域分布来说，其概念在北美以外普及的程度比北美内部更高。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谢弗创造的这一概念与德里达的语法学有着广泛的共生关系，而德里达一派的研究明显较为关注文本，远离声音（sound）和嗓音（voice）；另一个可能是该理论在传播时产生的曲解和延伸。一些音乐领域的学者也在其研究中明确或隐含地使用“声景”，并赋予其新定义——“产生音乐的大环境”，却并没有真正运用声景理论探索和声音有关的背景环境本身；而流行音乐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使用这个概念用来指代内部声场或音乐表演和乐队演出的调性结构[7][8]，这种用法与电声作曲家使用该术语的方式重叠[9]。这些对声景概念的不当使用对于人类学和声景理论本身来说都是令人遗憾的，与此同时，这也限制了音乐研究和声音人类学交叉融合的可能性。
近年来，在语言学和音乐学研究视域下，建立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时空观上，声音可以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刻画和响应与其他声音和场景、事件之间的关联。而关于声音的声学维度、时间政治的研究和关于口头文化的研究，则进一步审视关于文本和声音的相关问题。如今，声景概念对人类学领域的吸引力会比过去数十年间更加强劲，伴随人类学研究领域、在地性知识结构中“身体”“感官”研究的回归，以及阿帕杜莱（ArjunAppadurai）全球文化景观论的提出，声音和声景研究在学界的影响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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