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互动的主体之间的个人体验

在故事片中，导演要求演员不看镜头，以免戳穿故事的保护膜层，惊醒沉迷在梦中的观众。但有个别导演反其道而行之，努力突破这一禁区，尝试诱发与观众的交流。在希区柯克《辣手摧花》（Shadow of a Doubt）这部影片中，连环杀手查理舅舅逼问有所怀疑的小甥女，那张特写几乎满屏的脸猛然转向镜头，也就转向了屏幕外的观众；沉入剧情而产生移情的观众对此咄咄逼人的场景猝不及防，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突破封闭的、假定性的“第四面墙”，这就是希区柯克营造的效果。

纪录片的拍摄，迥异于故事片的安排与设计，猛然闯入的摄影机与拍摄者必然会引起拍摄对象的注意。伊文思（Joris Ivens）在自传《摄影机与我》中就披露过这样的故事：初来中国的伊文思，不太会说汉语，但学会了“不要看镜头”这句话。很多纪录片人警惕地招呼被拍摄者忽视摄影机的在场，或者努力像人类学家一样，希望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争取拍摄对象熟悉相机乃至忽视相机的存在，获取像拍摄者到来之前那样呈现事物本来的面貌。可是，正因为建立起信任、亲密的关系，在《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中，纳努克会笑容满面地看向镜头，发出与拍摄者分享快乐的吁请；他在好奇地查看发出声响的留声机时，似乎也在回头示意拍摄者注意这文明世界的新鲜玩意。由此，拍摄时的场景一定是这样：越是熟悉就越渴望呼应与互动。只是，一些被拍摄者配合着表演装作不看镜头，或者面对互动的吁请，大多数拍摄者隐忍交流且最终按下不表。

纪录片拍摄者不能无视这一自然而善意的邀约，进而懂得自己不仅仅是一位作壁上观的“观察者”，摄影机与他连成一体，更充当诱发、催化事件发生的“触媒者”的角色。也就是说，他承认摄影机的影响，但并不把它当作一种负担，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媒介，可以启发内心幽微世界和追溯历史深处的媒介。这样，隐藏、躲避在摄影机镜头之外的纪录片人，可以轻松地走出来坦然暴露自己，可以不是敷衍对方，甚至可以自然地拿起麦克风大方地向受访者提问，且不追求清澈透明的生活原貌，只求记录“我在”之际两者相遇而碰撞出来的真实。因此，如同石头投入湖面引发出涟漪，火镰叩击石头迸射出火花，纪录片需要记录拍摄者带着摄影机在场时对被拍摄者产生的影响，并有意识地记录双方此时此刻的互动交流。

基于上述理念的法国真实电影，就和美国同侪倡导的直接电影拉开了距离。美国学者埃里克·巴尔诺（Erik Barrouw）这样总结两者的差异：“‘直接电影’的记录电影工作者手持摄影机处于紧张状态，等待非常事件的发生；鲁什型的真实电影则试图促成非常事件的发生。‘直接电影’的艺术家不希望出头露面，而‘真实电影’的艺术家往往是公开参加到影片中去的。‘直接电影’的艺术家扮演的是不介入的旁观者的角色，‘真实电影’的艺术家担任了挑动者的任务。”^[10]这个“挑动者”，不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初恋》（First Love）中安排出现的一名检查年轻情侣身份的警察，而是像让·鲁什和莫兰那样在《夏日纪事》中安慰有些羞怯的罗琳丹走向街头向巴黎市民发出“你幸福吗”的询问，是朗兹曼（Claude Lanzmann）在《浩劫》中带着翻译向奥斯威辛的幸存者追问彼时大屠杀的情形。这种强制性的询问过程和其他形式的参与行为一道，凸显了在“我在现场”这特定情景中的真实面貌，也就包括“我”对场景、事件的影响和改变，从而呈现主体之间真实、生动乃至冲突的互动关系。(www.xing528.com)

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用微观社会学的方法考察了一种促进团结的互动仪式。在他看来，微观社会学的核心不是个体而是情境；仪式形成一种专注的情感和关注机制，分享瞬间共有的现实；而互动则是情感能量的增强或减弱。“互动仪式理论的核心机制是，高度的相互关注，即高度的互为主体性，跟高度的情感连带——通过身体的协调一致、相互激起/唤起参加者的神经系统——结合在一起，从而导致形成了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同时也为每个参加者带来了情感能量，使他们感到有信心、热情和愿望去从事他们认为道德上容许的活动。”^[11]而在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看来，世界分三种：客观世界（外部自然）、社会世界、主观世界（内在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至少是“两个行为主体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在统摄着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生活世界”中，通过话语互动的“交往理性”达成相互理解。而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时，发现一切文本背后无不存在着创作主体，负载着他们的声音；而作品中的主人公，有着独立性、未完成性和内在的自由，他们“应对”创作者的控制，不再是消极的客体，而是发出话语的主体。这样，创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就不是单向的我（创作者）创造他（主人公）、掌控他（主人公）的关系，而是在复调的小说中，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的“我—你”之间多声部的对话。

如何显示自己的在场，怎样呈现互动的主体，纪录片人有的还只是简单地回应那投射过来的目光和在六度空间穿行的声音；有的则进入画面，带着话筒实施结构性的访谈；有的把电影幕后的设计、控制、操纵的过程与手段解密给观众；有的更带着几分自恋地揽镜自照、挥刀自戕……在呈现自我的路上，参与互动的主体间性被建构起来，而自我指涉的自我反射式纪录片自然不局限于身体的暴露，更触发着拍摄者与观众智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