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置身于罗兰·凯尔茨(Roland Kelts)所言的“日-美莫比乌斯环”(Moebius Strip of Japanamerica)[1]边缘的人,如今已经生存于一个卡通化社会。各种各样的动画角色闪现于影院、电视、电脑、平板与手机上抢占视线资源,立足于书桌和床头窥视我们的私蔽空间;它们诱导我们进入商场、饭店与游乐园,印刷在我们的手机壳和文具袋上;它们那皮毛、木头、塑料、橡胶的小身体奔走在儿童剧院或矗立在街边。“如果说20世纪的代表性影像是照片,那么我们生活的21世纪的代表性影像就是动态图像(Moving Image)。”[2]动画成为后工业社会俯拾皆是的图像符码,它的“存在变得无所不在”[3]。动画的特性及其与人类社会的关联也逼近了需要重新探讨的边缘。(www.xing528.com)
在法国“年鉴学派”及福柯于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 of Knowledge)中提到的权力与知识的考古研究、本雅明关于挖掘现代废墟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的新电影史、20世纪90年代以后展开的根据技术媒体文化的深层次无意识空间研究来理解数字媒介文化的多角度讨论中,“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正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它作为包含了再媒介化所指向的广阔的研究场域,“重新审视被当代媒体所掩盖、被遗忘的旧媒体,试图求得对新崛起的媒体或媒体整体的理解”[4]。将媒介考古学焦点放在发掘埋藏在历史地层中的“人工遗迹”,据此重新书写与现有的传统历史有差别的反系谱和非线性的媒介史。当我们把动画作为一种媒介来考察,从最初的哲学玩具到叙事电影再到艺术装置及媒介感官,它自身成了一个“迷人的主体”[5]。动画更多的是“一种语言,一种潜意识的映射,一种社会思潮的能指”[6]。媒介考古学扩展了动画的边界,动画“退化”为最初的杂耍和机械,甚至转码为具有物质特性的历史“档案”,空间中的动画基于承载媒介与发生场域建构着后人类拟像时代的数字景观,动画中的空间被分切重组,意图革新动画的历时性叙事语言;动画技术的不断迭代延伸着人的身体与感官,在支配和被支配、征服和被征服的两分法下,重构着技术和身体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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