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权利困境：恢复剥夺的自由

审美是一个关于主体感官体验、思维形式和心理需求的抽象概念，它以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建构着审美主体的社会实践和认知方式。每个人都有追求美、欣赏美、拥有美的权利和需要，这即是“审美权利”（aesthetic right），因此城市移民群体也理所应当地享有审美权利。“在都市化生存成为普遍性生存模式的前提下，审美权利成为一个被提上日程的重要问题。”^[2]对于城市移民群体而言，他们在向城市靠拢的过程中，除了寻求基本的物质需求，还应该获得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所享有的审美权利。

令人遗憾的是，移民群体的审美权利在很多时候都是被压抑、被无视的。这在城市移民电影中就造成了两种主要的困境。第一是视觉、听觉等表层审美感官的“被剥夺”，这种“剥夺”往往是无形的、不被主体所意识到的，在电影中的表达也较为隐晦。《泥鳅也是鱼》中的泥鳅住在一处待拆迁的破房子中，这处房子北靠公路，西挨铁道，夫妻俩的家常、孩子们的笑声混合着汽车、警车和火车的鸣笛声，一片嘈杂。家庭空间本该是一个安静的场所，可生活在底层的“泥鳅们”却不得不承受噪声的暴力侵犯，他们无处可逃，只能慢慢习惯那些强烈的声波，并接受其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刺耳的声音，有害的空气，过度的光线刺激，拥挤的人群，都导致审美和身体的双重损伤（aesthetically as well as physically damaging）。”^[3]城市移民电影所能揭示的审美感官上的权利困境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在现实的城市化生存中，城市主体所遭受的“剥夺”是全方位的。“人们在参与审美时，往往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审美感官——‘欣赏音乐的耳朵’和‘观看绘画的眼睛’，还有我们的味觉系统、触觉系统乃至皮下组织的各种感官都参与其中，这些被视为具有功利品格的感官也承担了审美的重任。”^[4]《扁担·姑娘》中，东子和高平的出租屋里充满湿气，他们不得不忍受令人作呕的霉味；《陈默和美婷》中的出租屋里没有暖气，他们经常会在寒冷的冬夜中冻醒。因此，城市对移民群体审美权利的剥夺不仅仅是视觉和听觉，更包括嗅觉、触觉和味觉等在内的综合感官体验。

第二是深层次的审美需要的“被剥夺”，这种“剥夺”则是比较明显的，容易通过故事内容和镜头语言予以呈现。滕华涛执导的《等风来》在一定意义上即讲述了一个不断寻找自我和尊严的故事，程羽蒙装高贵、改名字、争取意大利之行，都是为了获得别人的尊重，可最后她发现“自欺欺人”一直遮蔽着“有尊严地活着”，大城市带给她更多的是限制和不公。《美丽新世界》中，宝根为了一套中奖的房子来到上海，这是他的梦想和希望，可房子差点被房产公司骗走，自己则寄人篱下，受到金芳的冷嘲热讽。尽管电影用一种平衡叙事让宝根获得了审美需要，但是现实中的千千万万个“宝根”呢？他们何时能在这“美丽新世界”中获得一席之地？答案不得而知。对于个体来说，追求自我、尊严和梦想，都是人的本能，也是其审美权利的体现。马克思曾经希望每个人都能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但就目前来看，人的审美化存在和审美权利的实现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

我们可以用两种独特的现象来深入讨论种种“审美权利困境”的根源，一种是16世纪维系英国等级制度的“抑奢法”（Sumptuary Law），另一种是生活在马里亚纳海沟的斯威瑞拟狮子鱼（Pseudoliparis Swirei）。英国的一系列“抑奢法”要求按照经济收入来控制人们的穿着打扮和审美方式，王室、子爵、嘉德骑士、平民和仆人等不同阶层的人，其穿着必须与权力、收入的高低相匹配，特别是底层民众，不能穿戴金银制品，只能穿普通服饰。服饰上的严格区分目的是维护等级制度的不容僭越，如何穿衣打扮本来是每个个体都该享受的审美权利，却成了地位的象征。“每个社会都有其支配性的话语，它们占据了宰制和压抑其他话语的优势地位。”^[5]城市移民群体虽然并未受到如此严格的话语限制，但是城市生活中不可控的“贫富差距”问题却把他们困在金字塔的底层，现实困境不容许他们获得更多的审美权利。面对高房价，《路过未来》中的杨耀婷连把父母接来一起住的愿望也不能实现，无法获得“阖家团圆”的审美需要。尽管耀婷要比阿耐笔下的樊胜美幸运得多，但她们折射出的不正是大部分城市工薪阶层的悲哀吗？更有甚者还得为本该属于自己的薪酬劳碌奔波，《不许抢劫》中的杨树根和村里的青壮年在建筑工地任劳任怨地工作，却被故意拖欠工资。对于民工来说，他们的审美需要更容易被剥夺、被遮蔽。城市无形之中剥夺着移民群体的审美权利，城市移民电影揭示的正是城市种种不利于移民群体发展的客观条件成了审美权利困境的外部原因。(www.xing528.com)

再看存活于海底八千米极限处的斯威瑞拟狮子鱼，这种鱼在高压强和无阳光的深海环境中进化出了特殊的细胞组织，它们的身形较为纤弱，以小虾、有孔虫类和甲壳纲动物等更微小的生物为食。它们就像躲进了一个舒适圈，那里非但没有大型生物的攻击，反而有丰富的微生物，它们也因此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城市移民群体不也和狮子鱼一样吗？高压、孤独、羸弱，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我们在《北京你好》、《所有梦想都开花》和《奋斗》等影片中看到太多勤勤恳恳、激流勇进的“奋斗者”形象了，他们试图在大城市中闯出一片天，成为佼佼者。但事实上，更多的人选择了安于现状，《十七岁的单车》中的阿贵坚守在平凡的快递员岗位上，《大腕小保姆》中的槐花即使受到田大明女友的排挤仍然做好本职工作，《我是路人甲》中的群众演员们甘心在没名没姓的角色中摸爬滚打。像斯威瑞拟狮子鱼安身于深海一样，或许移民群体并不认为生活在底层是痛苦的，反而有着“井水不犯河水” 的自得其乐；或许他们只对实实在在的物质生活有基本的需求，而对诗意、绚烂、艺术化的精致生活不感兴趣。城市移民电影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些思考，城市移民群体对自身审美权利的无视或主动放弃促成了他们审美困境的产生。

因此，在城市移民电影中，移民群体所面临的审美权利困境主要是由城市固有的等级秩序和主体自身的审美差异两个主客观原因所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此类电影对于“怎么脱离审美权利困境”的思考是不够的，尽管也有像《和你在一起》这样的电影让农村少年刘小春实现了拉小提琴的梦想，获得了更高层次的艺术审美权利，但是绝大多数主人公都深陷审美权利困境之中不能自拔。“在一个处处充满审美伤害和审美剥夺的社会里，审美权利应该成为美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6]因此，如何通过影像方式来探讨审美主体的自主性、审美权利的普适性以及城市化生存方式的发展路径，这些也许是电影创作者们未来需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