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电影文化中的经典叙事法和思维逻辑：哲学与宗教视角的比较研究

张　冲　北京电影学院

朱光潜先生曾历数我国学术界“最危险的通病”，即“无爱真理的精神、无评判的精神、无忠实的精神、无独立创造的精神、无实验的精神”^[1]。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朝着良性态势发展的特征逐渐明显，如类型多元化、故事深入化以及观众最大化等，但纵观某些电影，朱光潜先生所说的学术界的“通病”在电影创作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症候。针对这种“最危险的通病”，朱光潜先生提出了三项“治病措施”，其中两项与“留学”相关，旨在了解与学习外国先进的思想与方法。同理，外国优秀电影文化建构所蕴含的先进方法与思想，有助于中国电影“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阐释悲剧时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2]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3]。他把“普遍性”作为叙事艺术的倾向或至高原则，所谓“带普遍性的事”，是“指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某一类人可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诗要表现的就是这种普遍性”^[4]。作为叙事艺术之一的电影，将图片从静止状态发展到运动状态，在其运动过程中形成了长短不一的时间轴，在此叙事时间轴上铺满运动符合可然与必然原则的情节，使其具有普遍性特征。(www.xing528.com)

在不同的电影中，电影创作者对普遍性的思考与认知不同，就构成了电影文化的不同层次及多元化特征。比如，曾为第五代电影导演写作剧本的编剧邹静之认为，电影创作的三种不同境界是“出故事、出人物与出情怀”^[5]。这一点不同于其他国家艺术者的创作认知，如罗马尼亚诗人马林·索雷斯库（Marin Sorescu）说“诗人费多尔·I.必须与哲学联姻。诗人倘若不是思想家，那就一无是处”；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说“用理性不能了解俄罗斯，用一般的标准无法衡量它，在它那里存在的是特殊的东西。在俄罗斯，只有信仰是可能的”^[6]。每位创作者在论及创作作品普遍性的时候，都会论及不同的标准。至于什么是优秀电影的标准，笔者比较认同恩格斯关于优秀戏剧的标准：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反映一定的历史内容，同时具有莎士比亚戏剧的丰富性与生动性。本文从此标准出发，尝试从中外电影文化建构中的经典叙事法、哲学因素、神学因素及非理性因素等几个方面对中外电影的不同文化建构进行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