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红海行动》《战狼Ⅱ》为代表的重工业电影在国内获得口碑和票房丰收的同时,引发了学界的大量关注,中国电影工业美学成为电影理论界讨论的重点话题。2019年,《流浪地球》和《疯狂外星人》等科幻类型影片的出现,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流浪地球》也一跃成为中国电影发展阶段中现象级的影片。围绕这一主题,关于中国电影工业美学中想象力的相关讨论也不断涌现,主要有“中国科幻电影,想象力虚拟美学、游戏美学、虚拟消费”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美学”等。这些概念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一方面是对目前中国电影实践发展的经验总结,另一方面则是对电影中想象力究竟是什么的理论总结和探索。
上述概念的产生将电影中的想象力研究明确指向对电影中拟真世界和现实中真实世界辩证关系的理解上。在制作技术娴熟且高度数字化的工业消费社会中,真实世界的边界通过观众(电影接受主体)的想象力被不断延伸,那么严格意义上的客观真实世界和存在于观念中的主观真实世界的区别如何被界定和被看待?在这一问题上,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学者针对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媒介进行了诸多思考。
在社会学方面,让·鲍德里亚、皮埃尔·布尔迪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和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等著名社会学家通过对后工业时代消费现象的观察,聚焦于电影等大众文化的商品消费行为研究,揭示商品消费背后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观念影响转变过程,认为大众文化消费通过虚拟仿真世界对现实存在社会进行干涉,继而模糊了以往清晰的社会结构边界和价值评判标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让·鲍德里亚直接将消费社会下的社会真实和社会想象对立问题从社会消费结构批评中抽离出来,赋予其概念身份——拟真社会理论。拟真社会理论主要是指在后工业时代,消费文化通过商品控制消费者的观念,形成一个超越真实的虚拟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观众对真实的判断已经不准确,而仿真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真实社会并给予观众最大效用的满足感。鲍德里亚在其著作《象征性交换与死亡》中谈到,消费社会中仿真环境驱动了观众的想象力,主要经历了工业化时代初期的模仿图示社会、工业化时代中期的生产图示社会和工业化时代后期以消费符号为统治模式的仿真图示社会三个过程。在第三阶段为代表的后工业化时代,以电影和科技传播为主流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大众对文化商品的消费已经脱离了物的价值,转向符号消费的过程,而社会凭借大众媒介在消费者观念中塑造了一个“比真实还真实的世界”,鲍德里亚称之为“超真实”仿真社会。这个仿真社会通过模拟抹杀了真实和幻象的区隔、真相和意向的界限,“通过复制性的媒介,如广告和摄影,真实获得了细致的模仿,由此导致景观的终结,将真实变成超真实。通过不同媒介间的复制,真实成为任意的……”因此,消费社会中大众媒介对现实生活进行模拟,让观众在媒介消费中通过影像的符号模拟而陶醉在仿真社会所建构的精致符号幻境中,通过电影构建出的视听虚幻满足自己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这种认识的现实原则和目的被模糊,影片中的时空维度也可以归顺于仿真世界中的虚构原则,意识形态呈现让位于虚拟叙事模型,而最重要的是在消费过程中得到对超现实社会的心理实践体验。(www.xing528.com)
在电影学研究领域,诸多中外学者对电影中的想象力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安德烈·巴赞、鲁道夫·爱因汉姆(Rodolf Arnheim)等,一方面强调“电影影像本体论”,即电影作为决定论生成的外部影像,是一种主观的真实,具备了创作者经验中对于真实世界幻想的一切可能条件;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电影语言进化论”,进一步探讨了影视技术手段对电影主观纪实的创造性贡献,并坚持电影语言的发展调和了“画面”和“真实”这一对哲学命题的矛盾。承继巴赞的研究,克里斯蒂安·麦茨、皮埃尔·帕索里尼(Pier Pasolini)、温别尔托·艾柯(Umberto Eco)和彼得·沃伦等学者从符号语言的象征表意、电影语言的结构叙事和艺术对真实的反向超越等角度,将目光转向对电影本质的探讨,虚构和现实的思辨从电影时空转向叙事再到影像的主客体关系,“一时间,电影的真实讨论把电影从是什么到为什么一揽子问题都牵扯出来”[3]。而进入后工业时代和消费社会以来,随着电影技术手段、电影工业水平的不断提升,娱乐化、商业化和大众审美的集体狂欢让电影理论研究处于理论分散和价值多元的时期,电影由此进入了所谓的“文化产业”大众传播商品集合领域。对于电影中想象力关于真实和拟真的研究则进入了“后假定时代”[4],按照学者陈旭光的理解,“后假定时代”中电影影像的“‘假定性’ 是指艺术家和公众对某件事的‘默契’,他们共同约定对艺术抱相信的态度”[5],即基于社会真实表达界限可以被观众“观念相信”的一致默契打破,基于对想象力的自我相信让电影艺术所带来的怪诞、夸张、虚拟和幻觉都成为电影美学中现实再现的前提条件。继而,通过互联网和高科技手段的集合,将“假定的态度”和“假定的手段”结合起来,直接构成了后工业时代和消费社会下的“拟真现实”,并对技术投入和艺术创作的成本预测投入在电影工业的商业考虑方面予以经济评估,直接为想象力的消费创造了现实条件和衡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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