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行为的层次与影像艺术的意义传达

如果我们理解了影像艺术的多种形态与媒体形式，深入地理解“胶片—模拟—数字”背后的现代发展逻辑。其中，传统观点承袭黑格尔美学，认为影像艺术的发展遵循着科学技术与艺术的历史规律，以主体的自律性不断使自身获得完整性，没有所谓的文化、政治制约着这项艺术的发展。其实，自从法国政府买下达盖尔（Daguerre）的摄影术专利以来，人类的观看始终被摄影术（后来又是电影或影像）左右。近200年来，我们难以真正地栖居于影像所保存的世界，无蔽地面对真理。之后，影像艺术的发展也使得我们完全被动地驻足影像赋予时间、运动的容贯平面中。直到我们身体的观看被无孔不入的现代性转化为对象，成为论述的基本问题，而我们却仅仅将其批判为文化工业对日常生活的解构。

写作模仿世界，艺术创作模仿自然。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影像艺术的创作将人类的诸多经验集合在多元对象的想象中，其中也包括了人的思考和肉身的观看。可是观看变得多元，凝视中却也早已掺杂了现实政治的考量。著名纪录片《人生七年》在2019年重归BBC频道^[7]，在这每7年一部并持续近60年的系列纪录片中，英国各阶层子女的人生在影像中徐徐展开，我们作为主体对作品中的人物信息进行整理，形成理解和认识，同时当我们观看与阅读时何尝没有将自身的情感投射在影像内。不过，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观看易位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审美。作为主体的观看和作为客体的、被对象化的肉身观看在看似复杂多元的所谓观看行为中反映为一种秩序：人类的生命形式如何以赋予影像象征的方式占据了观看者本身多元的生活。更复杂的情况是，人类的社会自我组织是如何通过符号来实现并在符号中获得反映。例如，我们会不会由这种观看进而思考影像所展示的语言、货币、图像与影像实现了人的社会关系总和？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总和，它与个人的特质有关，还是与社会生活的文化形态有关？

现代社会中关于影像艺术作品的观看关乎一以贯之的艺术本体论的探究，关乎对观看的解析更多地与影像中建构起的围绕文化的共同体意识有关。正如德勒兹玩笑似的评论电影作为工业艺术的尴尬境地：它既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8]。哲学的思辨传统使我们尽量将与之无关的因素剔除，但现实中影像作为载体、媒介、世界形象的根茎却把所有萦绕周遭的事物裹挟其中，排列组合。我们只有通过观看来体认时间流逝、质料运动。当观看行为作为现代社会的文化现象反复进行，便会有越来越复杂的意义赋予在影像艺术作品之上。我们观看影像之后的评价往往受到某些数据的干扰，例如票房、收视率、点击量等。也许我们并不认同现代文化工业背后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但不能否认这些数据承载的意义在观看行为持续进行时被强化。这意味着，将观看对象化的主导因素不是影像艺术本身的纪录传统或媒介形式，而恰好是观看发生的场域——现实世界中我们所想象的、理解的艺术。与海德格尔、德勒兹论述的艺术是创造性地保存真理，电影因运动与时间的真切而比艺术更复杂相比，现实世界中的“艺术”范围更广阔，它要求必然是可理解、易于理解，甚至无需理解而作为观众能直接获知其意义的极端大众化的作品。它们作为艺术作品以“反艺术”“反哲学”的现代民间艺术姿态存在于世。使之流行的要素也难以把握，或许只是一句无厘头的台词，或是一种身体语言。

不过，影像艺术恰好以深邃又直接的媒体形式，在微观层面上解释了人类的行为并将解释上升至赋予它解释的关系中。多元的观看终究是由一种社会文化、秩序引申出的，我们对观看和影像艺术作品的解读产生之时必然满足了一种需要，只是这种需要是否对各个文明背景的人们都有效。将文化视为隐含在结构主义思维底下的公理与必然结果的产物，或许本就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差异。这是人类学习惯讨论的问题。人类学家习惯于通过田野调查获得学术资料，而对于影像艺术作品观看者的我们而言，在观看都被对象化的过程中是否仍然可以明白——影像中呈现的视听经验包裹起来的真理还是无蔽的吗？我们甚至可以说，影像艺术作品解除了对世界的遮蔽，但当我们观看时又以另一种方式将世界遮蔽起来，同时还将自己一同包裹在其中，唯有时间的流淌和不断解读分析流溢出的意义是可被察觉的。问题在于，处于信息时代，我们的观看被双重对象化（作品与观看行为），我们只能在观看保存的经验中明晰此类的意义，进而明晰影像艺术本身。而这种结构的复杂性本身即是现代社会文化生活的魅力。

【注释】

[1]BADIOU A.The Adventure of French Philosophy［J］.New Left Review，2005（35）：67-77.

[2]德勒兹.运动-影像［M］.谢强，马月，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90.(www.xing528.com)

[3]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和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对于20世纪50年代英国文学研究中的“宏大叙事”感到不满，认为文学更应该接近劳工阶级。因此，威廉姆斯与霍加特于1964年成立“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开展大众文化研究，早期研究多集中于社会现象与意识形态、种族、阶级、性别等工业时代社会现象的关系。“伯明翰学派”也成为通俗文化研究的代名词。之后，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方法，影响广泛并深远，逐渐超越了严肃学术研究的范畴，成为部分纪录片工作者的思想工具。

[4]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美国人类学家，1925年赴南太平洋萨摩亚群岛进行田野调查工作，并留有影像资料。但米德之后出版的《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对现代社会青少年成长与性别政治议题的讨论引起较大争议。她通过田野调查与影像记录工作认为，男女之间并无差异，男女性别之间的政治关系由文化决定，即女权运动通过文化改造和斗争实现性别平等是可行的。

[5]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M］.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4-6.

[6]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的生命［M］.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115.

[7]《人生七年》为中译片名，原名为《7 UP》《14 UP》，以此类推至2019年上映的《63 UP》。导演迈克尔·艾普特（Michael Apted）自1964年开始拍摄纪录片系列的第一部，采访来自英国不同阶层的14位7岁儿童。此后每隔7年，艾普特都会重新采访当年的这些孩子，倾听梦想，畅谈生活，诉说无奈。

[8]德勒兹.运动-影像［M］.谢强，马月，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