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传统的文教政治的重要性

我们往往一观看影像便悬置了对其本体论意义的追问，看到经由艺术作品保存的世界性意义的真理无蔽地敞开。现代人在影像中可以观看到比任何人类创作都要精美的矿石，体验到比任何现代文化生活都要直接的生活经验。我们便借由观看影像，沉浸地进入根植于大地的劳作。我们眼见一朵花开的美丽，老虎扑食的迅猛，宇宙万物运行的精妙。除去批判性的思考，这些瞬间引发的惊叹同样存在于我们对三和人才市场中人们生活的沉痛和对一只宠物猫私密活动的豁然中。影像以本体属性生发的多种媒介形式对现代社会的文化生活塑造更多地体现在一种类似博物学、文化人类学的结构中。当把纪录电影传统纳入人类学的框架中，我们会发现德勒兹所讨论的电影比哲学、艺术、科学在社会意义上更为复杂的论断是得以成立的。影像成为学术化文本的媒介，同时天然地带有古典学教育的成分。这些复杂的属性无不回馈至我们所依赖的思想方法，导致现代社会对影像本体属性认知的间离。就目前信息时代多种媒体形式传播影像的技术现实条件下，影像通过碎片化的时间占据个体的接受信息渠道，又以相对私密化空间的技术终端将个体的阅读体验转变为更友好的观看模式。影像的文化功能可以说是建立在现代科技与现代社会普遍均质化的形态上的。影像是剧场、电影院中的电影，也是家庭空间、私密空间中的异样文本。记录的形态使影像建构起一种结构主义的互文关系，成为一种纽带。不同于新闻意义的传媒体验，影像的能量不在于对所谓真实的记录，而是影像的复杂本体论属性同时面朝个体和社会，敞开其保存的世界性意义之真理。

在当代世界，大多现代国家都有一类文化机构在孜孜不倦地制作系列影像作品，面对每个公民进行科学普及、文化教育、社会讨论的行动。例如，英国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英国广播公司）、美国NGC（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国家地理频道）、日本NHK（Jap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日本放送协会）、中国CCTV-9（纪录频道）等。此类机构在传统上有着电视台背景，二战后的电影研究关注讨论电影本体问题时，总是因其学术史背景、制作背景将此类影像作品排除在外。电影研究领域始终有一条文学化的理解思路，即认为故事电影形态的作品是电影作为艺术的发展主线，纪录电影、实验电影因学术与人文的元素更浓厚而被区分出电影研究主流，逐渐靠近人类学、艺术史的研究范式。我们可以认为此现象是西方现代学术体系系统化分工交叉、无限细化的产物。须知在现代学术体系之下，即便是某一学科内部，方向不同，学者之间依然有可能完全不明白彼此的研究方法与成果，甚至互相之间难以交流的局面仍会出现。正因如此，欧美世界的大学系统才会在近30年时间里强调基于古典学与哲学经典的“通识教育”。围绕影像延伸而出的学术研究也是如此，二战以来，电影本体论的讨论在回避观看经验的同时，将戏剧文学列为重点。显然，戏剧在古典学“德性”的核心议题下有着国民教育的重任，但是与纪录电视系列片一样，作为公共剧场中的影像——故事电影，作为家庭私人空间中的影像——系列纪录片，共享同样的文化启蒙的精神内核。也许在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消费”的社会组织架构下，现代人可以同时在剧场、网络平台、自媒体移动端同时观看同一内容。需要考虑的是，因媒体技术与艺术形式构造的不同形态与空间中的影像艺术作品在其本身被观看的经验中明显地具有“是否沉浸式地进入艺术作品”的差别。于是，系列短片的影像形态恰好将观看截成片段，使之更有文学结构特征，更接近阅读。(www.xing528.com)

我们无须复述英国文化研究方法论^[3]与BBC系列纪录片，或是北美现代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通过电影记录、论述的萨摩亚群岛少女与性别政治的文化决定论之间的关联^[4]。关于影像在二战后现代社会的价值，有一点已经十分明显：影像艺术作品尤其带有科普文教性质的系列纪录片，它们的创作者试图让观众从作品中体验到的是一致性。这基于现代人类学所论述的跨文化一致性是现代文化多元论的基础。可是现代性社会中，此多元是根茎式的，是一种“世界—树”的形象。只有当多元成为实体时，“多”才能终止与“一”之间的任何关联——无论“一”是作为主体或客体，自然的或精神的实在，还是作为形象和世界。可见，多元的背后仍然是19世纪以来殖民世界体系的西方文明中心论^[5]。我们从影像中获得的知识与通过艰涩的学习获得的并无不同，并且影像中得来的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权威。但我们想象过这种权威的来源仅仅是影像艺术作品保存的世界性的真理吗？我们通过观看加入一种生活方式，认同一种价值。因而，当重新审视把讨论影像艺术本体问题剥离出的意义时，我们会新奇地发现对影像的观看行为本身仍带有文化政治的意味。我们便不难推论，无论故事电影还是系列纪录片或小视频，甚至所谓影像装置、未来媒体艺术，身体性的观看行为即带有文化政治的因素。如同我们对艺术作品的审美行为并不完全依靠美术馆、画廊系统的展览形式一样，观看与影像艺术作品的联系并不完全依靠作品内容中介。观看行为的公共性消弭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我们对影像艺术作品的研究加入了人类学研究范式。19世纪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兴起，在讨论“文明”这个概念时，社会科学家们需要文化研究或至少是跨文化案例。一项社会事实的存在，是它对社会秩序具有功能，还是它对个人具有功能？可被观看的系列纪录片的确对此问题给予了难以辩驳的答案，它使得普通观众在作品面前成为被赋予价值的个体。当多种形态与媒介的影像艺术以文教方式完成对个体生活的建构后，我们便将一项重要的权利献祭给了文化政治的共同体，成为赤裸的生命^[6]，也使自己的日常行为成了对象，可以被独立地展示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