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化”是参与式行为影像的重要语言，也是实现参与式艺术现场的技术方式与美学构成。参与式行为影像由于理性工具的介入，既有某种主体的在场，也有去人类中心视角的可能性，具有间离日常化的陌生感。工具的不同功能的使用与操作，对现场关系的发生有着不同的效应，比如，一台监视器一边“参与”人类活动的现场，一边也被现场参与，构成一种无形的“制约”与“规范”。就功能而言，参与式行为影像是对关系的“认知”与“解放”，影像工具的在场，是以一种沉默式的在场方式，使交互社群和参与个体之间形成某种沟通的桥梁与理解。究竟如何将一种机械性的工具软性地介入，并可以合宜地连接到主体与世界的关系，正是参与式行为影像亟须解决的有关技术性问题。
1916年，俄国形式主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在他一篇名为《词语的复活》的文论中写道：“旧时的语言艺术家们的作品的命运，也同词语的命运一样……必需创造一种新的、‘困难的’（克鲁切内赫语）、在视觉上，而不是在认识上有特定用途的语言。”[2]1917年，他在《艺术作为手法》一文中，提出了“陌生化”或称“奇特化”的观念，从理论上对“文学性”进行了界定。此后，德国戏剧理论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将“陌生化”（德语为Verfremdung，又译为“间离法”或“间离效果”）进一步用于戏剧、行为等其他艺术领域，确立“奇特化”效果在戏剧表演领域的美学思想。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不仅仅是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什克洛夫斯基以文学为对象，强调内容与形式在艺术上应超越常境，将“陌生化”作为一种恢复、唤醒的语言方式，以转换常态的表现方式，重新获取一种新的感知体验。而布莱希特则以戏剧作为实践空间，将这个美学范畴拓展至社会批判领域，使其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性批判主张的概念，意指一种方法，也指向方法的效果。戏剧的现场也是社会的现场，“陌生化”具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认知特性，方法和效应指向观众们对戏剧内部结构的人情、事件、关系的理解与分析，从而推至对社会关系的理性科学精神的研究，在当时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与立场。不难看出，布莱希特对陌生化的阐释与实践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的政治语言，他将共鸣与永恒化、陌生化和历史化联系起来，从而将陌生化戏剧的开放性、可修改性看作它具有社会批判功能的表现。最终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第二自然”意识形态的批判，乃是对现代艺术的一种非常具有典型性的政治辩护。[3]日常的现场是否是一种相对布莱希特所谓的永恒的、被遮蔽的现场，人们日常的关系、行为的语言方式、认知的方法是否备受固化而变得难以陌生？如何切入事实的现场，以某种想象力对已有现象进行再度实践？通过社会参与式艺术的特殊路径，使戏剧的现场转换为日常的现场，再以影像作为陌生化工具进行现场行为实践，这一艺术活动需要面对两个障碍：一是如何将影像机器的介入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二是如何利用“陌生化”且规避“陌生化”语言在影像呈现与传播中形成的又一壁垒。(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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