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救赎思想的研究者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认为,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的电影《柏林苍穹下》(Der Himmel Über Berlin)是一部“注定要衰落的信仰声明”,而非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历史天使”那样成为救赎的寓言。本文将考察文德斯电影中的孩童场景,并结合本雅明在孩童经验上的讨论与立场,试图论证作为原初象征和异质力量的孩童视角恰是影片中资本主义商品社会里“心灵废墟”上的救赎寓言。
哈贝马斯认为,若要将本雅明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路径相照对应,前者的理论可以看作对立于后者意识性批判的拯救性批判,他将这一洞见直接在文论标题“拯救的批判”中呈现,以突出本雅明思想中的救赎立场。与此同时,从“拯救”角度出发对本雅明思想进行评述,影响最为广泛的当属理查德·沃林和他的专著《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该书以救赎意识作为知识分子立场来试图串联起本雅明神学思维范式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连贯性。该书中,一条有关维姆·文德斯电影《柏林苍穹下》作为本雅明废墟意象的影像化呈现的脚注尤为瞩目,该注释如下:
“后现代主义的电影导演韦姆·温德尔1988年创作的电影《柏林的上空》(Wim Wender,Himmeh Über Berlin[1])是这一现象的最佳例证。该片是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的散漫改编。在该片中,降临人间的天使对当代柏林及其不幸的居民进行了调查。片中的都市景象荒凉而了无希望,确切地说就是一个人间地狱。这自然是现代性废墟的一种隐喻。但与本雅明不同的是,温德尔的影片中没有什么‘弥赛亚可能从中进来的狭窄的门’的暗示。结果,该片完全成了一种注定要衰落的信仰声明。一点也不像本雅明的‘历史的天使’那样,是一个救赎寓言。”[2](www.xing528.com)
在这里,沃林在强调本雅明救赎立场的同时,将文德斯的电影《柏林苍穹下》视为毫无救赎可能的反面。在沃林眼中,文德斯在电影中呈现的无论是物或人的柏林废墟,不啻为“了无希望的都市荒凉景象”,毫无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所谓的“弥赛亚随时可能侧身而入”的救赎可能,它们无论如何是“与本雅明不同的”。如果说本雅明的废墟美学中有救赎的可能,有“弥赛亚随时侧身而过的时时刻刻”[3],那么文德斯在影片中呈现的不过是“剥夺了乌托邦敏感性”的无望,沃林甚至将这些影片中(看似)毫无救赎希望可能的市民景观称为“该现象的最佳例证”。甚至说,与沃林对该影片“注定要衰落的信仰声明”和“毫无救赎暗示”的无望论断相比,影片创作年份的笔误都不值一提。
然而,只要对文德斯电影中的孩童场景稍做留意,不论是电影开始时最先发现天使的孩童群像作为“显性角色”,还是天使口中观察蕨类生长的小男孩作为天真经验的“隐形角色”,更有作为影片旁白的奥地利著名作家、剧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的诗歌《当孩子还是孩子时》(Als das Kind Kind war/Lied vom Kindsein,又译为《孩童之歌》),都会让沃林的这条注释显得武断和可疑,这也是本文的出发点。同时,倘若延续文德斯的该片创作感言,那就是“柏林城市的守护天使,本雅明的历史新天使是该片最重要的灵感”[4]中暗示的该片的哲学底色,本雅明的历史哲学和救赎美学是理解该片的重要路径。由此,针对上述疑问,倘若结合本雅明救赎哲学的孩童立场,不论是孩童经验作为历史原初的隐喻,还是孩童视角作为当下空间解构和反思的异质性介入力量,更能为反驳该条论断找到充足的理论依据。因此,本文将从以下路径进行尝试:一方面,笔者将对本雅明文论中的孩童立场进行梳理,以呈现孩童何以成为帝国图景中的救赎可能;另一方面,笔者将结合文德斯影片中的孩童时刻,尤其是充满本雅明孩童视域内涵的场景、对话乃至旁白中的孩童诗歌等元素,梳理出作为“原初象征”和“异质力量”的孩童时刻,考察文德斯何以用影片中俯拾即是的孩童元素来为资本主义商品景观中的废墟隐喻安置救赎的可能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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