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中的政治结果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

在欧洲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徜徉之后，有必要对主要观点进行总结与讨论。这里提出三个主张。首先，由于在中世纪发展出了特定机制与权力关系，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具有建立民主政府的可观倾向。在莫斯科俄国、中国、日本以及其他地区没有找到欧洲政治结构中的分权主义宪政的对应物。在这一点上，重要的是需要避免将欧洲历史的政治结果仅仅看成是开始于经济现代化的过程。议会要早于资本主义。在没有搞清楚欧洲的中世纪历史、代表大会、地方政府以及市镇特许状的重要性之前，不能对欧洲国家与非欧洲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其次，近代早期欧洲的战争引发了军事现代化，并对国内资源进行利用，这对于绝对主义政治结果而言，至少与压迫劳动的农业系统以及羸弱的商业冲动一样重要。在勃兰登堡-普鲁士，引起等级议会倒塌与绝对主义政治崛起的是战争而非经济变革，虽然，正如我们所见，将农业出口引入东埃尔比亚平原，也具有相反的宪政主义后果。最后，战争对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形成至关重要。导致普鲁士与法国建立起专制国家的是战争而非国内压力。容克地主们并不需要一个运作精良的国家机器向西面贩售谷物，或者将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摆脱霍亨索伦选帝侯王室统治的普鲁士，是迫于战争并为战争做好准备的机器。

我已经对军事现代化——主要是17世纪——带来政治改革的各种变量模型进行了说明。面对沉重而持久的战争，国家需要大量调动国内资源，摧毁中世纪宪政主义并带来军事-官僚式国家的崛起。其次，在战争不严重的地区，或者在不需要对国内资源进行大量动员（通过国外资源、联盟、地缘优势以及商业财富）的地区，宪政的冲突就轻得多。宪政政府维持民主并为民主发展提供基础。第三，在战争繁重且绵长、在国内政治阻碍了军事现代化和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在无法从国外资源、联盟、地理或是经济优势中获益的国家，其主权就丧失在其他向外扩张中的强国手里。

在普鲁士，军事现代化需要对其国内资源进行全面动员，这破坏了等级议会、地方政府、法治以及个人权利。以军事为中心的绝对主义取代了宪政政府。普鲁士国家对社会施以越来越多的管理，并控制自由长达几个世纪。同样，法国为三十年战争所做的动员破坏了或者至少阻碍了这个国家的众多宪政制度，对波旁王朝的表述与霍亨索伦王朝不相上下。但是由于财政危机、农民起义以及精英的背叛——普鲁士则都没有——法国绝对主义在18世纪后期垮塌，激烈的社会运动为民主提供了第二次机会，一个并未延续既定宪政体制的更为艰巨的机会。

英国则远离欧洲大陆这片战场。它参与的战争不过是和小型海军或一些私掠船进行的海上冲突，完全不需要对资源进行大量动员。英国从来没有独自与主要大陆力量进行战争，其中的两个盟友——普鲁士与西班牙——自身就是绝对主义国家。17—18世纪，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表明，由于与普鲁士和西班牙军事-官僚绝对主义订立了契约，英国的宪政主义而得以部分地保存，后两者的军队对抗英国的敌人，减少了英国动员国内资源的压力。战争对于英国而言，可以通过日常的议会补贴进行筹资，这就保证在政治过程中集会的庄严性。斯图亚特时期，由于战争以及军事改革引发的宪政冲突要少于国内政治与宗教问题，其结果是英国内战与光荣革命。财政权益就在议会的手中，甚至在克伦威尔的手中，而直到17世纪末期，宪政依旧保持了完整性。事实上，由于消除了皇室特权与宪法侵入之间的灰色地带，以及在议会嘈杂的会议室中发展出的政党组织，宪政政府日渐强大。从一个中世纪笨拙累赘的等级会议开始，议会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波兰面临着众多强大的敌人，但没能对其贵族骑士主力进行现代化改革。由于其选举君主制的孱弱以及贵族阶层的政治权力，军事现代化毫无可能。波兰并不存在一个能打败等级会议并发起国家改革的权力中心，而吝啬且党派纷争不断的贵族本身拒绝军队现代化。用一支陈旧不堪的军队来保卫宪政政府，其代价是巨大的——波兰被俄罗斯、普鲁士以及奥地利瓜分。当普鲁士和法国的宪政陷于国内君主权力时，波兰则屈服于国外军事-官僚绝对主义。

瑞典和荷兰可能是理论上最为翔实的案例了。尽管饱受战争之苦，瑞典在外国的土地上战斗，并依赖从敌人与中立国攫取的资源。由此，宪法压力较轻。与荷兰联盟的各大力量的帮助、地理优势对侵略者的有效阻碍，以及商业所带来的巨大财富，让荷兰共和国的宪政政府获益匪浅。商业寡头成为廉价的国家替代品。

这六个国家都以我称之为“中世纪宪政主义”的形式进入了近代早期。即，政治权力并不是高度集中在官僚君主的手里，权力分散在王室、等级会议、市镇会议以及其他地方政府中。法治普遍存在，大多数人享有个人权利与自由。关于军队现代化对于中世纪欧洲宪政主义影响的主要论点可见表10-1。

表10-1　战争、资源动员与政治变革

续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研究的每一个字都关注巴林顿·摩尔对于同样问题的经典研究^[1]。同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社会的起源》（The Social Origins）这本书，本研究根本无从着手。这一代社会学家已经从他的研究地图中获益匪浅，而未来的社会学家还会如此。你在寻找他的纪念馆吗？请看你的周围。对结论进行比照并讨论其兼容性是至关重要的。其模型强调了农业商业化的重要性，而我的看法更侧重军事和地理变量，至少在我看来，它们是可以共同存在并相互补充的。当然，也有必要指出一些分歧之处。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是，中世纪欧洲拥有多种制度，在自由民主的方向上为各个国家建立了不同的起点；而和摩尔不同，我选择的案例限制在那些已经具有宪政制度的国家。通过观察王室与贵族、城镇与乡村以及普遍存在的封建豁免权与相互契约之间的平衡，摩尔本人指出了欧洲中世纪历史的重要性^[2]。不过他把核心重点放在了商业过程上，而并未挖掘中世纪遗产的重要性。此外，他的观点，像那些他仰赖并获取历史事实的社会历史学家一样，仍旧是在社会关系层面，这并不能与现有的政治体制相融合。其遗憾的原因在于，将分析局限在社会关系，人们会错过制度场域，而正是在制度场域中，冲突产生并相互斗争，国内政治联盟得以形成。就此而言，我们在关于中世纪宪政的存在问题上并无异议，但对其相对重要性的认识可能存在分歧。

我其他的主要观点还包括战争与军队现代化形塑政治变革的角色。这里将对比摩尔介绍六个案例。摩尔认为，普鲁士非民主的政治结果，是由于拥有土地的上层阶级商业化的动力不足，容克地主以全面的政治镇压来保障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如在法国一样，农民们缺乏通过起义改变国家绝对主义道路的能力。这些因素的政治结果是：贵族需要国家的帮助来压迫劳动力。从后来的历史来看，他们需要国家进一步的支持来支撑日益衰弱的世界市场竞争力，一个威权联盟——由受威胁贵族和孱弱的资产阶级组成的“牢固方阵（solid phalanx）”——为国家主导的工业现代化搭建好了舞台，并保留了对个人自由军事化、贵族气的敌意。

考虑到普鲁士，以及比如说英国或是美国，它们商业化阶级的强度不同，一些怀疑论者可能会迎合这一观点，但是普鲁士商业化的反宪政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大多数人被剥夺了中世纪后期以来一直享有的独立性。当农民自由在西欧普遍崛起的时候，普鲁士的农民被合法地束缚在土地上。其次，市镇及其独立性也饱受农业商业化之苦，因为运货商首选有限的几个港口承运谷物，而绕过了价格昂贵的汉萨同盟城镇。城镇之间以及贵族之间的关系因为控制出逃的农民以及分担消费税而日益紧张。15世纪后期战争频发，结果是不少城镇被打败，大多数的城镇丧失了政治独立性^[3]。伴随着宪政逆流的是容克地主在政治上的崛起，他们在等级议会上的活跃度使得东埃尔比亚议会成为欧洲最强的议会。当面对利用国内资源建立现代军队的需要时，大选帝侯放弃了等级议会，并开始着手建立军事-官僚绝对主义国家。

15—16世纪耕地的变化与17世纪的沉重战事相辅相成，共同摧毁了宪政主义，并将普鲁士牢牢地安在了绝对主义的道路上。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贵族与国家的融合很早就开始了——这种融合早在相对贫穷的容克地主在国家与军队中任职以换取收入补贴就开始了。在一个高度军事化的社会背景下，将尚武精神保留至近代更讲得通。而俾斯麦快速的工业化，以及从之开始的伟大变革，在德国历史上都是司空见惯的。但是霍亨索伦王朝早期开始的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为军队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却是最引人注目的。总的来说，军事现代化和商业化破坏了等级会议、地方特权、法治以及农民自由，给德国民主机会施以双重打击。

同样，威权的地主-农民关系以及三十年战争带来的军队现代化的要求，将法国放在了非宪政的路径上。当然，对于法国大革命改变政治趋势的作用拥有很多共识。但是什么被摧毁了呢？摩尔声称是压迫劳动力的机制，把农民解放了出来，并移除了民主发展道路上的封建主义障碍。我的阅读表明，在绝对主义之下，乡村政府得以保留，它持续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而且压迫劳动的程度也无法与普鲁士或其他东面的土地相较。不过贵族的盘剥与控制还是随处可见，有的时候非常厉害。可能比庄园权威的垮塌更为重要的是军事主义国家的消亡，后者将行省三级会议以及其他宪政要素推向一边。这走向自由的第二次机会的长期政治代价在摩尔那里得到清晰的说明。数量庞大的农民阶级成了从路易·波拿巴到布热德（Poujad）的独裁主义政治的群众基础，这一遗产阻碍但并未最后避免出现一个自由的结果。

英国拥有土地的上层阶级强大而独立，他们依靠劳动力的市场机制，而非公然的政治压迫。这里，封建主义链条和君主的野心都被去除了，加大了民主结果的可能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引发了摩尔关于民主暴力开端的副主题——它让农民成为畜牧业以及其他非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淘汰者，摧毁了英国农民。英国农村的耕地变化在好几个方面促进了宪政力量。羊毛与谷类贸易创造的新财富加强了土地拥有者在地方政府与议会中的力量，不过并没有让农民沦为奴隶。经济发展（即便是简单的通货膨胀）让成百上千财富达到40先令自由保有权要求的人得到了解放。议会与政府里注入了新的力量，他们的财富、数量以及精力，尽管很难单方面以曾经设想的支持议会的方式来进行，仍旧有助于宪政主义与斯图亚特王朝相抗衡^[4]。

农业商品化的崛起并未与城镇的消亡相协调，正如普鲁士曾经发生的一样。不过当汉萨同盟城市因为失去与荷兰的贸易、大型的运粮船绕过大型港口而饱受苦难时，英国的城镇则因乡村的羊毛制品带来的全球贸易与纺织产业而日渐繁荣。英国农业的商品化加强了地主以及市民的力量，为他们提供了反抗的经济基础和公共利益。当这些条件与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摩尔强调的^[5]）相结合后，英国的宪政政府有条不紊地迈入了现代世界。

瑞典和荷兰的情况代表了摩尔耕地变化的论点存在的问题。我们在两个国家中都未找到农业商品化的强烈独立的内在动力。瑞典农业商业化的动力来自国家，而非贵族或是勤劳的自耕农阶层。为了金钱而参与战争，将物物交易的经济变得快速货币化与商品化：税收必须用现金支付，而王室的土地异化为快速增加税收的手段。这场战争的结果，至少在短期内是将土地集中在贵族，尤其是大资本家的手中——该情况是，通过扩大贵族领地，侵蚀传统农民的权利与自由，并将农民束缚在领主的权威之下，扬言要对瑞典农业独裁化。这不愉快的状况因为王室恢复对边缘土地的控制而结束，该步骤将边疆的土地收复至国王手中，并随后被用来建立军事俸禄的土地分配系统，不管愿不愿意，都保留了一个稳固的自耕农阶层。由国家发起的对农业的两项关键重组的确为民主移除了农村的障碍，未受到任何社会阶层的压力，也未产生对民主政治发展明显不利的结果^[6]。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荷兰的农业与海上贸易相比较，显得无关紧要。荷兰的农村经济落后，无法为战争提供资金支持，沿海省市确保了其政治优势。在荷兰共和国的政治结果中，农业商业化并未起到关键的作用——它既没有像在英国那样强化宪政主义，也没有像在普鲁士一样弱化宪政主义。荷兰历史上的政治与经济版图始终以荷兰与泽兰的城镇为中心，而非布满沼泽的腹地，我们在那里没有发现经济或政治重要性，但也未找到任何对民主的阻碍因素。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两种例外呢？我们不能认为它们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依附于强国的小国。尽管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命运，荷兰与瑞典却并未位列其中。荷兰共和国是欧洲的经济中心（如果还称不上世界经济中心的话）；而巴达维亚（Batavia）在17世纪曾风云一时——不止一次侮辱了英国国王。瑞典是强大、可能甚至是同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陆地力量，它的外交家与西班牙、法国的外交家以及奥地利特使同样平等地坐在威斯特伐利亚的谈判桌上。如果不是商业化的农村阶层，那么对于瑞典和荷兰而言，其民主化的内在动力何在？对荷兰而言，人们认为其动力在于城市中心，同时还因为农村动力机制的消失而得到补充。这点毋庸置疑，但这种观点从摩尔的中心论点——农村因素——转移开来，重新强调他所强调的时间段之前的政治制度，但仍旧无法解释瑞典的动力以及瑞典民主。英格兰和荷兰也是如此，其动力不是来自任何单独的社会阶层，而是来自好几个社会阶层，来自中世纪等级议会、地方政府、个人自由以及独立法官的制度动力，简单而言，就是来自中世纪宪政主义。

对比较进行总结，在普鲁士和法国，强制劳动力的商品化与军事全面动员相结合，阻碍了政治自由的发展。然而，法国大革命削弱了这些阻碍，并为更为偶然的结果提供了机会。在英国，商品化强化了中世纪宪政主义遗产，相对宽松的军事状况为英国朝着自由民主的方向稳步前进提供了机会。瑞典或是荷兰似乎并没有顺利地遵循摩尔提出的模式，但是，由于我们并未在它们的政治历史中寻找到他所提及的专制的起源，由此也没有与之产生强烈的冲突。所以，我们的观点并不对立，而是相互兼容的。

虽然摩尔的关注点在于农村精英而非更为简单的城市精英，其观点是思想史上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详细阐释。简单而言，该理论把资本主义看成侵蚀与破坏封建或传统权威的力量，由此带来全新的政府形式，即便未必以自由民主为终点，也有利于自由民主的实现^[7]。我的材料明显表明自由民主在中世纪时期就拥有早期起源。逐渐崛起的资产阶级在民主的发展中到底承担着什么角色？这个问题本身就需要一本书去阐释，所以我不会糊涂到去研究更多的案例，或进行微观历史学的研究，即便这是一项非常诱人的工作。现在，只需要做一些粗略的摘要就够了。我们应该从资产阶级革命各类教科书的案例——英国内战、法国大革命以及荷兰八十年战争——开始，并试图确定这些巨变带了哪些具体的变化。

如果英国内战或是光荣革命推翻了什么的话，那并不是封建权威，而是现代化的中央政府，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绝对主义，极力让自身摆脱议会、庄严的普通法，以及听从地方贵族这一貌似过时的风俗的束缚。简而言之，风俗、传统以及中世纪制度在创新上被斯图亚特战胜。传统打败了现代。在这场冲突中，资产阶级以及商业化的领导者承担什么角色呢？最近关于内战的研究表明，他们的支持并未绝对性地偏重某一方。伦敦的商人站在议会一方反对斯图亚特，但是这可能不是因为政治同情，而仅仅是因为议会控制了该地区，而王室的军队则占据了北方^[8]。上层社会和贵族们（即便是那些更以商业为中心的贵族们）则平均地分配他们对国王和议会的支持。在战争时，阶级并不是区分忠诚度的显著因素^[9]。

如果回到功能主义的立场，用资产阶级革命来解释内战就行得通了：在那场摧毁垄断与绝对政府的冲突中，不考虑资产阶级起到的实际作用，的确可以将其归类为资本主义冲突^[10]。该立场站不住脚，也与原有的立场截然不同，它避免谈论中世纪制度与贵族政治占据统治地位持续进入19世纪的现象。而且，德国资本主义在贵族政治与绝对主义的框架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垄断部门与卡特尔是其领头羊，其发展速度甚至在19世纪末期超越了英国。英国在17世纪中期到晚期的经济繁荣并非之前政治事件带来的。我认为，英国内战本质上与起源上都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现代化的；它保留了几个世纪以前就存在的政治现状，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反动的；而由于它为自由民主保留了中世纪基础，并避免了绝对主义，这种形式的反应则是相当进步。

现在说说法国大革命，同样也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1789年推翻了什么^[11]？仅仅回答封建权威是不够的，大多数的封建权威早在一个世纪前的波旁王朝时期就已经被推翻了。庄园权威在乡村里保留下来，即便在那里，领主与附庸之间的关系也不如资本主义食利者与佃户的关系更重要^[12]。乡村在这种情况下，至少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并存，或者前者的成分更多些。波旁王朝时期的贵族阶层占据了优势地位，却未像申领圣奉的封臣或封建议员，更像是支领薪俸的官员、朝臣以及形式上具有契约税的农场主。显而易见的是，“封建主义”的概念（包括托克维尔）的使用并不精确。大多数情况是，这个概念用来指代遥远而易产生误解的过去、对民主或资本主义怀有敌意的政府、制度以及文化^[13]。封建主义如果不仅仅是辩论性的，而具有更多的分析含义，那么它是一个分权化的政府形式，由一个相对较弱的君主统治，独立、享有圣奉的贵族控制地方政权，并构成军队的基础。旧制度则相反，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大多数或至少部分的贵族被吸纳进官僚机制，并建立起遍布全国的精妙的地方行政长官制度，管理由中央供养的军队。

大革命并没有推翻封建主义，而仅仅是一些波旁王朝时期没有入眼或是未来得及根除的残余。军事-官僚绝对主义倒塌了：是自黎塞留参加三十年战争以来的以军事为中心的国家，而非卡洛林王朝或卡佩王朝时期的封建主义体系。但是如果推翻的不是封建主义，那么资产阶级是否至少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支持关于资产阶级理论的修订版本：没有封建主义的束缚，但资产阶级是民主发展的动力。我的材料表明，资产阶级在柯尔贝尔的专制统治下发展无碍甚至得到了强化。最后，那一部分的反对者只在后来才出现，而且是基于对波旁战争债务以及补救税改革，而非资本主义与专制不可协调的矛盾。中产阶级的反对者中，制造商、商人、银行业者以及其他资产阶级要比专业人员和律师少，两者在资产阶级利益与社会化上截然不同，而如果要把两者并称为一个社会阶级，只会带来混乱。在任何情况下，国家的致命打击来自不同的方向，包括贵族和农民。

英国或法国的情况都没有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发展观提供多少支持。荷兰共和国可能有一些，毕竟，在这里，资本主义商人领导了争取独立的战争。但是这有三个问题：其一，它反抗的不是反对封建主义或者任何的政府固有形式，而是试图强加新政治与宗教权威的外国绝对主义；其二，我们并未在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找到反对的声音，市民们和贵族们共同组成了反对西班牙绝对主义、保留宪法的统一战线；其三，早在中世纪之前，12世纪城镇兴起之时，荷兰的市民政治权利就已经出现，它绝不是随着近代早期的资产阶级繁荣才有的。回到本研究的主要论点，这主要是靠中世纪宪政政府。而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荷兰资产阶级试图保留的是狭隘的寡头政治，而不是建立民主。(www.xing528.com)

在19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对于其政治发展依旧存在着影响。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个世纪，人们目睹了所谓的中产阶级力量。必须明确的是，本研究的范畴是确定自由民主的先决条件而非其发展的全过程。不过我将会得出一些持怀疑态度的结论。在19世纪初期，议会制度以及财产权利在这些国家都已经遵照自由路径牢牢地建立起来；贵族政治权力完好地得到保留；而有意思的发现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学派看来是懒散的懦夫的德国资本主义，在法律与政治领域完成的程度却比普遍认为的多，而其激扬的英国同行完成的要少很多。英国产业、商业中产阶级远未成为没落贵族自力更生的反对者，他们出现时，财产权、个人权利以及宪政政府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以与被贬称为“封建化”的德国市民一样的方式，使用他们的财富刺激了贵族的生活方式，获得了对国家领地以及（可能的话）整个贵族的统治^[14]。

我关于中产阶级与民主的结论是实验性和怀疑主义的。关于资产阶级建立了自由民主的鼓吹将无法从这里找到支持。它们似乎更接近于所谓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19世纪的辉格绅士历史学家最先提出，随后被专业的历史学家不加鉴别地接受，甚至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认同，其进化模式认为政治改革是经济变革的必然结果，他们主要反对的仅仅是诋毁自由民主。在本研究中，资产阶级不是民主发展的火车头，而可能更应该被视为，在某些国家是与起源于中世纪时期的宪政发展结合在一起的，而在另一些国家则与绝对主义列车并进——支持军事力量，反对民主。资产阶级与两者同行，并从中获益，他们并不试图获得控制力。换句话说，当产业革命的中产阶级进入英国、瑞典以及荷兰的舞台，他们面临的是已经存在的宪政政体，充满了可以溯源至中世纪后期的财产权利与自由，他们必须在那个框架下，为越来越复杂的经济体内的新型企业建立起必要的权利与法律保护措施。然而在普鲁士，中产阶级在军事-官僚绝对主义的框架内出现，并试图在那个系统中实现同样的目标，其实现的结果也并不是截然相反的^[15]。在其对应的政治体系中，资产阶级都获得了权利，且都没有建立新的政治体系。我的观点并不是贬低资产阶级，揭示其伪善性，并为未来的民主展示更为真实的形式。我的目的仅仅在于重新发现过去——中世纪——并揭示其在政治发展中很少被人认识到的作用与重要性。

中世纪政府与军事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近代世界。它们的遗产无处不在。如我们在普鲁士、法国和俄罗斯历史中看到的，军事-官僚绝对主义极难去除。即便消失之后——通常也是通过社会革命或者全面的军事溃败——军事-官僚绝对主义的遗产仍旧能够形塑国家并阻碍民主发展。历史不能重来。国家的倒台使政治体制瓦解，并使之前被压抑的大众需求与动员迅速增加，不幸与灾难接踵而至。政治体制不再完整，无法转移与压抑大众需求，临时组合的民主制度也没办法迅速发展来适应这些需求。结果就产生了所谓的“普力夺社会（praetorian society，军人专制社会）”^[16]，即我们在19世纪的法国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德国和俄罗斯看到的不稳定状态。这种情况更常在军事干预的情况下出现，新制度建设与旧的镇压机器的复苏同时进行，国家与人民之间持续的不信任阻碍了民主化进程。军事-官僚绝对主义的第二个遗产在于根深蒂固的国家大众文化。过去的历史在人们看来是国家强大的黄金时代，是耀人的军事胜利与国家团结的时代，在分裂政治与不满出现之前是太平盛世，是新制度的自由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庇护所。对于过去有选择性的模糊记忆，成为神话般幻想的强大文化蓄水池，可以被保守的黑暗的领导充分利用。

此项关于军事-官僚绝对主义的兴起与发展的研究可以与现代关于第三世界军队推翻民选官员的研究相结合，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在民主中，军事是罪魁祸首。尽管本研究主要讨论了16—17世纪的军事现代化，其他形式的军事组织也有所触及。在古代，军役与市民身份交织错杂。中世纪军事对于形成中世纪宪政主义着实颇有贡献。骑士的服役是遵照契约的：骑士用40天的军事服役来换取自由与特权。这种分权化的军事与政治安排是中央与地方保持大体平衡的组成部分，从而形成了议会、正式的宪章（formal charters）以及捍卫法律保障。城镇提供服役的民兵参加王室军队，换取特许状与政治自治。农民军为这些以国王与行政区的名义拿起武器的人建立起并保存了最为基本的公民权利。

绝大多数这种类型的军事组织随着军事革命的来临以及由征募兵与雇佣军组成的大型常备军的出现而消失了。在很多国家，新型军队的支出无法在宪政政府的框架内实现，于是高压政府代替了自中世纪以来的共识政府。本研究集中研究第二种形式的军事组织的结果以及内在动力，不过这是开始于法国大革命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瑞典的土地分配系统——全新出现的军队：国家军队。在大革命期间，大量的军队并无法以拿骚的莫里斯和马蒂内设定的传统方式进行训练。相反，政治教条宣扬的爱国主义灌输使士兵们为了祖国而非俸禄而战。公众同样被卷入无处不在的战争影响之中，并成为公民而非臣民。和平可以让大多数的军人复员，但并不能给公民带来多大影响。新的政治系统必须应对现在在政治上有意识与需求的——可能是好战的——人们。

军事服役成为自由化与公民权拓展过程中的组成部分。英国士兵们从一战回到家乡时，获得了选举权，甚至得到了“英雄乐土”的福利奖赏。在瑞典，工人阶级士兵高喊着“一人一枪一选票”的口号要求获得选票。正如到了20世纪60年代时，美国的公民权扩展到80岁，其令人信服的论点即“老能扛枪，却不能选举”。如果我们适当扩展关于民主的概念，会发现战争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关于国民服役而带来的不平等感使曾经是二等公民的人们开始质疑基本的不公平待遇，并要求全面的公民身份。此外，军队为那些不太占据优势的社会群体提供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重要手段。或许当腓特烈大帝优先雇佣退伍军人参加公职以及路易十四为伤残军人建造医院时，他们为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

但是，无法否认的是，在20世纪，战争与民主之间存在着根本冲突^[17]。在我们的时代，战争，或者感受到战争的临近带来了保卫国家安全与根深蒂固的中世纪宪政民主遗产之间的冲突。但是，君主逊位于精致的民族象征或直接废除君主，都使军事-官僚绝对主义不可能产生现代变种。大选帝侯时代生硬的方法无法在西方经济及民主大力发展的时代继续施展作用，各个国家完全掌握在宪选官员的手中，政治党派以及经济都已经全面发展，能在不破坏宪政秩序的前提进行可持续的资源动员。如果说在战争时期现代宪政民主会受到什么威胁的话，我认为可能来自所谓“平民军国主义”的危险更大些。在很多人的心中，如果谈不上渴望的话，对于战时权力声望多少还存在着一种矛盾的情绪。

这里要表示的理论信息就是，军事组织对于国家与社会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阶级理论讨论专制与民主的起源时，需要得到这种认识到军事组织、地缘以及资源动员重要性的思想的补充。韦伯就熟知经济与军事结构的重要性：

军事组织是建立在自我武装原则的基础上，还是由一个军阀来武装、提供战马、武器和粮草。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就如同社会史上，经济生产工具是属于工人还是资本主义企业的财产这个问题一样根本^[18]。

但是，当然，我的意图并不在于用一种片面的军事起源历史阐释来代替一种片面的唯物主义历史阐释。意识到两者的重要性，并对于其他的可能性秉持开放的态度，应该是一般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

【注释】

[1]Barrington Moore，Jr.，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oston：Beacon Press，1966.

[2]Ibid.，pp.415-20.

[3]F.L.Carsten，The Origins of Prussia，Oxford：Clarendon Press，1964，pp.136-48.

[4]选民的增加在政治运动及政治论战中初始发挥了一定的沉淀作用，正如地方精英在新的被赋予选举权对选举的竞争一样。见J.H.Plumb，“The Growth of the Electorate in England from 1600 to 1715”，Past and Present 1969（45）：92-95；W.A.Speck，Tory and Whig：The Struggte in the Constituencies 1701—1715，London：Macmillan，1970，pp.12-32。

[5]Moore，Social Origins，p.31.

[6]见Timothy A.Tilton，“The Social Origins of Liberal Democracy：The Swedish Cas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4（68）：561-71.

[7]关于“资产阶级革命”阐释的洞见，见Jon Elster，Making Sense of Marx，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429-37；Göran Herborn，“The Rule of Capital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New Left Review 1977（103）：3-41。

[8]Conrad Russell，The Crisis of the Parliaments：English History 1509—166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341-43；Lawrence Stone，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1529—1642，New York：Harper＆Row，1972，pp.55-56.

[9]Russell，Crisis of the Parliaments，pp.341-43；Stone，English Revolution，pp.47-58；Jack A.Goldstone，“Capitalist Origin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Chasing A Chimera”，Theory and Society，1983（12）：143-80.

[10]Christopher Hill，“A Bourgeois Revolution？”，in J.G.A.Pocock，ed.，Three British Revolutions：1641，1688，1776，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p.109-39；Lawrence Stone，“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evisited”，Past and Present 1985（109）：44-54.

[11]法国大革命历史学和英国内战的历史学一样分化且具有讽刺性。关于马克思主义阐释的来源，见Georges Lefebvre，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关于辩论的有用总结，见William Doyle，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2nd ed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T.C.W.Blanning，The French Revolution：Aristocrats versus Bourgeois？，Atlantic Highlands，N.J.：Humanities Press，1987。

[12]“在法国17世纪时已不再有中世纪封建领地，在封建的经济体中幸存下来，建立在奴役劳动的基础上。代之以法律上自由且通常拥有土地的农民，即便是领主的经济统治之下。”见Hubert Méthivier，“A Century of Conflict：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isorders of the Grand Siècle”，in P.J.Coveney，ed.，France in Crisis，1620—1675，Totowa，N.J.：Rowman and Littlefield，1977，p.74，另见Barry Hindess and Paul Q.Hirst，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9，pp.221-59。

[13]在本研究中，我遵随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使用这一概念的建议：我们习惯于将“封建”用来描述卡洛林王朝消失后盛行于欧洲的政治体系。这一习惯可以追溯至法国大革命，它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与近代国家和近代社会的宪法不相协调的权力、特权、惯例以及传统都归入封建体系中。如果我们在其本来意义上理解这些词，我们会知道，从概念而言，“封建”与“封建体系”只不过是产生于采邑或者家臣契约的法律关系，把所有的政治秩序都包含在概念之内而扩展其含义是对语言的滥用，因为封建要素只不过是次要的，正如我们所言，形式大于内容。见Pirenne，“The Feudality”，in Reinhard Bendix et al.，eds.，State and Society：A Reader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ociolog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p.140。

[14]David Blackbourn and Geoff Eley，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Arno Mayer，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Europe to the Great War，New York：Pantheon，1984；J.C.D.Clark，Revolution and Rebellion：State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John Cannon，Aristocratic Century：The Peerage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Martin J.Wiener，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1850—198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15]“经济领导……不可能像中世纪领主的军事领导那样，上升为国家的领导。相反，分类账目和成本计算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并限制他们的发展。我称资产阶级为理性主义者和非英雄主义者。他只能使用理性主义和非英雄的手段来维护他的地位或迫使国家服从他的意志。他能以人们可以从他经济成就中预期得到什么而给人深刻印象，他能为他的事业变化，他能允诺付钱或者威胁着要收回款项，他能雇佣雇佣兵队长、政客或记者做卑鄙的勾当。但以上是他能做的全部，而这些行为的政治价值被人们大大地高估了。”见Joseph A.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New York：Harper＆Row，1975，pp.137-38。

[16]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当然，亨廷顿（Huntington）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但是其结论似乎也适用于后绝对主义政治。

[17]关于这种紧张经典而从未过时的处理，可见Edward S.Corwin，Total War and the Constitution，New York：Alfred A.Knopf，1947。

[18]Max Weber，General Economic History，Frank H Knight，trans.，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Books，1982，p.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