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推翻了西班牙试图加强的行政机关，把政府留在了省级议会的众多人的手中。乌德勒支同盟（1579）——荷兰共和国的正式宪法——读起来更像是共同防御条约、松散的盟约，而非有约束力的国家政府原则。它既不存在一个实质性的行政需求，或甚至是关于中央财政的条款；它不过是承认了七个省级议会模糊不清的主权，他们自身与众多城镇议会的紧密联系[63]。鉴于这种混乱的局面，人们可能会问“国家是什么”？罗文（Rowen）指出：“在像荷兰共和国这样的政治结构中，支薪官员如此之少，而且大多数都是行政人员而非领导者，政治权力分散在各处，管理国家更多是去说服，而非命令。”[64]即便是在外国联盟、惊人的财富以及地理障碍的福佑之下，这样一个省级议会的聚合体如何能在和平时期（更别提在战争期间了）进行统治[65]？
不需要成为某种形式的经济决定论者就可以承认，经济实力往往主导政治权力。在荷兰共和国，经济与政治权力都集中在荷兰省，以至于现在，很多人将荷兰省混同于整个国家。荷兰省因为贡献了整个国家60%的收入，从而建立了政治霸权，其中一半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摄政[66]。围绕荷兰省的布政司（Chief Secretary）或是雇用人员发展出了行政权力。诸如奥登巴恩韦尔特（Oldenbarnevelt）和德·维特（de Witt）努力在战争与和平时期避免出现中央集权，并维持对其他六个省的优势地位。当害怕英国远征军的指挥官（莱斯特贵族，the Earl of Leicester）独揽大权，奥登巴恩韦尔特以其在荷兰省议会的地位承接了行政权。外交手段主要所仰赖的努力并不来自联省议会，而是荷兰省的行政雇用人员[67]。
绝对主义国家和荷兰摄政之间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前者把政府看作国家的中心，是需要持续扩张的；后者认为政府是一种手段，且在维持（如果不是发展）主要议题（商业）方面更像是一种麻烦。在荷兰的政治权力中，并不存在自我供养、自我扩张的逻辑。绝对君主寻找新的方式汲取资源的固定观点与荷兰摄政的看法大相径庭，后者关心的是如何限制各机构并削减任何可能的支出。绝对君主对财政的控制以及独力制造战争的能力在共和国找不到对应物。战争是防御性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军事领袖被严格控制。扩展权力的主要阻力在于人们普遍认为荷兰省若拥有过多的权力，会招致联省议会形成联盟进行反对。一个基于对国家收入的贡献形成的稳健的、非侵入性的领导权符合荷兰的利益，也有助于战争努力。
本研究的部分逻辑是，累赘的、排他主义的议会是军事现代化和正确引导近代早期战争的严重障碍。荷兰省议会似乎就是如此，即便有联盟、商业财富以及地理因素的帮助。议会和现代战争之间的不协调性是否可能让王室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在王室看来，危险时期议会反应速度过慢且总是纠缠于宪政的挑剔（constitutional pettifoggery），从而关闭军队？可能这一观点的确起着作用，但是普鲁士和法国等级议会并不处理收入事宜，是具体情况而非君主的观念或误解促成了议会的解散。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使得战争融资更为容易，但是荷兰如何指挥战争呢？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议会离开君主或其他形式的行政权力，以自己的力量进行统治的历史并不喜人。下议院在内战期间将自己分裂成碎片，与大多数人都相疏离，并直到清洗运动之后才维持着代议政府与行政能力。巴黎高等法院在投石党运动时分崩离析。波兰议会因为各种谋略花招及外国的阴谋而瘫痪，整个国家四分五裂。加泰罗尼亚的议会在反对西班牙的长期革命中并没有更好的发展；法国总督不得不介入并谋求对政府的控制[68]。人们可能会反驳说，这些议会都面临着阻碍其进行有效统治的特殊情况：下议院由于宗教分歧与政见不同而分裂；波兰贵族更对自身的采邑而非国家事务感兴趣，并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范围内不断扩张属地；而加泰罗尼亚的起义实际上是以贵族与贵族阶层为目标的农民起义。这些国家的议会是否是在不幸的困难时期获得权力的？抑或是荷兰议会的特点使它们即便是在可怕的窘境中依旧能够有效运作？
尼德兰还依照阶级、地区和宗教分化：反对寡头统治的情绪高涨，荷兰人遭到怨恨，而宗教纷争，尽管没有像在德国和法国那样爆发成公开的内战，也随处可见[69]。不过在政治精英层面，尤其是在荷兰省议会里，几乎没有什么分裂。这里，商业寡头在海上贸易中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以紧域（compact region）为基础——控制着省政府，而且多半也控制着整个共和国。这是一个封闭的集团，像某种商业的黑手党，无须因召集大量的代表而延误时间，也不会因为宗教和阶级的割裂而造成可能的瘫痪，就可以商议并制定政策。或许只有荷兰以及很少一些其他商业中心如马克思观察到的那样：国家是替与政治现实相一致的资产阶级管理一般事务的委员会。威尼斯的政治秩序似乎也很类似——12世纪推翻总督王朝统治之后，贵族占主导地位的上院寻求对国家的控制，并通过紧凑的执政团（Signoria）对日常政府进行有效控制[70]。基于这仅仅两个案例，成功议会统治似乎需要在实现高度的政治制度化之前就推翻君主统治，且精英阶层没有深刻的社会或宗教分裂。本质上，这就是意味着寡头统治，是宪政政府最精致的形式[71]。
两个海上强国之间有相似之处，其重要区别也非常显著。首先，尼德兰被一个省的寡头有效地治理，但是荷兰摄政必须应对其他六个省份，并将低等阶级排除在外——他们可能只能踌躇地或辛辣地召唤他们的同胞。其次，另一权力中心——执政长官进入了政治舞台，并与其他省级议会以及被剥夺公民权的低等阶级联合，挑战荷兰的政治权力。推翻西班牙君主统治之后，军事-官僚绝对主义并没有提上议程，但是民粹军国主义或是帝政主义的危险，就如瑞典的卡洛林君主，在17世纪战争中是显而易见的。早在革命之前，执政长官就是哈布斯堡的官员，从贵族阶层中提拔而得，忠于自身而非外国亲王。菲利普二世的政府改革目的并不在于支持执政长官，因此，拿骚（Nassau）和奥兰治的子嗣——沉默者威廉、共和国五个省份的执政长官成了革命的领导者。他把执政长官这个西班牙省长变成了荷兰共和国的军事指挥，具有军事与统治实权的角色，尽管传统上由奥兰治家族掌握，而且形式上和事实上都从属于省级议会，却可以成为一个渴望拥有更大权力的指挥官的跳板[72]。在这样高度寡头，且将低等阶级排除在几乎所有经济与政治收益之外的社会中，君主制的可能性更高[73]。荷兰共和国和罗马共和国晚期有很多类似之处，但是它是否也有一个雄心勃勃、忠心耿耿的军团呢？
执政长官通过他们的任免权在联省议会建立权威，包括提名地方法官和议员，还包括利用其他省级议会的反荷兰省情绪。他们利用寡头统治和宗教热情，利用军事成功带来的大众繁荣，培养了一大批追随者[74]。从宪政的角度看，执政长官的权力受两方面的限制。首先，对上层阶级的动员在于到荷兰省之外的省级议会和城镇政府进行政治活动和建立联盟。直接诉诸城市人，可能会联合了在省级议会中难以对付的反对者，并引发即刻削减财政，招致解雇或是很可能会招致暗杀。在省级议会中进行政治活动某种程度上活跃了政治系统，而荷兰的寡头统治自身是自由民主的长期障碍，因而被质疑。即便是奥兰治家族与荷兰省之间的紧张程度不断扩大——至少两次快要爆发内战，执政长官也没有自作主张，而是更像一个获得联省议会充分授权的代理[75]。其次，因那些挑拨起奥兰治与荷兰省对立的特别争端，即战与和之争，群众动员遭削弱。荷兰的市民成功地与奥兰治家族继续战争的要求背道而驰，他们说服下层阶级，战争有害于繁荣，从而损害他们自身的物质利益[76]。
或许最重要的是，执政长官，与罗马行省总督（proconsuls）和军团指挥官的完全自主性不同：他们从来没有获得独立的收入来源；他们也没有在省级议会获得压倒性的权力；在荷兰，他们永远是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平衡力量。在省级议会中，他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们：
若是考虑到某些其他事实，所有这一切加起来也比不过君主的地位。首先，最为重要的是即便把自己视为大统帅，在荷兰共和国，执政长官依旧完全依赖于具有实际主权的省级议会赋予他的资源。他可以指挥省级议会的军队，但是却无法指挥荷兰省级议会，后者是他的主要军需官，为他提供可以战斗的资金。没有迹象表明执政长官曾经计划要从省级议会中夺得钱袋子的控制权。他所有的军事计划都应该在内战中失败了，或至少在不可避免的政治风暴里失败了[77]。
除了财政权外，战争政策的制定也在奥兰治的掌控之外，而主要在荷兰省的掌握中。1631年，为了应对另一方向的威胁，荷兰省强迫执政长官弗里德里克·亨利停止对西班牙属尼德兰的一次很有希望的进攻。14年后，荷兰拒绝了弗里德里克·亨利进行陆地进攻的战略，而是支持对丹麦的海上攻击，因为这威胁到了波罗的海的重要海航线。执政长官的努力在三十年战争中继续一无所用，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荷兰固执扣留了两年的资金[78]。没有哪个荷兰的行省总督能够征服贝尔格人或是高卢人。
除了对财政上进行紧密的控制外，荷兰省和其他省级议会对军队还拥有许多制度性的制衡手段。毕竟，高度法人化的军队忠诚于其指挥官，太容易压制平民军需官了。荷兰军队的智慧结构，即所谓的“省级议会军队（States army）”恰恰不是韦伯式的。每个独立兵团单独由各省份付酬，并由单一的省级议会管理。由于荷兰省贡献了大部分的财政收入，它维持对大部分军队的控制。如果没有得到省级议会的同意，军队不可能采取行动[79]。官员的任命也不是简单地由总参谋部决定，他们需要经过联省议会批准。而且，联省议会向每个部队派遣副长官，监督行动并计划战略，就像威尼斯国会向其军工企业派遣承包商（provveditores）一样。海军也不是统一的：一共有五位海军上将相互协调，计划海军策略[80]。执政长官并不是对自主供应的军队具有完全控制权的军团指挥官。如果有人孤注一掷反对宪政政府，军队中的绝大部分将拒绝穿越卢比孔河（Rubicon）去决一死战。
战时的有效行政以荷兰寡头统治的形式发展起来，其相对其他省份的领导权接近于一个军事-官僚国家的决策能力。的确，如果我们考虑到波旁王朝以及后霍亨索伦时期的充满派系斗争、阴谋以及贪腐的机制，寡头统治可能是更为有效的。荷兰的经济与政治势力成为潜在的君主制执政官的平衡器。执政官很好地被控制在宪法的框架之内，从未获得如瑞典查理十二世般君主的权力，他们在荷兰历史上崭露头角，对战争艺术的贡献远超过他们的份额，他们的制度性权威也从来无法与腓特烈大帝与拿破仑相比拟。他们仍然服从于荷兰以及联省议会，服从于宪法。
荷兰共和国历经战事，应对各主要强国，并没有破坏自中世纪以降的代议政府形式以及自由。其他国家的军事协助以及地缘障碍在降低国内资源动员上起着主要作用。但是荷兰的经济优势意味着，如同18世纪的英格兰，这个国家拥有巨额的资源贮备可以利用，且不会带来政治冲突。在一个农耕经济国家，想汲取同等程度的资源，而不会引发与等级议会、法治、地方政府与个人自由之间的严重冲突，是根本不可能的。尼德兰政府的寡头政治本质使其自身不如其他国家那么宪政主义，但是在长期而艰苦的战争中，寡头有助于确保行政能力，并维持宪政政府——寡头统治铁律。尼德兰的省级议会、法律原则以及个人自由在一个半世纪的战争中依旧保持完整。他们拥有如此大的活力，连马克思都认为，如他想象的，民主会慢慢地从这个最资产阶级的国家中发展出来。
【注释】
[1]Petrus Johannes Blok，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the Netherlands，Part 1：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New York：C.P.Putam's Sons，1898，pp.156-57；Jan de Vries，The Dutch Rural Economy in the Golden Age，1500—1700，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8，p.34.
[2]Blok，People of the Netherlands，Part 1，pp.319-20.
[3]Bernard Hendrik Slicher van Bath，“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Dutch Republic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in Maurice Aymard，ed.，Dutch Capitalism and World Capit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25；de Vries，Dutch Rural Economy，pp.28-29；Simon Schama，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40.
[4]de Vries，Dutch Rural Economy，p.35.另可见J.Huizinga，Holländische Kultur im Siebzehnten Jahrhundert：Eine Skizze，Basel：Benno＆Schwabe，1961，pp.22，40。
[5]de Vries，Dutch Rural Economy，pp.37-56.
[6]Petrus Johannes Blok，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the Netherlands，Part 2：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o 1559，New York：C.P.Putnams Sons，1899，pp.268-69；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4，pp.364-65.
[7]James D.Tracy，Holland under Habsburg Rule，1506—1566：The Formation of A Body Politic，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9-63；Blok，People of the Netherlands，Part 1，pp.222-25，305-9；Henri Pirenne，Early Democracies in the Low Countries：Urban Society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New York：Harper＆Row，1963.
[8]Slicher van Bath，“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Dutch Republic”，p.25；Huizinga，Holländische Kultur，pp.48-56.
[9]J.G.van Dillen，“Amsterdam's Role in Seventeenth-Century Dutch Politics and Its Economic Background”，in J.S.Bromley and E.H.Kossmann，eds.，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Volume 1，London：Chatto＆Windus，1960，pp.133-47.
[10]Geoffrey Parker，The Dutch Revolt，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pp.32-33.
[11]J.W，Smit，“The Netherlands Revolution”，in Robert Forster and Jack P.Greene，eds.，Pre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0，p.34.
[12]Parker，The Dutch Revolt，p.32.我们将会看到，省级议会以及荷兰议会的寡头性质使其在与西班牙及法国的常年战争中做出连贯的决策，也阻碍了共和国军队指挥官们以及奥兰治省长们君主政治的发展。
[13]Blok，People of the Netherlands，Part 2，pp.263-36.
[14]H.G.Koenigsherger，“The States General of the Netherlands”，Studies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History of Representative and Parliamentary Institutions 1958（18）：143-58.
[15]Tracy，Holland under Habsburg Rule，1506—1566，pp.9-63；Pieter Geyl，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1555—1609，London：Ernest Benn，1980，pp.70-71；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4，p.362.
[16]J.H.Elliott，Imperial Spain，1469—1716，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64，pp.224-27.
[17]关于叛乱的最初阶段，见Parker，The Dutch Revolt；Geyl，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John Lothrop Motley，The Rise of the Dutch Republic：A History in Three Volumes，Volume 1，New York：Harper＆Brothers，1856；H.G.Koenigsberger，The Habsburgs and Europe 1516—1660，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pp.117-217。
[18]Jonathan I.Israel，Dutch Primacy in World Trade，1585—1740，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pp.53-60.
[19]见Koenigsberger，The Habsburgs and Europe，pp.48-50。意大利城市中这种税收的分级类似于对农民的分级，能够避免他们团结一致成为统一的反对者。
[20]省级议会的政治连续性与决策能力将会在后面的章节进行论述。尽管军事-官僚绝对主义不在议程之中，君主专政（caesarist）的可能性——军事指挥官在下层阶级的支持下破坏宪政——依旧存在。
[21]对于战争期间荷兰的外交努力所起的角色，可见Geoffrey Parker，“The Dutch Revolt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his Spain and the Netherlands 1559—1659，Short Hills，N.J.：Enslow，1979，pp.65-81.
[22]这一时期的英荷外交，可见Parker，The Dutch Revolt，pp.209-18；C.V.Wedgwood，William the Silent：William of Nassau，Prince of Orange 1533—1584，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4，pp.169-72；R.B.Wernham，“English Policy and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in Bromley and Kcossmann，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Volume 1，pp.29-40；and J.E.Neale，“Elizabeth and the Netherlands，1586—1587”，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30（45）：373-96，直到圣巴托罗缪（St.Bartholomew）大屠杀之前，法国以人力物力支持荷兰革命，随后天主教君主上台了。在17世纪早期，宗教分歧被放在一边，补助重新回归，见Parker，The Dutch Revolt，p.237；Mack P.Holt，The Duke of Anjou and the Politique Struggle during the Wars of Relig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171-96；James B.Collins，Fiscal Limits of Absolutism：Direct Taxation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70-71。
[23]Elliott，Imperial Spain，pp.228-34；I.A.A.Thompson，War and Government in Habsburg Spain，1560—1620，London：Athlone Press，1976，pp.20-26.
[24]Parker，The Dutch Revolt，pp.165-68.
[25]Geoffrey Parker，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1567—1659：The Logistics of Spanish Victory and Defeat in the Low Countries'Wa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p.146.
[26]我们已经有机会谈及在法国诺德林根与军事-官僚绝对主义崛起之间的相互协调，而在讨论西班牙之衰落的时候，我们应该再次提及这点。正是瑞典的惨败，使法国需要对国内资源进行全面动员，并摧毁宪政主义。
[27]Parker，Army of Flanders，pp.76-77；Pieter Geyl，The Netherland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art 1：1609—1648，New York：Barnes＆Noble，1961，pp.108-22.退一步说，对洛林的占领不可谓不是外交与军事历史的结果。
[28]John Lynch，Spain under the Habsburgs，Volume 2：Spain and America，1598—170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102.三十年战争末期，神圣罗马帝国和天主教同盟的军队无疑都由西班牙提供补助。
[29]Geyl，The Netherlands，Part 1，pp.254-69；Carl J.Ekberg，The Failure of Louis
's Dutch War，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9.
[30]William Bouwsma，Venice and the Defense of Republican Liberty：Renaissance Values in the Age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p.102-9，246-51，506-7；William H.McNeill，Venice，the Hinge of Europe，1081—1797，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4，pp.89-90；M.E.Mallett and J.R.Hale，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a Renaissance State：Venice c.1400—161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31]Schama，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pp.276-78；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3，pp.274-75，Volume 5，pp.292-93；Wedgwood，William the Silent，pp.162-68.这里我们看到了在战争的过程中产生民族主义的案例。
[32]Geyl，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p.179.另可见Parker，The Dutch Revolt，p.164。瑞士宪政主义同样从地缘以及国际联盟中获益，各州的民兵利用多林多山的地形击败入侵者。法国对瑞士步兵的依赖为联盟带来一定程度的保护。“没有金钱，就没有瑞士”固然正确，但是“没有瑞士人就没有瑞士”也同样在理。一个关于地缘政治在军事行动中重要性的更晚近例证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对跨越意大利山区极为缓慢的过程，在法国平原上的前进速度如此惊人。
[33]在帕克看来，在阻碍入侵者方面，堡垒比河流的作用大得多，参见Parker，The Army of Flanders，p.17，The Dutch Revolt，pp.156-58。
[34]Jonathan I.Israel，The Dutch Republic and the Hispanic World 1606—1661，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pp.98-109；Parker，The Dutch Revolt，pp.159-64；Lynch，Spain under the Hapsburgs，Volume 2，p.72；R.Fruin，The Siege and Relief of Leyden in 1574，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27.(www.xing528.com)
[35]Israel，The Dutch Republic，p.109.
[36]Ibid.，pp.42-177.
[37]Ibid.，p.110；C.R.Boxer，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1600—1800，London：Penguin，1988，pp.310-11.
[38]Parker，The Army of Flanders，pp.16-17，“War and Economic Change：The Economic Costs of the Dutch Revolt”，in his Spain and the Netherlands，p.191，The Dutch Revolt，pp.157-59.很多堡垒都建于革命之前，有些甚至早在16世纪中期查理五世时就建好了。
[39]Boxer，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pp.25-29，89-93；Israel，The Dutch Republic，pp.117-34，197-204.
[40]引自Boxer，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p.50。
[41]Lynch，Spain under the Habsburgs，Volume 2，pp.173-84；Israel，The Dutch Republic，p.294.
[42]Israel，Dutch Primacy in World Trade；Boxer，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Geyl，The Netherlands，Part 1，pp.158-208，Part 2，pp.63-95，174-88；Schama，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Immanuel 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System 2：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1600—1750，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0，pp.37-71；Peter Kriedte，Peasants，Landlords and Merchant Capitalists：Europe and the World Economy，1500—18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78-91.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正确地指出，那些远避或封闭于国际贸易之外的国家，其代价是限制了国家未来的实力，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Random House，1987，pp.14-16。
[43]Israel，The Dutch Republic，pp.60-65；Geyl，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pp.233-34；Parker，“War and Economic Change”，in Spain and the Netherlands，pp.197-98.在卡斯蒂利亚饥荒时期，与荷兰的贸易是不可避免的：波罗的海的粮食运输都由荷兰控制，无论是谁在运输，都需要通过进口的形式获得。
[44]敦刻尔克之外的私掠船让荷兰商船遭受沉重打击，但是在战时的大多数时候，盈利收入依旧在增长，见Israel，The Dutch Republic，pp.192-96。高度发达的商业与航运让荷兰早在1588年就拥有超过2 000艘能够发动战争的船只，见Boxer，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pp.76-77。
[45]Parker，The Dutch Revolt，pp.149-51.
[46]关于荷兰资本市场，见James U.Tracy，A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the Habsburg Netherlands：Renten and Renteniers in the County of Holland，1515—156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Holland under Habsburg Rule，pp.115-46；Smit，“The Netherlands Revolution”，pp.42-43；Parker，The Dutch Revolt，pp.38-39，145-57；Herbert H.Rowen，John de Win，Grand Pensionary of Holland，1625—1672，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aity Press，1978，pp.170-90。阿姆斯特丹一个多世纪来都是主要的战争财政中心。荷兰港为反对路易十四的联合战争提供主要支持。拿破仑入侵尼德兰，阻碍他的敌人接近那里的资本市场，见Geyl，The Netherlands，Part 2，pp.311-12。Aalbers，“Holland's Financial Problems（1713—1733）and the Wars against Louis
”，in A.C.Duke and C.A.Tamse，eds.，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Volume 6：War and Society，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77，pp.79-93；M.C.Buis，t“The Sinews of War：The Role of Dutch Finance in European Politics（c.1750—1815）”，in Duke and Tamse，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pp.124-40.同样令人难忘的是，荷兰资本对于17世纪以及之后英国战争财政的崛起至关重要。
[47]A.Th.van Deursen，“Holland's Experience of War during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in Duke and Tamse，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pp.20-51.
[48]Angus MacKay，Spain in the Middle Ages：From Frontier to Empire，1000—1500，London：Macmillan，1977，pp.97-104.
[49]Elliott，Imperial Spain，pp.80-81；Lynch，Spain under the Habsburgs，Volume 2，pp.85-91；Miguel Angel Ladero Quesada，“De la Reconquistaàla fiscalitéd'état dans la couronne de Castille 1268—1368”，in J.-Ph.Genet and M.Le Mené，eds.，Genèse de l'etat moderne：Prélècement et redistribution，Paris：E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1987，pp.35-51.
[50]Elliott，Imperial Spain，pp.193-195；MacKay，Spain in the Middle Ages，pp.103-4；Lynch，Spain under the Habsburgs，Volume 2，pp.85-86.最近的学术研究认为，卡斯蒂利亚议会并不如曾经想象的那么松散。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中期，议会用新税收换得王室的让步——不过，这些让步都没有把它的权威提高到本研究中出现的等级议会的高度。有共识的是，议会于16世纪50年代退出了政治舞台，见Charles Jago，“Habsburg Absolutism and the Cortes of Castil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1（86）：307-26，“PhilipⅡand the Cortes of Castile：The Case of the Cortes of 1576”，Past and Present 1985（109）：24-43；I.A.A.Thompson，“The End of the Cortes of Castile”，Parliaments，Estates and Representation 1984（4）：125-33。
[51]这里我们看到了控制商业财富的重要性。在英国、威尼斯以及荷兰共和国，商人控制着财富；而相比之下，西班牙国王控制着新世界的产出，他们能够用以进一步强化其行为的独立性。
[52]Lynch，Spain under the Habsburgs，Volume 2，pp.30-39.
[53]Parker，The Dutch Revolt，pp.162-65.
[54]引自Parker，The Dutch Revolt，p.169。
[55]关于兵变，见Geoffrey Parker，“Mutiny and Discontent in the Spanish Army of Flanders 1572—1607”，Past and Present 1973（58）：38-52，The Dutch Revolt，pp.162-73，222-40，The Army of Flanders，pp.185-206；Koenigsberger，The Habsburgs and Europe，pp.138-89；Geyl，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p.145。兵变以及缺乏训练并不是军队自身固有的，而那些过于割裂北欧与南欧的人常常会这样认为。尽管供养与薪酬都非常糟糕，西班牙军队却是欧洲最好的军队之一。在诺德林根，他们抵挡住了瑞典军队的多次袭击，并最后获胜。在罗克鲁瓦，忠于卡斯蒂利亚法律，他们战斗到最后一刻。帕克详尽地描述了西班牙军队所经历的严酷状况，他们的薪酬有的时候会滞后六年之久。他的处理方式充满了同情并富有吉卜林格调。无论如何，残忍的荷兰人攻入南部省份，使南方人与北方事隔绝了，见The Army of Flanders。另可见Parker，The Dutch Revolt，pp.234-35。
[56]J.H.Elliott，The Count-Duke of Olivares：The Statesman in an Age of Decline，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pp.362-71，The Revolt of the Catal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pp.263-72；C.V.Wedgwood，The Thirty Years War，Garden City，N.Y.：Anchor，1961，pp.414-44.
[57]Elliott，Olivares，pp.514-19；Lynch，Spain under the Habsburgs，Volume 2，pp.10，34-35，173-84；Parker，Army of Flanders，pp.145-57；Jago，“Habsburg Absolutism”，pp.324-26.
[58]Elliott，Revolt of the Catalans，p.356.另见奥利瓦雷斯（Olivares'）所引用的文字，p.75。
[59]Lynch，Spain under the Habsburgs，Volume 2，p.105.另可见Elliott，Revolt of the Catalans and Imperial Spain，pp.103-7；R.A.Stradling，PhilipⅣand the Government of Spain，1621—166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172-88。
[60]Lynch，Spain under the Habsburgs，Volume 2，p.116.另可见Elliott，Revolt of the Catalans，pp.454，510-11。
[61]关于葡萄牙革命，见Elliott，Revolt of the Catalans，pp.512-47，and Imperial Spain，pp.342-44。荷兰为叛军提供物资，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见Israel，The Dutch Republic，pp.338-40。
[62]关于西班牙的经济衰落，见Lynch，Spain under the Habsburgs，Volume 2，pp.126-59；Elliott，Imperial Spain，pp.280-81；A.W.Lovett，Early Habsburg Spain，1517—1598，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34-35；Kennedy，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p.31-72。
[63]Herbert H.Rowen，The Low Countries in Early Modern Times，New York：Walker，1972，pp.67-74；Geyl，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pp.139-41，156-87；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4，pp.361-62.
[64]Herbert H.Rowen，The Princes of Orange：The Stadholders in the Dutch Republ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98.
[65]英国女王无疑不认为他们能够做到。伊丽莎白指示英国远征军的指挥官莱斯特贵族，在荷兰的中央集权问题上施加压力。见Geyl，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p.203。
[66]Rowen，Princes of Orange，p.84；Parker，“Why Did the Dutch Revolt Last So Long？”，in his Spain and the Netherlands，p.58.
[67]Jan den Tex，Oldenbarnevelt，Volume 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pp.40-151；Israel，The Dutch Republic，pp.1-42；Rowen，John de Witt，pp.238-56；F.G.Oosterhoff，Leicester and the Netherlands 1586—1587，Utrecht：H＆S，1988；Wallace T.MacCaffrey，Queen Elizabeth and the Making of Policy，1572—1588，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p.356-89.
[68]Elliott，Revolt of the Catalans，pp.533-41.
[69]见Benjamin Jacob Kaplan，“Calvinists and Libertines：The Reformation in Utrecht，1578—1618”，Doctoral Thesis，Department of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1989，pp.149-214，331ff.。
[70]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Bouwsma，Venice and the Defense of Republican Liberty，pp.61-62；Mallett and Hale，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a Renaissance State，pp.160-62.
[71]荷兰政治权力的寡头本性有助于保留宪政主义，但是——这点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另一具有讽刺意味之处——它也使随后几个世纪的自由化过程更为艰难。
[72]Rowen，Princes of Orange，pp.8-22.
[73]Parker，The Dutch Revolt，pp.179-86.威尼斯通过只雇佣外国人担任指挥官，来避免可能潜在的民粹军事主义。人们认为，只有威尼斯人才能煽动大众情绪反对寡头统治。但是在沉默者威廉多次成功及其最终牺牲之后，荷兰军队使用外籍指挥官并不现实，奥兰治家族获得国家以及民众们相当的支持。在威廉·奥兰治成为英国国王（1689）后，马尔堡贵族指挥荷兰军队参与西班牙继承战争。关于威尼斯军事指挥官，见Lane，Maritime Republic，pp.231-32；McNeill，Venice，p.70。
[74]Jonathan I.Israel，“Frederick Henry and the Dutch Political Factions，1625—1642”，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83（98）：1-27，The Dutch Republic，pp.223-49；Pieter Geyl，Orange and Stuart 1641—1672，London：Weidenfleld＆Nicolson，1969，pp.349-400，The Netherlands，Part 2，pp.126-49.关于被排除在外的低级秩序，见Kaplan，“Calvinists and Libertines”，pp.107-48。
[75]Rowen，Princes of Orange，pp.39-50，84-94；Israel，The Dutch Republic，pp.262-63.
[76]对于省长的支持也由于突然到来的和平、明显缺乏闪耀的军事成功以及下层阶级没有富有意义的奖赏而日渐衰落。适时的死亡以及威廉三世于1689年获得英国王位同样限制了省长的权力，见Geyl，The Netherlands，Part 2，pp.160-61，202-6。由于荷兰人主要依赖于雇佣军而非征募兵，加上人们认为战争最终会威胁到经济以及普罗大众，荷兰社会以及荷兰文化从来没有披上强大的军事主义的外壳。事实上，在大众文化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化中，军事经常被相当轻蔑地描述，见Huizinga，Holländische Kultur，pp.45-50；Schama，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pp.252-53。
[77]Herbert H.Rowen and Andrew Lossky，Political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Dutch Republic，Los Angeles：William Andrews Clark Memorial Library，1985.p.15.用戈耶尔（Geyl）的话说：“当其他省份的议会越来越多地在君主的控制之下，荷兰数量巨大且富有的城镇寡头仍旧能够保留自己的独立性。”见The Netherlands，Part 1，pp.135-36。
[78]Israel，The Dutch Republic，pp.319-23；Rowen，Princes of Orange，p.63.
[79]这种拜占庭式的权力管道可能只能与节奏缓慢的、防御式的战争相匹配。
[80]Rowen，Princes of Orange，pp.60-84；Parker，The Dutch Revolt，pp.122-25；den Tex，Oldenbarnevelt，Volume 1，p.245.关于威尼斯承包商，见Mallett and Hale，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A Renaissance State，pp.18，170-72，264-83；Lane，Maritime Republic，pp.231-32。这种对军队声望与实力同样的担忧催生了苏联的政治委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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