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期的战争：1558至1713年的冲突

荷兰成功地避免西班牙将卡斯蒂利亚军事-官僚绝对主义扩张到低地国家的北方省份。不过无论荷兰自身是否会在下一个五十年应对军事强国的战争时采取同样的专制措施，问题都依旧存在。强力榨取战争资源会不会导致宪政秩序被一个来自本国、但又处心积虑的人物推翻呢？

不同于资源动员的两个因素使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首先，革命自身使荷兰政府结构对军事-官僚绝对主义深恶痛绝。这种形式的政府只会产生于具有强烈专制倾向的土地，比如俄国与卡斯蒂利亚，抑或中世纪宪政主义占据政治制度核心的国家：即存在由某种独立君主与议会构成的二元体制，在合议的框架下共同管理国家。革命初期对西班牙官员的驱逐，就意味着独裁道路的不可能：并不存在站立在一个国家机器之端的人物，能够压倒议会让国家朝着军事-官僚绝对主义方向迈进。省长管理好几个省份，但却不存在与霍亨索伦或波旁的前绝对主义（preabsolutist）国家那样的中央集权。无论省级议会能否有效地引导政府，问题也依旧存在^[20]。独裁结果可能性低的第二个因素是对共和国省级议会中央集权的极度谨慎。去除西班牙君主统治后，荷兰市民和光荣革命后英吉利海峡的其竞争对手（尽管可能是成倍的）一样，极度不信任中央集权和军事指挥官。即便是遭受最严重的军事威胁，在审慎的市民那里也不可能产生紧急权力。

共和国面临着与许多主要大国的战事，并产生了建立威权政府的压力。三个方面的因素降低了汲取本质上正在衰弱的资源的需求：国家系统动力和联盟，阻碍入侵者的地缘因素，以及国家非凡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荷兰共和国早期到其在西班牙继承战中击败法国，它在面对共同敌人的战役中从正式或非正式（经常是短暂的）的利益团体中获益斐然。资源动员并不显得那么至关重要：联盟带来了外国的军事力量和资金支持，这意味着对国内资源的动员可以减弱^[21]。实际上，其他国家的资源被引入对抗战争压力，但这是符合他国意愿的，这与瑞典式的外国资源动员截然相反。

即便是在革命初期，荷兰从联盟和共同的敌人中也获益良多。考虑到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好战本性和其历朝以来的野心，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它可谓从不缺乏共同的敌人。荷兰竭尽全力把英国拉入独立战争。伊丽莎白被冠以反叛省份君主的头衔，尽管她婉转地拒绝了。但是她派出了一支小型军队［以莱斯特贵族（the Earl of Leicester）为首的8 000人军队］，并每年为该军队提供资助。可能最重要的是，女王授权德瑞克（Drake）贵族和20只私掠船阻断西班牙的贸易^[22]。这一关键决策将英格兰卷入了战争，致使菲利普派出了运气不佳的无敌舰队（Armada，1588），无敌舰队的惨败终结了西班牙对荷兰的进攻。

另一场起义转移了西班牙对荷兰革命的注意力，它来自散居在西班牙南部的摩尔人。摩里斯科暴动，正如其名，被认为标志着土耳其人的入侵。土耳其宫廷（the Porte）乐于吞并威尼斯的塞浦路斯（Cyprus），尽管最后这并没有发生，不过，暴动改变了马德里的策略，而在荷兰革命的关键时期，不得不转移资源^[23]。1574年，土耳其（在荷兰之后，不过未必是受到荷兰革命的鼓励）在地中海展开攻势，占领了突尼斯，并要求佛兰德军队撤回资源。西班牙资源内在紧张使其财政全盘崩溃，无法控制荷兰，至少暂时如此^[24]。帕克这样总结萦绕着菲利普二世的梦魇：“西班牙总是只能用一只手与尼德兰开展开战；同时她需要捍卫地中海（直到1578年），征服葡萄牙（1579—1583），入侵英格兰（1587—1588），让哈布斯堡家族在法国登上王位（1589—1598）”或者是为西班牙索赔人确保曼图亚的贵族领地^[25]。

《十二年休战协定》（The Twelve Years'Truce，1609—1621）结束了荷兰军事与外交历史上的第一章节。第二章节开始于休战协定结束之时，荷兰共和国发现自己身处三十年战争之中。天主教军队（西班牙、神圣帝国和巴伐利亚）无往不胜，波希米亚、丹麦及巴拉丁领地都被收至麾下。在意大利对阵法国的外围战争、曼图亚继承问题在17世纪20年代后期转移了西班牙的注意力，但是全面收回尼德兰的呼声迫在眉睫。此时（1630），瑞典卷入了战争，并击败了天主教军队，直到诺德林根战役（1634）遭到惨重的打击^[26]。枢机主教的军队在北部收复失地运动中泰然自若。国家体系动力再一次登上舞台。法国视获胜的西班牙军队为威胁，动员资源进行战争，并入侵德国。一支法国军队占领了洛林（Lorraine），由此切断了“西班牙之路”这条为佛兰德军队提供补给的关键通道^[27]。三十年战争的最后十年，荷兰共和国也从伊比利亚半岛自身的起义中获益。首先是加泰罗尼亚，随后是葡萄牙，揭竿而起，反对卡斯蒂利亚君主。资源几近枯竭，兵变不断，前线不断传来战败的消息。西班牙这个共同的敌人在保卫共和国独立方面的重要性，在这里得到很好的阐述：“这种倒退并不是因为西班牙的孱弱，而是她无法在任何时候将其大军集中于任一部分。她现在已经严重过载，拥有太多的敌人，却没有主要的盟军。”^[28]

三十年战争是哈布斯堡家族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谋求欧洲霸权，但是路易十四很快拾起了查理五世和菲利普四世的衣钵。富裕的尼德兰位于他政治野心版图的前列。掂量着手中的财富与军队，他认为整个大陆都可以由凡尔赛控制。荷兰联盟战胜了波旁王朝，正如他们战胜了哈布斯堡家族。1672年英国和法国共同应战荷兰，但是外交手段和在海权上大胜英国的共同作用使英国退出了战争，而路易则在普鲁士以及老对手西班牙的帮助下被击退。在九年战争（1689—1697）和西班牙继承战争（1701—1713）中，荷兰与英国（执政者奥兰治家族的威廉当时是英国国王）、神圣罗马帝国、普鲁士和西班牙结盟，击败法国^[29]。

从尼德兰革命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末期，荷兰共和国在战争中的联盟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能达成如此卓越的外交智慧，是否有什么秘诀呢？有人提出，至少在近代早期，成功的外交手段和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像荷兰共和国这样的海上国家必然有大量——无论是在政府内还是政府外——的国际联系以及丰富的经验来巧妙而精到地施压，并表明立场。当这与一个国家利益掩盖之下的不择手段相结合，就成了外交的精髓。况且，商贸国家对于其贸易伙伴而言，具有巨大的价值，对其君主来说也是如此，他们都不会对商业与财富收入的主要来源遭受危险安之若素。贸易国家无疑也会招致其他商人的愤怒，所以17世纪共发生了三场英荷战役。但尼德兰、英国以及威尼斯的历史证据表明，外交资本比责任来得重要。我们已经看到，英国精于外交；另一个海上力量威尼斯，认识到永远不可能与土耳其的资源相比及，于是采取了外交策略——引入其他国家的资源与土耳其宫廷对抗。同样地，威尼斯利用法国阻碍西班牙在意大利的野心，也让意大利的各小公国相互对抗^[30]。

荷兰从来没有直接面对哈布斯堡家族或是波旁王朝军事力量的全面冲击。荷兰共和国得益于敌人的敌人，并巧妙地组织其他的力量，让它们为它而战。因此共和国真正面对的敌军，并不需要像它独自应战那样对国内资源进行动员。(www.xing528.com)

在限制国内资源动员方面，地缘因素也有利于荷兰。西班牙的交通线路绵延数百里，从意大利到低地国家的南部省份都处在哈布斯堡家族的控制之下。海上航线更长，时有飘扬着各种旗帜满怀敌意的入侵者经过。共和国拥有一个可对入侵的军队产生毁灭性效果的秘密武器：海堤可以被掘开，使海水涌入广泛的区域，由此击退敌人，并将国家的经济与政治中心荷兰及泽兰隔离开来。这一秘密武器1572—1573年被用来击退西班牙入侵者，以及一个世纪以后的路易十四。荷兰人把洪涝看作敌人带来的奇迹，是帮助选民的上帝之手。它们显然与当年在红海惩罚法老军队的设计如出一辙^[31]。

阻碍入侵者的另一个因素是乡村里多样化的地貌。西班牙和法国军队发现他们总是陷身于沼泽、堤坝和河流之中，就像盟军在1944年秋季遭遇的那样。涉水渡过斯凯尔特河（Scheldt）的支流后发现，他们所面对的是更多的沼泽与河流。基于这一点，关于荷兰革命的经典研究的作者说道：“在审视西班牙和叛军的优势中（前者基于尼德兰广阔的疆界，后者基于荷兰和泽兰的滨海各省），国家的地理形态，特别是大河无以估计的战略重要性，是决定性因素。”^[32]操作性的困难更加因为这些河流沿岸的大批的城镇堡垒而加重^[33]。现在我们可能可以理解，在这片如此靠近滑铁卢的区域，却没有关键的开放性战场。相反，大多数的陆地战争都被长期围困在以星形要塞形式筑造起来的城镇之中。纳尔登（Narrden）攻城战花费了八个月，尤利希五个月，布雷达（Breda）十个月。卑尔根奥普佐姆（Bergen op Zoom）攻城战持续了四个月，并造成了西班牙六千名士兵伤亡或逃亡^[34]。这些攻城战多半是徒劳的，即便它成功了，也不过是打通了到另一个堡垒的道路而已，1634年的一次攻城战便可说明这点：“军事上，布雷达就是个死胡同，到荷兰的路依旧像以前一样被防御工事牢牢锁住。财政上，这场战役耗尽了国王费尽心力搜刮来的资源……1621年以来……已经没剩下什么来供养军队，也没有再获得其他信誉的手段了。当地的西班牙官员被命令要让军队完全处于防御状态。”^[35]这和滑铁卢全然不同，不过是马恩河（Marne）战役、索姆河（Somme）战役和凡尔登（Verdan）战役的前身罢了。

天然屏障与人工堡垒让处于防御方的荷兰军队拥有巨大的优势，尤其是1621年《十二年休战协定》终止之后。在河流、沼泽和堡垒背后的荷兰军队可以成功地应对占据数量优势的入侵者，捍卫国家。而且，荷兰未经过训练的城镇民兵就能牵制住最为老练的西班牙士兵。防御优势意味着西班牙军队需要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它的反对者，还必须得到很好的供养，以避免在冗长而难熬的攻城战中发生叛逃或兵变。但是，正如我们早已看到的，西班牙已经无可救药地在欧洲参与了过多的战事，而且很快就会看到，其供应系统很不健全。地缘和国际援助可以降低军事支出，但是国内成本，至少以绝对值而言，依旧庞大。尽管具有联盟与防御优势，尼德兰仍旧需要使军队（尽管以大陆国家的标准衡量——平均为5万人）现代化，并于1629年达到最高峰12.9万人^[36]。共和国还让当时最大、最令人害怕的海军之一离港出海。到了17世纪中到后期，私掠船的全盛时期几近结束。英格兰、西班牙和尼德兰的舰队是国家通过外包服务于战争这一唯一目的的。1620年，荷兰海军拥有29艘主力舰；世纪末，它拥有百余艘一流快艇和2万名水手^[37]。即便如欣茨看到的，船只不能用于国内镇压，由于这些海上怪物很多装载着90支或更多的枪支，需要100多人，并采用越来越复杂的设备，海战的成本是巨大的，而表明国内资源动员在破坏宪政自由和宪政机构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论点存在一个问题。战争的财政负担还在于城镇建造防御工事，以及沿着西海岸建立要塞网络。1591年，光用在碉堡上就有320万弗罗林（florin）。1632年，这一数字涨了超过四倍，达到1 340万，而八年后的费用是1 880万^[38]。

与西班牙的战争并不只限于低地国家。如帕克观察到的，八年战争是第一次（地理意义上的）全球战争。两个国家的士兵和水手们在加勒比海、巴西、菲律宾群岛以及东印度群岛激战。不过这些战役对于荷兰国家的支出而言并没有最初想象得那么大。公海和殖民地的大多数力量并不是服务于联省议会，而是属于东印度公司或西印度公司。私人部门强大有力并直接地为战争贡献力量^[39]。入侵巴西（1580—1668，葡萄牙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以及对西班牙满载金条的船只在美洲实施禁运是不友好的接管，受荷兰自由企业制度的私有军队而非国家的影响。国家也没有直接从这些探险中获益：被截获的西班牙黄金被分割成股权分配给投资者，东印度公司的董事直白地告诉他们的政府：“从东印度公司获得的据点和要塞不能被视为国家征服物，而是商人的私有财产……”^[40]不过，私有公司立下的功劳的确使西班牙资源转向护航与远洋要塞^[41]。正所谓，个人罪恶却是公众福德。

荷兰共和国如何负担一支庞大的军队、一流的海军以及众多的城镇防御工事，而无须采取独裁的手段汲取资源，这依旧是个问题。低地国家陆地战争的防御性排除了像瑞典那样调动外国资源的可能性（对依旧处于西班牙控制下的南部省份发动骑兵袭击，只是流寇行为，对战争影响甚微）。海上力量卓越，大量的城镇提供税捐。城镇的数量表明商业贸易的活跃，而一支大型的海军意味着保护贸易所仰赖的海中航线的需求。研究至此，那些拥有所谓的农业经济、相对落后的生产系统的国家，要对其武装力量进行现代化改革、支持一支现代的军队且不带来国内危机，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相对发达的经济可以维持一场大型战争，而不需要与等级议会发生剧烈的冲突。

荷兰共和国绝对不是农业经济，它的农业生产仅够为国内消费提供简单的粮食。共和国是富裕的贸易中心，1600年其贸易就远超威尼斯和安特卫普，主要来自对波罗的海贸易的实际垄断。迅速成长的殖民地帝国进一步让荷兰在商业上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42]。这些源源不断的财富被注入战事，没有对宪政产生破坏作用。即便在战争之中，经济也持续增长，但在十二年休战（1609—1621）中特别引人注目。西班牙对荷兰共和国的繁荣有所贡献：关闭了阿姆斯特丹的主要对手安特卫普，这使得贸易与资本涌入荷兰共和国，同时允许荷兰商船继续在半岛从事贸易^[43]。只要荷兰海军掌握着海权，经济发展和战争融资就能得到保证^[44]。

尼德兰的财富以两种形式进入战争。活跃的经济活动意味着国家拥有高额的税收，绝大部分来自沿海省份荷兰和泽兰。日常用品消费税、出口附加费以及上百种形式的资本税带来了巨额收入^[45]。但是税收引发抱怨和某些地方的暴动。这带来了经济发达国家可以运用的另一种权力工具的全面实施：公共债券——这是一种机制，不再有腐败、低效的包税制，也没有遍布全国的官僚化征管机构，这种机制可以使公众对战争费用的反对降到最低，也能把应对反对派的镇压机制减到最少。八年战争诸多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是，哈布斯堡家族初期帮助建立的资本市场，随后为反对他们自身的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16世纪上半叶，查理五世与省级议会和城镇谈判贷款，为与法国开战提供资金。这就是荷兰资本市场的富裕与复杂之处，早在15世纪30年代，阿姆斯特丹不需要采取高压政策，就可以轻松地筹集大量资金^[46]。查理五世帮助建立的资本市场被用来反对其继承人的军队，并具毁灭性效果，却没有对荷兰的宪政政府产生任何类似的影响。省级议会仍旧是至高无上的，地方特权蓬勃发展，法治随处可见。财富也意味着军队可以通过雇佣兵而非征募来实现。工作税似乎主要限制于沿海勘探以及在河冰上凿孔以阻止通行^[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