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宪政主义与西班牙抵抗

与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荷兰宪政政府出现在中世纪。但是它不同于欧洲其他地区的是很多城镇具有压倒性的力量。沿着北方海岸线以及低地国家北部省份的河流，一系列强大而富有的贸易中心逐渐出现。尽管地方力量突出、贵族政治相对弱小、缺乏与更大领土力量有意义的融合，荷兰宪政主义遭受着帝国（勃艮第和哈布斯堡）试图建立稳固控制的尝试之威胁。当西班牙王室试图将军事-官僚式的政府施加给新近获得的领地时，它引发了对哈布斯堡王朝权威的普遍反抗。反叛的各省并没有寻求新的国家形式，而是保留中世纪的宪政主义。这一本质上后顾式的（backward-looking）反抗带来了反对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

我们将会不止一次看到荷兰具有地理优势。最早的好处赋予了低地国家的北部省份，那里大部分土地是沼泽，因此不适合开发用作耕地，而封建军事和社会组织都仰赖于耕地。北方的大部分后来都成为荷兰共和国，自由农自18世纪开始就享有私有的、可继承的财产。在那里，乡村政府开始出现，处理地方事务并保护自由^[1]。到了南方，封建服役被现金支付代替，在1300年，个人自由是稀松平常的事^[2]。强大的乡村政府并不是荷兰独有的；事实上我们还能在瑞士的州，东埃尔比亚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看到它们的存在。该地区地势低洼，需要广泛的力量在地方上维修堤坝、征收税费，以及疏通排水渠道，这些被证明是乡村政府的核心功能和联合要素^[3]。

贵族家庭在荷兰历史上非常重要。奥兰治、埃格蒙特（Egmont）和霍恩（Hoorn）是反对西班牙的起义中的早期领导者（以及殉道者），在西班牙的命令下被行刑或暗杀。贵族阶层仅是很小的团体，据一项研究，只有12个公认的望族^[4]。贵族站在不可扩展的土地之上——沼泽地避免了这一点——很少有耕地会超过100公顷。他们控制的林地和牧场也是微不足道的。贵族垄断了各行省的长官职位（省长，stadholderates），他们对行政、省级议会（States）选举以及庇护网络（patronage networks）拥有实质性但并非压倒性的影响。但是他们并不控制行政或司法。由于王室法官（royal justice）的引入，以及随着市民购买王室土地甚至领主权力，这些都遭到了破坏，以能够更好地控制至关重要的粮食生产以及蓬勃发展的家庭手工业（cottage industries）^[5]。哈布斯堡王朝任用小贵族阶级担任省长，这一举措能保留他们的声望，赋予他们实际的权力任命地方行政官（magistrates）；但是省长一方面受限于来自帝国以及后来的西班牙的反对力量，还受限于富裕的市民。尽管他们为哈布斯堡王朝服务，贵族们依旧忠诚于地方习惯，哈布斯堡王朝依旧保持尊贵的地位直到16世纪晚期西班牙陷入金融困境之时^[6]。

荷兰许多的商贸城镇于12世纪从它们的地方权力拥有者或是神圣罗马帝国那里获得了独立特许状。外界权力被限制在一些特定的司法领域，且只能命令而非控制城镇军事。市议员的选举也能免于干涉^[7]。除了乌德勒支的公会（guilds）在城镇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之外，城市的权力牢牢地控制在寡头的手中^[8]。在阿姆斯特丹，相对较晚的开发者中世纪后期才出现，却成为荷兰共和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城镇议会由36名贵族组成，终身任职，从中选出轮流执政的市长来承担政府的日常职责^[9]。

中世纪晚期，被称为“States”的省级议会开始在荷兰各地出现。与其他议会一样，它们控制着司法、税收以及战争与和平事宜^[10]。而且，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大多数时间里，为了代替贵族与王室的权威，每个省级议会都建立了自己的行政机构，包括内阁（chancellor）、审计官以及专门的部长（specialized secretaries）^[11]。省级议会向联省议会（States-General）派送代表，这很类似于法国省级议会将精心训练过的代表派送到三级议会去。与城镇议会一样，省级议会是高度寡头的。联省议会在17世纪是最为强大的荷兰大会（Dutch assembly），比其他省级议会的联合更为强大，议会不包括农民、普通镇民或甚至牧师，即便是贵族也只有一位代表。荷兰是否因为其寡头性而未能像欧洲的其他国家那么具有宪政主义呢？毫无疑问是的。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荷兰依旧存在代议制政府以及广泛的个人自由，这是随后几个世纪自由民主的基础，就如它们在英国和瑞典所起的作用一样^[12]。

各行省议会与联省议会联合起来，阻挡勃艮第贵族以及哈布斯堡国王强征高税收的企图以及外部力量。大胆查理（Charles the Bold）筹措资金参与法国的王朝战争的要求，遭遇的是联省议会申明、确认并扩张城市自由的反要求——典型的“先取后予”策略，这种君主与等级议会之间的交换让人想起百年战争时的英国和《权利请愿书》^[13]。16世纪早期哈布斯堡王朝试图实行中央集权措施，企图绕开行省议会并恐吓个别城镇，最后偏离了^[14]。哈布斯堡获得了参战的补贴，但是需要根据省级议会的主张。挥之不去的影响是省级议会越来越不愿意支持哈布斯堡寻求成为统一的帝国。这种冒险活动对于尼德兰的统治者而言是毫无意义的。(www.xing528.com)

在其他国家，议会及其他宪政制度，与某些形式的集权政府、霍亨索伦王朝早期或约克时期的王室政府、或相对组织缜密的波旁王朝共同存在。不过，尼德兰的各行省和城镇，相比较其他地区而言（可能除了瑞士的州或威尼斯外），更为独立于中央权威。尼德兰成功地存活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表面统治之下，勃艮第贵族、哈布斯堡都没有将实质性的权力屈从给那些遥远的宗主国。省级议会是最高权力。在其之上只有一个孱弱的国务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在那里，地方贵族在省级议会的监视之下管理事务^[15]。

宪政秩序见证了诸如大胆查理和查理五世等黩武霸主大王旗的城头变幻，但是后者的儿子，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打破了这一态势，他试图提取新的税收来应对远方的战争。《卡托-康布雷齐和约》（1559）结束了与法国绵长的战争，合约后，菲利普部署军队应战奥斯曼人，但最初的战事进展不佳。他需要更多的资金，自然就把视角转向了富庶的尼德兰^[16]。新的税收被坚持推行，同时还宣布要强制采用新的国家结构。新税种将由西班牙官员来收集。西班牙的统治者阿尔瓦贵族（the Duke of Alva）利用接踵发生的抗议和暴乱，并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尼德兰的主权问题。阿尔瓦集合了四军团经验丰富的西班牙老兵，着手对这片土地卡斯蒂利亚化（Castilianizing）：通过省级议会推行新税；解散联省议会；逮捕反对者并立刻由阿尔瓦除暴委员会（Council of Blood）审判。上千人被处决。阿尔瓦在城镇和乡村驻扎军队，并强化主教体系，加强西班牙的控制。宗教审判随心所欲，以根除加尔文教派。反对者似乎迅速被镇压，事实上他们逃到了德国北部和法国胡格诺教派的堡垒。在这些庇护所里，荷兰人的奇袭部队——充满传奇色彩的海上乞丐（Sea Beggars）——在海岸城站游弋，扩展他们的控制，并在低地国家北部的七个省建立起了脆弱的政权^[17]。

从本研究的视角看待这些事件，荷兰革命（Dutch Revolt）是对专制君主分解立宪政府、建立军事-官僚绝对主义企图的成功回绝。比较研究的学者必然会探究，为何宪政力量在这里能够成功，在勃兰登堡及其他地区则归于失败。在尼德兰，中央与省级议会的冲突成为外国入侵的补充向度：卡斯蒂利亚军事-官僚绝对主义的扩展。本土议会力量的瓦解伴随着外国统治者力量的上升，而非久已存在、家族历史与整个国家缠绕发展的亲王特权的扩展。毫无疑问，这也包括在革命之内，但是我们不能太过强调这点：大家都认同：荷兰民族主义并不是在革命之前产生，而是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得到了锻造。菲利普试图扩展他的统治，破坏的不仅仅是政治制度。新的税收措施威胁着商业中心的活力，市民们都意识到消费税（alcavala）与百万税（millones）对于卡斯蒂利亚经济的破坏性作用。同样地，宗教法庭的引入使整个地区都感觉到它的存在。宗教审判骇人、违法的方式危害着社会所有成员的自由，无论他是否是加尔文教徒。西班牙入侵的特殊形式对尼德兰地区的破坏，不仅仅在政治与宪政层面，还包括宗教、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其导致的是强大的各个层次的反对者。

大选帝侯利用战争威胁，即我们今天称为国家安全的论调，来赢得等级会议的支持，并诱骗建立军队，随后他用军队来解散议会。而且，他所应对的是一个已经被阶级及地区差异所分割的等级议会。荷兰不可能意识到会有什么严重的危险。土耳其人对他们以及他们以波罗的海为中心覆盖了世界各地的贸易王国没有威胁。尽管东部的粮食要海运到意大利，在东地中海，贸易并不是那么随处可见，而与土耳其发生的联系就更加少之又少了^[18]。在内战期间严重破坏议会的裂缝由于其寡头政治的本质，主要限制于省级议会和联省议会之内。菲利普更为成功地从西班牙控制的意大利那里榨出资金用于土耳其战争，在意大利，没有什么造反，就算有，也很快就夭折了。当然这里遭受的土耳其威胁要比低地国家更为显著。土耳其的船只一直在意大利沿海徘徊，阻碍了意大利与其他商业城镇的交易，登陆的士兵更是兵临城下。另外，西班牙的税收措施在意大利各地各有不同。根据现在的说法：“在西西里西班牙人只能吃点清粥小菜，到了那不勒斯他们可以品味美食，而在米兰就是饕餮大餐了。”不同的税收措施意味着不同程度的不满，而各城镇和地区很难有机会团结起来。一个起义的小镇，其命运可能就和16世纪中期的根特（Ghent）和安特卫普（Antwerp）一样^[19]。

起义成功地挫败了西班牙绝对主义，并建立起了一个毫无经验的共和国。不过西班牙不可能轻易地与各省断裂：容忍对于帝国而言是极为危险的先例，更为重要的是，七个省份是收入的主要来源，要比新世界的财富来得多。荷兰面临着西班牙80年断断续续要收回造反省份的努力，以及随后的40年，路易十四要把更多的属地纳入其统治之中。宪政度过了一场风暴，但是现在面临的可能是欧洲国家所遭遇过的绵长的战争中最为艰苦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