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时代的绝对主义崩溃与兴起

法国绝对主义的崩溃和卡洛林绝对主义的灭亡，两者有重要的相似之处。军事上的失败、财政危机以及国家瘫痪在这两个国家的专制崩溃中都非常突出，但是我们没有发现瑞典出现农民革命，这可能能说明瑞典为何几乎没有经历暴力就平稳地实现了宪政政府的回归。推翻绝对主义以及实现宪政在瑞典是纯粹的政治革命，而如法国那样全面的社会革命所带来的创伤则一直延续到世纪末。

瑞典长期的军事胜利到了大北方战争时（1700—1721）遭遇了悲惨的结局，在该地区瑞典几乎要应对所有的力量，包括彼得大帝刚进行现代化改革的俄国军队^[63]。查理十二世在乌克兰的惨痛失败，至少部分地是分配系统缺陷的结果：它缺乏合理的供应系统。由于现代军队及其支持系统是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对瑞典在俄罗斯失败的原因进行简单说明就够了，应该不会太过离题。这与绝对主义灭亡以及支持议会统治的关系将是显而易见的。

早在战争初期，瑞典军队出于自身的习惯，也是由于缺乏中央供给的必要性，主要依靠侵略库尔兰、萨克森，以及利沃尼亚来实现供应，在三十年战争时它是通过入侵德国实现供应的。查理十二世冒险进入乌克兰被认为是鲁莽的，但是在肥沃的大草原上补充储备，并寻求与正在起义的哥萨克叛军进行联盟，显然是更为重要的^[64]。注意到其敌人后勤上的阿喀琉斯之踵，彼得大帝利用骑兵来阻碍瑞典的强征军，产生了军事历史上第一次焦土政策（scorchedearth policy），并通过拖延战术，进一步增大查理的后勤顾虑^[65]。查理不得不对俄罗斯在波尔塔瓦（Poltava，1709）的供应中心贸然出击，绝对优势的俄国军队击溃了瑞典人，其后瑞典被迫全面投降^[66]。只有极少数大胆进军乌克兰的士兵才再次回到瑞典；国王自己在潜回斯德哥尔摩之前也不得不到奥斯曼帝国寻求庇护。波尔塔瓦将瑞典放到了一个全新而危险的境地：为了应对正在逼近祖国的俄罗斯和丹麦军队，必须建立一支全新的军队。瑞典第一次不得不试图对国内资源进行深入调动——此举将会带来宪政论争——或者肯定会沦为俄罗斯和丹麦的战利品。这些需求得到了农民、官僚机构以及议会的抵制，他们此时都已经厌倦了战争。

农民的反对表现在不再支持民粹军事绝对主义，而不是进行明确的叛乱。没有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并不是因为在乡村层面缺乏制度基础。瑞典的农民组织可能要比欧洲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团结一致，并且拥有强大的反叛的能力，即便是和法国与俄罗斯——尽管它们是重大的社会运动的发生地——相比。法国和俄罗斯叛乱的来源并不在于广泛的宪政问题——这些问题很少会考虑到从土地上剔除生命的事情——它们着眼于更为实际的诸如领主虐待以及土地的所有权的问题，而关于这点，瑞典的农民并没什么抱怨的。他们可能是欧洲最为自由的耕种阶级（cultivating class）——土地回收就注意到了这点。当提高税收以及产生新的军事服役时，其结果并不是革命性的动荡，而仅仅是普遍的对于无休止和繁重的战争的不安与反对^[67]。没有人民先生（Herr Omnes）呼吁来反击其他地方的反对者，如他的前任面对贵族的冲突所做的那样，国王面对来自等级议会和官僚机构日益统一和制度化的反对。

波尔塔瓦战败之后是另11年遥遥无期的战争，它引发了议会、国家以及其他团体之间的财政张力及对彼此的不满——三者联系紧密，且有事实上的重叠。到了1718年，要求有新的税收和增加经济调控的呼吁迅速地使王室和国家机构间的冲突公开化。整个国家都认为他们已经受够了。大贵族们在这种失望中开始重新崛起，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查理^[68]。当随处可见的不满与财政上的失败——无法支付行政部门与军队的薪酬——相结合，背叛的情绪迅速蔓延，几近起义的边缘^[69]。一场由国会计划的公开政变由于查理的去世（也有人认为是暗杀）而得以避免。专制期间一直隐藏在背后的宪政因素开始脱颖而出，并与务实的议会政府相结合。议会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并如英国国会1688年所做的那样，邀请了外国人成为立宪君主。行政事务和国会之间的联系，开始自古斯塔夫·阿道尔夫，由查理十一世的反对大贵族计划继续，并通过其儿子的统治进一步扩展，最后，通过奇妙的历史段落被证明，是议会/内阁政府的基石^[70]。卡洛林国王们，用他们的民粹主义，不经意地从中世纪创立了一个现代化的、法团主义（corporatist）的议会：“原先专制君主权力的官员们自己成为权力的持有者……他们作为议会代表拥有权力，他们作为瑞典中央政府的高级公务人员而成为这一权力的实行者。”^[71]国会废除了卡洛林时期在地方所施行的一系列经济控制政策与国家机构^[72]。国会中的各小集团发展成为相当一致的政党，卡普斯（Caps）党和海茨（Hats）党在整个18世纪交替实行政治权力^[73]。

让我们的关注点从查理孱弱的绝对主义形式崩塌的关键，转移到他朝着军事-官僚绝对主义方向的努力归于失败，而大选帝侯和黎塞留却成功的原因。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什么条件是有利于宪政的力量呢？我们之前已经讨论了部分答案。首先，瑞典国家机构与国会的联系太过紧密，对于王室而言是弥补其民粹主义衰退的有效手段。其次，相较勃兰登堡和法国，土地分配系统离标准的佣兵或是专业的军队很远。这不过是一支国家不能部署的公民军队，而且其主力在乌克兰已经被消灭了。查理转移的时机可能是其失败的最重要因素。它不是在战争初始，那时面对明确的外来危险，部分贵族和市民可能会被说服或是默认宪政上的变化；它发生在无休止无结果的常年战争让这个国家大伤元气之后，它浪费了乌克兰几乎一代人，让贵族、农民、行政人员，甚至大多数的军官都疏而远之。

瑞典与勃兰登堡-普鲁士及法国的对比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在两个国家实行军事-官僚绝对主义之前，国家首脑支配着忠心耿耿的官僚机构，他们来自贵族与中产阶级，而不是以国会为中介。其次，每个国家都废除了封建军队及税收，代替以小雇佣兵或是常备军，他们对为王室服务的军需官负有义务，而不是国家或宪法。他们的薪酬是来自议会的补贴还是来自强制的征税措施，对于他们而言没有意义。最后，大选帝侯与黎塞留在战争一开始就实行了反对宪政主义的行为，如波兰和法国在普鲁士的战争，比如在法国与哈布斯堡的结盟。在这个合适的时机，他们能够利用等级议会与社会的分割，强调危机时刻的必要性以获得支持。

但让我们从这些分析要点回到水深火热的民族中去。现在袭击瑞典海岸的俄罗斯和丹麦军队是什么呢？他们并没有因为其长期敌军的宪政变化而得到平息，能够进行致命一击，摆脱可能重新崛起的瑞典是更好的。但是在这里，欧洲国家系统的动力结果是有利于瑞典的，它抵御了俄罗斯的入侵。尽管从俄罗斯军队中摆脱出来对于瑞典而言是不可思议的，联盟的变化则部分地归因于国家系统的压力：“在国际政治里，成功会带来失败。一个国家或是国家联盟的力量过度累积，其他的就会成为反对者。”^[74]大北方战争的成功让俄罗斯成为欧洲权力中的主要力量，而这对法国和英国都带来了警示，后者担心斯堪的纳维亚海军补给会产生威胁。这些国家的外交压力让瑞典从困境中摆脱出来，而国外财政援助帮助它度过了财政困难^[75]。

瑞典的军队再也没有达到伟大时期的荣耀。土地分配系统的士兵更关注他们自身而不是帝国或国内的阴谋^[76]。士兵们被召集起来参加对抗普鲁士的七年战争，但是卡洛林时期的动员机制已经迟钝不堪。国内的调配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耗尽了军事预算，而军队也很少采取行动。这些士兵实际上成为第五等级，每个军团向议会选举代表^[77]。跨波罗的海帝国一去不复返，瑞典幸运地得以在欧洲权力斗争中依旧保持大部分领土，在大国的夹缝中安全生存下来，其宪政政府也强壮起来。

本研究使用的分析框架被用来研究瑞典历史上的两个时期：三十年战争时期和卡洛林绝对主义时期。在第一个阶段，瑞典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来应对大国力量，而不影响其自身的宪政。它是动员国外资源支持军队的结果。瑞典参与了18年的大规模战争，却没有调动本国的资源——这是在近代早期破坏宪政政府的关键。宪政政府被部分破坏，但是某种程度上由于民粹军国主义国王而得以加强。卡洛林绝对主义与军事-官僚绝对主义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区别：没有不断扩张的执法的官僚机构破坏国会和地方权威；其军队由忠于（大部分是）宪政的市民组成；其支持基础是普罗大众以及国会。当瑞典士兵在波尔塔瓦被歼灭后，卡洛林绝对主义分崩瓦解，它试图要发展成为不受欢迎的军事-官僚绝对主义。两个曾经被融合在一起且仍旧忠于宪政的组织——议会和官僚机构反对这一变化，并将国家重新带回自由民主的方向。

瑞典的宪政安排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几乎没有变化，在卡洛林绝对主义时期基本保持良好。瑞典基本被排除出欧洲强权的队伍，保持着良好的宪政秩序进入了18世纪，它的中世纪的政治体系适应着现代化社会的挑战。

【注释】

[1]Thomas Lindkvis，t“Swedish Medieval Society：Previous Research and Recent Developments”，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1979（4）：253-68；Michael Roberts，The Early Vasas：A History of Sweden，1523—161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p.28.我亏欠罗伯茨（Roberts）博士诸多。他敏锐地观察到军事组织和宪政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说本章所讨论的不过是穿插着引述他的研究也毫不为过。我希望还是不仅仅如此的。

[2]Roberts，The Early Vasas，p.38.

[3]Michael Roberts，Gustavus Adolphus：A History of Sweden，1611—1632，Volume 1，London：Longmans，Green，1953，pp.315-42；Roberts，The Early Vasas，pp.39-40；Ingvar Andersson，A History of Sweden，Stockholm：Natur och Kultur，1962，pp.32-33；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4，pp.369-70.百户邑（härad），与其盎格鲁-撒克逊同名物一样，是在村之上的社区，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力。

[4]Roberts，Gustavus Adolphus，Volume 1，pp.325-26.

[5]Roberts，The Early Vasas，pp.39-40.关于18世纪地方政府的弹性，见Birgitta Ericsson，“Central Power and Local Right to Dispose over the Forest Common in Eighteenth-Century Sweden”，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1980（5）：75-92。

[6]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6，p.363；Roberts，Custavus Adolphus：A History of Sweden，1611—1632，Volume 2，London：Longmans，Green，1958，pp.150-51.

[7]Claude Nordmann，Grandeur et libertéde la Suedé（1660—1792），Paris：Beatrice-Nauwelaerts，1971，pp.36-38；Roberts，Custavus Adolphus，Volume 2，pp.326-27.

[8]Roberts，Custavus Adolphus，Volume 2，pp.49-53.

[9]KurtÅgren，“Rise and Decline of An Aristocracy：The Swedish Social and Political Elite in the 17th Century”，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1976（1）：55-80.

[10]Michael Roberts，On Arist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 in Swedish History，1520—1720，London：Athlone，1966；Stellan Dahlgren，“Charles X and the Constitution”，in Michael Roberts，ed.，Sweden's Age of Greatness，1632—1718，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3，p.180.大贵族参政会类似于中世纪英国的大贵族议会，但后者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并成为都铎王朝的机构，大贵族参政会保留了贵族对王权的制衡。

[11]Roberts，The Early Vasas，p.41.

[12]Ibid.，pp 82-83，189-94，226，433-36；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5，p.548.还可见Erik Lönroth，“Representative Assemblies of Modern Sweden”，Studies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History of Representative and Parliamentary Institutions 1958（18）：123-32。

[13]Roberts，Gustavus Adolphus，Volume 1，p.301.作者指出由于王室执行官的出现可能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但是这似乎并不能够形塑宪政模式。

[14]Stellan Dahlgrea，“Estates and Classes”，in Roberts，Age of Greatness，pp.115-16.

[15]Andersson，History of Sweden，pp.41，120-21；Roberts，The Early Vasas.

[16]Roberts，The Early Vasas，p.122.

[17]Roberts，Gostavus Adolphus，Volume 1，pp.315-19.

[18]联合低等阶级的支持来应对大贵族是瑞典历史反复出现的主题。后文将会看到，这是查理十二世以及随后的“自由时代”民粹绝对主义的基础。

[19]Michael Roberts，The Swedish Imperial Experience，1560—171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p.30-31；The Early Vasas，pp.187-89；Gustavus Adolphus，Volume 2，pp.88-104.

[20]Roberts，The Early Vasas，pp.181-89.

[21]Ibid.，p.32.

[22]Ibid.，pp.138-39；Roberts，Gustavus Adolphus，Volume 2，pp.190-215；Alf Åberg，“The Swedish Army，from Lützen to Narva”，in Roberts，ed.，Age of Greatness，pp.265-87.

[23]Roberts，Gustavus Adolphus，Volume 2，pp.207-9.关于中央与地方的相互作用，有学者指出：“这有点像一个基于行省和国王自由协定的征兵系统。”参见Åberg，“The Swedish Army”，p.265。有人可能会指出旧的美国征兵体系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也有类似的安排。

[24]“这并不是普通的雇佣兵军队，通过自我利益这一强大的纽带与主权捆绑，对他们所服役的国家很陌生，并且不在乎王室政策的宪政影响与社会影响。这些人与土地的关系过于紧密，与他们的家庭以及朋友联系得过于密切，军营精神很难得到发展，蔑视平民态度以及情感的职业军人很难得到培养。在这种军队与平民之间，距离太小了，小得难以觉察，他们的兴趣与观点都差不多。很难说，古斯塔夫·瓦萨在1544年建立的瑞典常备军，其本质上，在确保大众自由以及巩固法治观念上，是最为强大的负面因素。”参见Roberts，The Early Vasas，p.139。

[25]Ibid.，pp.5-6，82-83，327-93，426-35.

[26]Roberts，The Swedish Imperial Experience，pp.1-42.参见对瑞典扩张（罗伯茨所讨论的）基于阶级的分析可见Perry Anderson，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Verso，1974，pp.15-42，173-91；Andreas Dorpalen，German History in Marxist Perspective：The East German Approach，Detroit，Mich.：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5，pp.138-67。

[27]Roberts，Gustavus Adolphus，Volume 1，pp.60-61，202-5，Volume 2，pp.192-225，The Early Vasas，pp.257-58，402-4；Roger Charles 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Baltic，1522—1820，London：Francis Edward，1969.

[28]Geoffrey Parker，The Thirty Years'War，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87，pp.1-120；C.V.Wedgwood，The Thirty Years War，Garden City，N.Y.：Anchor，1961，pp.11-258；Geoffrey Symcox，ed.，War，Diplomacy，and Imperialism，1618—1763，New York：Harper＆Row，1973，pp.102-13.事实上，华伦斯坦的波罗的海战役并不意在瑞典，而是为了确保有一个港口能让其西班牙支持者用来阻止荷兰在波罗的海的贸易，这是荷兰叛军对抗西班牙的经济生命线。参见J.H.Elliott，The Count-Duke of Qlivares：The Statesman in An Age of Decline，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pp.352-61。

[29]关于瑞典非凡的军事战役，见Wedgwood，Thirty Years War，pp.259ff.；Parker，Thirty Years'War，pp.121ff.；Günter Barudio，Der Teutsche Krieg，1618—1648，Frankfurt：S.Fischer.1985，pp.356-415；Roberts，“Custav Adolf and the Art of War”，in his 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67，pp.56-81；Gunther E Rothenberg，“Maurice of Nassau，Gustavus Adolphus，Raimondo Montecuccoli，and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in Peter Paret，ed.，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p.38-63；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olitical History，Volume 4：The Modern Er a，Westport，Coon.：Greenwood Press，1985，pp.173-84；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ume 2：From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to the Battle of Waterloo，New York：Da Capo，1987，pp.49-75；H.G.Koenigsberger，The Habsburgs and Europe 1516—1660，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pp.245-52。

[30]Roberts，Gustavus Adolphus，Volume 2，pp.34，80-104.

[31]Ibid.，p.189.

[32]里克斯（risksdaler），瑞典银币。1873年瑞典加入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后发行克朗，使原来使用的里克斯被取代。——译者注

[33]关于国外补助，见Barudjo，Det Teutsche Krieg，p.358；Richard Bonney，The King's Debts：Finance and Politics in France，1589—1661，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pp.163-64；Klaus-Richard Böhme，“Geld für die Schwedische Armee nach 1640”，Scandia 1982（33）：54-95；Parker，Thirty Years'War，pp.124-25；Sven-Erik Aström，“The Swedish Economy and Sweden's Role as A Great Power，1632—1697”，in Roberts，Age of Greatness，p.95。当然，阿斯特罗姆（Åström）的标题是有意具有讽刺意义的。(www.xing528.com)

[34]Ågren，“Rise and Decline of an Aristocracy”，pp.55-56；Roberts，Gustavus Adolphus，Volume 2，pp.43-44.疏离化和王室收回土地的重要性将会在下一节中说明。

[35]关于波罗的海过路费，见Åström，“The Swedish Economy”，p.92；Roberts，Gustavus Adolphus，Volume 2，p.84；Böhme，“Geld für die Schwedische Armee”，p.57。

[36]Roberts，The Swedish Imperial Experience，pp.53-54.罗伯茨的争论是，这些汲取压榨的措施并没有如波美（Böhme）所持的观点那样，对地方经济产生破坏性的影响（Böhme，p.81）。还可见Fritz Redlich，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t and His Work Force：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Volumes 1 and 2，Wiesbaden：Franz Steiner，1964，“Contributions in the Thirty Years'War”，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9（12）：247-54。对英格里亚（Ingrian）以及芬兰的资源动员，见Pär E.Back，“Diets in Ingri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in Commission Intemationale pour l'Histoire des Assemblees d'Etats，Liber Mernori ails George de Lagarde，Paris：Beatrice'Nauwelaerts，1969，pp 223-36；Sven-ErikÅström，“The Role of Finland in the Swedish National and War Economies during Sweden's Period as A Great Power”，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1986（11）：135-47。

[37]Böhme，“Geld für die Schwedische Armee”，pp.59-65；Parker，Thirty Years'War，p.169；Roberts，Gustavus Adolphus，Volume 2，pp.654，702，710-11.

[38]Parker，Thirty Years'War，p.203.赎回一名敌军将领的通行价是月25 000里克斯，还可见Redlich，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Volume 1，pp.365-68，378-83。

[39]Roberts，Gustavus Adolphus，Volume 2，p.81.

[40]Åström，“The Swedish Economy”，pp.95-97.

[41]Roberts，The Swedish Imperial Experience，p.44；Böhme，“Geld für die Sehwedische Armee”，p.55；Aström，“The Role of Finland”.英国内战双方的很多军事领袖，包括鲁伯特（Rupert）、门罗（Monro）、莱斯利（Leslie）和斯基彭（Skippon）都曾在瑞典服役中出名。

[42]Jan Lindegren，Utskrivning och Utsugning：Produktion och Reproduktion i Bygdeå 1620—1640，Uppsala：Almqvist＆Wiksell，1980.我感谢罗伯茨提供这一参考。

[43]Roberts，Gustavus Adolphus，Volume 1，p.273.

[44]Roberts，The Swedish Imperial Experience，pp.61-64，Gustavus Adoiphus，Volume 1，pp.276-78.国家公职人员与国会之间的这种早期联系对于理解卡洛林绝对主义及其土崩瓦解并转型成议会制度至关重要。

[45]Andersson，History of Sweden，p.208.

[46]Roberts，Gustavus Adolphus，Volume 2，pp.620-3.参见Jan Lindegren，“The Swedish‘Military’State，1560—1720，”Scandinavian Journat of History 1985（10）：305-36。

[47]帝国大臣说道：“关于华伦斯坦舰队的保养，不仅一无所知，而且，事实上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没有从他的帝国君主那里获得一点儿酬金，华伦斯坦也要意图为他的舰队提供所需，直到再次获得和平。”Golo Mann，Wallenstein，His Life Narrated，Charles Kessler，trans.，New York：Holt Rinehart＆Winston，1976，p.271。正如曼恩（Mann）和其他学者指出的，大臣的看法一点也不夸张。大元帅从哈布斯堡获得了津贴，但主要依赖于他自己的榨取机器。

[48]Mann，Wallenstein；J.V.Polisensky，The Thirty Years War，Robert Evans，tran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198；Redlich，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Volume 1，pp.325-27，“Contributions in the Thirty Years'War”；Victor-L.Tapié，France in the Age of Louisand Richelieu，D.McN.Lockie，tr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317-23.奥地利依赖的国外资源动员，到了三十年战争末期时开始减少。从此以后，奥地利军队不那么依赖移动掠夺了，从而降低了出现另一个华伦斯坦的可能性，不过由此引发了等级会议的衰退与绝对主义的崛起——这种政治趋势的高潮开始自之前一个世纪与土耳其的战争。参见Robert A.Kann，A History of the Hapsburg Empire，1526—1918，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pp.125-33；Eugen Heischmann，Die Anfänge des stehenden Heeres InÖsterreich，Vienna：Österreichischer Bundesverlag，1925，pp.181-224。

[49]Roberts，The Swedish Imperial Experience，pp.54-55；Åström，“The Swedish Economy”，p.88.

[50]Andersson，History of Sweden，p.216；Roberts，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p.248；Nordmann，Grandeur et liberté，pp.73-80.

[51]关于这一时期的瑞典军事组织，见Roberts，The Swedish Imperial Experience，pp.140-46；Georg Tessin，Die deutschen Regimenter der Krone Schweden，Part 2：Unter KarlⅪand KarlⅫ（1660—1718），Cologne：Böhlau，1967，pp.122-27；Åberg，“The Swedish Army”，pp.273-77；K.M.Hatton，CharlesⅫof Sweden，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68，pp.113-14；Christian von Sarauw，Die Feldzüge Karl'sⅫ：Ein Quellenmässiger Beitrag zur Kriegsgeschichte und Kabinetspolitik Europa's imⅩⅧJahrhundert，Leipzig：von Bernhard Schlicke，1881，pp.24-27。直到20世纪早期，土地分配系统仍旧是瑞典国家防御的基础。

[52]Roberts，The Swedish Imperial Experience，p.46；Åberg，“The Swedish Army”，pp.274-75；KurtÅgren，“The‘Reduktion’”，in Roberts，Sweden's Age of Greatness，p.248.

[53]Andersson，History of Sweden，p.218；Roberts，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p.146.

[54]Günter Barudio，Absolutismus：Zerstörung der“Libertären Verfassung”：Studien zur“Karolinischen Eingewalt”in Schweden zwischen 1680 und 1693，Wiesbaden：Franz Steiner，1976，pp.121-60；Roberts，The Swedish Imperial Experience，pp.79-82.

[55]Barudio，Absolutismus，pp.95-96；Nordmann，Grandeur et liberaté，pp.96-97.

[56]“王室是普通人的庇护所、是其同盟，以及是其保护对抗不公与压迫的防护罩。”见Roberts，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p.37。

[57]Ibid.，p.255.国会权力的扩张被证明是朝着内阁/议会政府发展的无意识的过程，见Roberts，The Age of Liberty：Sweden，1719—177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4-5。

[58]Nordmann，Grandeur et liberté，pp.94-95.

[59]Roberts，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pp.249-51.

[60]Ibid.，pp.254-58；Werner Buchholz，Staat und Ständegesellschaft in Schwedsn zur Zeit desÜberganges vom Absolutismus zum Ständeparlamentarismus，1718—1770，Stockholm：Almqvist＆Wiksell，1979.这种融合大大地促进了向议会政府的迅速转换。

[61]土地分配系统“避免瑞典可能与大选帝侯的军需总处有任何相似之处，以及后者可能产生的社会与宪政结果”。参见Roberts，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p.235。用土地（以及公民权利）来换取军事服役，是军事历史重复出现的主题，但是国家利用土地来建立一个非贵族的军事组织，似乎只有在七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希腊重甲骑兵中才有同样的情况，参见George Ostrogorsky，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Joan Hussey，trans.，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69，pp.95ff。

[62]Roberts，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pp.238-89.

[63]关于这一时期中欧及东欧的外交形势的描述，参见Buchholz，Staat und Ständegesellschaft，pp.34-35。

[64]关于这方面的逻辑解释，见Nordsnann，Grandeur et liberté，pp.153-70；Fuller，Military History，Volume 2，pp.169-75；Hatton，CharlesⅫ，pp.300-6。

[65]Andersson，History of Sweden，p.232；Fuller，Military History，Volume 2，p.172；Hatton，GharlesⅫ，pp.277-93.

[66]Hatton，GharlesⅫ，pp.300-6；Fuller，Military History，Volume 2，pp.174-86；von Sarauw，Feldzüge KarlsⅫ，pp.266ff.

[67]Nordmann，Grandeur et liberté，pp.179-81；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7，pp.350-51.

[68]Buchholz，Staat und Ständegesellschaft，pp.38-88；Roberts，The Age of Liberty，p.6；Nordmann，Grandeur et liberté，pp.203-4.

[69]“毫无疑问，在战争的非常时期，每个人都深受其害。但是军队以及行政部门的官员尤甚，他们的收入来源枯竭，被用来填补巨大的国库赤字。这一发展的结果便是服务阶层（serving class）的政治反抗，并打破了卡洛林绝对主义，用在贵族的领导之下的议会政治，由此拉开了所谓的‘自由时代’的大幕。”参见Ågren，“The‘Reduktion’”，p.248。

[70]Roberts，The Age of Liberty.pp.75-82.

[71]Buchholz，Staat und Stdndegesellschaft，p.121.通过卡洛林国王的土地回收运动，又一次无意识地，如巴林顿·摩尔所说的民主的农村障碍被扫清了。

[72]Ibid.，pp.123-69.

[73]Roberts，The Age of Liberty，pp.111-75；Michael F.Metcalf，“The First‘Modern’Party System？Political Parties，Sweden's Age of Liberty and the Historians”，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1977（2）：265-87，“Structuring Parliamentary Politics：Party Organiz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Sweden”，Parliaments，Estates and Representation 1981（1）：35-49；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7，p.362.

[74]Kenneth N.Waltz，“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in Robert I.Rotberg and Theodore K.Rabb，eds.，The Origins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49.

[75]Roberts，The Age of Liberty，pp.9-19.

[76]Roberts，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pp.234-45.

[77]Roberts，The Age of Liberty，pp.44-45，7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