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林绝对主义及其政治特点分析

瑞典与英国一样，经历了宪政的部分拆离。英国忍受了克伦威尔十年的专制，而瑞典在查理十一世（1672—1697）和查理十二世（1697—1718）的统治之下，其宪政部分缺失。尽管傲慢且具有军国主义的性质，卡洛林绝对主义却从来没有到达本研究所称的军事-官僚绝对主义这一阶段。宪政的关键因素依旧保持完整，该时期的民粹主义也将其与勃兰登堡-普鲁士和法国的体制相区别。理解这一民粹专制主义有三个关键点，而这三个关键点都源于17世纪中期的财政与国内资源之间的张力。

第一，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瑞典从德国撤军，它被剥夺了最赖以依靠的财政基础。失去了德国或其他国家充裕的资源，瑞典无法供养一支现代军队。北方战争（1655—1660）就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古斯塔夫占领了莱茵河和美茵河后，抢夺维斯瓦河谷的尝试归于失败，而当勃兰登堡改变阵营后，军队不得不撤退。战争即将结束时，瑞典一无所有，徒剩一身债务，凸显了其军力的不足^[49]。第二，古斯塔夫时期就开始的王室土地的转让，持续到大贵族摄政，并开始引发社会动乱。大贵族们手中快速积攒的土地让农民们担心不已，东欧的庄园反作用（manorial reaction）很快就会压倒它们。第三，大贵族们还招致了底层贵族的不满，他们认为自身提升的机会由于大贵族们在国家中占据高位而饱受束缚。整个国家对大贵族阶层都抱有敌意，他们深信大贵族们在摄政期间统治不力，且将战争债务转移给下层等级。

在缺乏足够财力的情况下面对与丹麦和勃兰登堡的战争，查理十一世利用了阶层间的紧张对立，并有力地重获已经疏远了王室财产的控制权。这种回收，正如字面意义，至少是准宪政的：1350年土地法禁止售卖王室土地，因此不需要任何赔偿的回收（区别于在转让期间大贵族们所获得的收入）并没有如一开始想象得那样专断。大多数的瑞典人将回收看成是享有特权的精英承担更为公平的税务负担；农民们也把这看成是避免将农奴身份扩展到他们的村庄之中。贵族在1655年控制了72%的农田，到了17世纪末还不到32%。在同样的时期，自由民的数量翻了一倍^[50]。

收回的土地成为土地分配系统（indelningsverk）——一种用土地交换军事服役的半封建军事系统——的基础。每位士兵或官员被分配到一块土地，或者是该块土地一定比例的收入。所出现的自耕农民兵网络能够组成成千上万人的部队，并和缜密的全国动员计划相结合，使瑞典仅仅需要少量的集权组织，就能在战场上表现出色^[51]。不过现代军队与分权化的控制相结合，存在关键缺陷。它缺乏广泛的供应系统，为数不多的一点弹药在开战后不久即迅速耗尽。它也没有中央税收机制来汲取资源用以支持持久战。远程防御战之可能用突击或是调动国外资源得以实现，这种战术过去运作得非常成功，但是彼得大帝深得化解之道^[52]。

土地分配系统没有任何机制用于调动国内资源，也没有类似沃邦在法国建立起的后勤指挥中心。基本上这是一个带有相互交易的以土地换取服役的系统，并不存在一个中心进行专断的榨取或是现金交易。为什么在勃兰登堡-普鲁士和法国没有可与之相比的组织？为什么大选帝侯和黎塞留不建类似的军队呢？部分答案在于集权的常备军的相对简单性和合意性（desirability）。当然，至少从王室的角度而言，一支稳固的中央集权的军队要比分散的民兵组织的集合更受欢迎，后者与主权之间的联系的不确定性要比现代常备军高得多。到了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稳固的后勤支持系统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而这需要系统化地挖掘资源。甚至查理精明的分配系统也没有找出途径来为现代战争建立可靠的支持系统——至少在不需要国外津贴或是商业财富的支持之下，可能会需要强迫进行国内动员。不过可能最重要的是，分配系统无法简单地与被压榨的农民相协调。由于地主-农民关系是高度剥削的，不把武装起来并进行训练的农民们放入常备军的体制之中，并且建立一套分布广泛的行政机构，在普鲁士、法国或者是波兰的土地上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组织只可能存在于自由农的土地之上，否则将会破坏社会阶层，而这是王室与社会精英赖以生存的基础。

宪政政府遭受暴虐统治，而且在税收收入方面，国王与等级议会之间缺乏对话机制。这种回收使得国王拥有足够的收入来管理政府，而不需要来自议会的财政支持，分配系统随后成了很少或者几乎不依赖于议会补贴的重步兵^[53]。民粹主义代替了议会辩论。但卡洛林绝对主义仍旧维持了议会内外民众的支持，并将部分融入他的国家之中。卡洛林绝对主义下的政治只有些许与军事-官僚绝对主义相类似。国王的确冷酷地凌驾于议会之上：逼迫贷款、对其他事务进行恐吓，以及成功地质疑严格执行宪政主义的必要性^[54]。卡洛林绝对主义的最后几年里，查理十二世独揽战争与税收大权，并绕过议会进行统治，只有很少的时候他会将其与官僚相融合。而且，王室对于乡镇的选举与行政的影响不断上升^[55]。(www.xing528.com)

不过，地方政府却从未被摧毁或侵害过。即便受到国王的侵蚀，省级及乡村的机构依旧维持了下来。个人权利与法治也并未被剥夺。我们并没有发现对于酷刑或是专断司法（arbitrary justice）的系统使用；一个依靠民众支持的国王这样做可并不明智。事实上，王室仍旧谨小慎微地对待法律^[56]。议会最初是由于查理十一世的反对大贵族方案而得到强化；它被赋予监督大贵族暴政的职权，其职责范围扩展至国家经济政策以及提高司法职能^[57]。尽管在查理十二世的统治时经常会绕过议会，议会并没有被取消，在国家官僚机构中也并非没有重大的影响力。

政府本身从未扩张过，至少从现在的标准来衡量是如此^[58]。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考虑到社会身份区别不同的社会阶层，官僚机构从未获得任何像样的法人身份；事实上，它是紧密地依附于它们的。公职人员来自底层贵族，他们憎恶大贵族对官阶的垄断。作为反对大贵族的组成部分，查理十一世将议会成员也纳入公职人员，从而将官僚与等级相融合^[59]。卡洛林时期，议会成员在官僚机构中任职为市民社会自身提供了机会，使其得以在统合性的部门（corporatist ministries）发声，现在我们可能会称之为利益向上表达（upward articulation of interest）^[60]。而且，正如查理十二世所看到的，它也为任何想从民粹军事绝对主义转向军事-官僚绝对主义的行为都设置了重要的障碍。

但是军队是什么呢？是不是规模大、资金独立的军队能使国王在国家事务中占据上风，使其在整个国家的部署相当于中央政府在各省的触角呢？卡洛林时期的瑞典军队并不是普鲁士的军需总处。国王与省级政府订约，来保证其军队的需求，而我们也没有在各省看到冗繁的机构。总之，这就像早期的瓦萨军队，公民军队与各省以及议会相联系，其部署并不会与组织相悖，因为很多官员与士兵自身就参与其中^[61]。

卡洛林绝对主义与军事-官僚绝对主义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民众基础。它最初源于全民动员，增强了王权，并允许王权采取僭越宪政的措施：“一位真正关心回收的君主总是能在较低的三级议会中找到狂热的支持者。为了增大手中的权力，他们毫不犹豫地做出宪政牺牲，为了实现他们的方案，他们愿意全然不顾政治影响。”^[62]但民众不会允许这种会使宪政瓦解的侵蚀。国王走在钢丝绳上：在国内外事务上，他有广泛的自由度，但是其机遇总是受限于与三个低层级保持密切联系的必要性。去除等级议会，将地方大会和地方特权清扫一空，以及公开藐视法律，这些行为都会破坏国王赖以支撑的基础。想要把绝对主义建立在民众支持的基础之上是绝对不可行的；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或是强大的军队则方便得多。变幻的政治命运和战败带来的不满很快就会破坏民众的支持，并导致迅速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