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早期战争：利沃尼亚与库尔兰侵入引发的冲突

17世纪，瑞典很不情愿地被卷入欧陆大战，并在三十年战争中成为主要的交战国。它部署了强大的军队，击败或者使当时主要大国军事力量陷入僵局，而完全没有动员自身的资源。相反，被称为可怕的欧罗巴之锤的瑞典，主要依靠于外国领土的资源动员。瑞典还得益于哈布斯堡王朝敌人的津贴，这个部分也为数不少。尽管法国和荷兰的津贴次于来自德国的资源，它们却在关键时刻出现，拯救瑞典军队于水火之中。让我们来看看1630年三十年战争之前瑞典的军事力量，在参与大规模战争时的军队、装备以及对其国家的影响。

16世纪末期以及17世纪之初，瑞典几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丹麦企图重建对昔日同盟的控制权，而波罗的海沿岸利沃尼亚骑士团的崩溃带来的权力真空，如果由莫斯科公国填补的话（传言普遍预言如此）将会威胁瑞典的安全^[26]。利沃尼亚和库尔兰侵入引发了与波兰和俄罗斯的战争。尽管不乏勇气和凝聚力，查理九世和年轻气盛的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仍旧难敌远在南方的现代军队，不过瑞典还没有面对他们。瑞典军队规模小、装备差，在与波兰骑兵和丹麦雇佣兵对阵时经常表现糟糕，但仍旧在波罗的海建立起了防御缓冲带。一支小型的海军就实现了交通运输和这些跨波罗的海战事的物资供应^[27]。这些军队从来没有超过1.5万人，主要都由王室一般收入和议会日常补助来供养和配置装备，但瑞典也开始使用一种能够支付战争费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在三十年战争中广泛并成功地应用，即调动其交战时所在国家的经济资源。在参与三十年战争之前，瑞典以牺牲波兰和前圣彼得堡俄罗斯为代价，两国都未对其军事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革。

三十年战争结束了瑞典在欧洲东北部小联盟中的霸权地位。梯利和华伦斯坦手下的天主教军队彻底摧毁了波希米亚叛军和丹麦-德国联盟军，并似乎要吞并德国北部，威胁瑞典^[28]。为了击退哈布斯堡对该地区的入侵，古斯塔夫·阿道尔夫（1611—1632）于1630年登陆德国，两年内就在布莱顿非（Breitenfeld）和莱希（Lech）击败了梯利，在洛肯（Lützen）击败了华伦斯坦。在那场与传说中的帝国司令的交战中（古斯塔夫·阿道尔夫被杀害），瑞典军队与其天主教对手陷入停顿，并在诺德林根遭到西班牙军队的重创（1634），重振力量后与哈布斯堡王朝僵持，直到1648年和平到来^[29]。

瑞典派出了规模庞大的军队，由超过175 000人组成，与奥地利、西班牙和天主教联盟组成的力量对抗。它也建立起了相当大的海军来保护斯德哥尔摩和在德国军队之间的通讯线路。但国内资源调动程度并不深。这并不能被归因于卓越的商业收入：瑞典并没有什么商业力量；王室从铜交易中获得的收入因为战争期间价格下跌而减少；而早在1600年白银的产量就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30]。瑞典也的确不具有地缘政治的优势，入侵的军队经常被高山、沼泽、河流以及森林阻碍，由此提高了防御者的能力。几个世纪之前，瑞典自己也从这些地缘优势中获益，入侵的丹麦人黯然神伤^[31]。但是，作为进攻者，要跨越欧洲中部，这时的瑞典军队无法享受这片土地的防守优势。

联盟也没有助益瑞典，至少在战争关键的最初几年。在登陆德国之前，古斯塔夫·阿道尔夫试图建立反哈布斯堡联盟，但无济于事。大多数的统治者都被梯利和华伦斯坦无情的猛攻所吓倒，或是在面对等级议会中意志坚定的反对派，无力指派士兵作战。只有法国以及从较小程度而言的荷兰共和国为瑞典在德国的军队提供了补助。黎塞留为整个战争期间的新教力量提供资助：1632年160 000里克斯（riksdaler）^[32]，从1637年起直到战争结束，每年平均减免债务约400 000里克斯。1631—1632年，瑞典招募雇佣并扩充军队的关键年，荷兰提供了不到100 000里斯^[33]。尽管1634年瑞典战败后，法国军队随后介入，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及其继任者仅在撒克逊分遣队的帮助下扭转了局势，后者的不可靠性在布莱顿非显露无遗，在应战梯利的部队时却溜之大吉了。

1630年前采取的从国内资源中增加收入的措施化为泡影。包税制（tax farming）被证实是效率低下的，而且人们怨声载道：对于盐与粮食贸易的垄断以失败告终，税收被上调，但是贫瘠多山的农村无法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大型现代军队需要的足够资源根本不存在。王室土地（crown land）的转让只产生了一点还不错的结果。王室出让大量自身持有的土地，一个世纪之前王室没收了教会的土地，故而数量庞大。这些土地被有条件地转让，而且主要到了大贵族手中。国王希望农业技术的集约化能够提高产量，从而增加税收^[34]。即便有了这些创新，处于战争之中的国家仍旧税入不足。来自寒冷天气与落后经济的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其战争第一原则便是自给自足（bellum se ipsum alit）。瑞典的军工企业就基于利用外国的资源，主要是德国的资源。它们曾经用德国的雇佣兵来扩充自身的小型军队，并开始一次次汲取资源和扩充军队的过程，直到它供养了175 000人。

瑞典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它所控制的波罗的海港口，粮食通过这个港口出口到西面。瑞典和波兰之间的停战使古斯塔夫·阿道尔夫能够对从事波罗的海贸易并获得丰厚利润的船只征收过路费。瑞典税收官们被安排在荆棘城（Thorn）、吕贝克（Lübeck）、哥尼斯堡（Königsberg）以及波罗的海之珠——但泽（Danzig）的港口办公室。这些收入数量可观而且得来毫不费力。1630—1635年，瑞典在波罗的海贸易中每年收取580 000里克斯过路费，1634年达到了812 000里克斯^[35]。

德国则还被以其他方式进行开发。瑞典的军需官在确定某一地区的财富并系统地进行组织和挪用方面技术娴熟：

德国自身便是主要的供应来源。从占领的同盟或是敌人的领土中，或是准备好要换得安全的城市中以现金或其他形式压榨得来大量财富，使军队的需求能轻松地得到满足。1630年的丰收年，德国对瑞典军队的贡献总计估计超过瑞典日常预算的10到12倍。“出资”（contributions），一套精心设计并公正地应用的系统根据其支付能力进行分级，而且因为“出资”以现金的方式支付，这些钱一般用于其汲取的区域，这套系统对德国经济生活所造成的破坏要比预计的轻很多：事实上，它成功之处就在于对地方繁荣的合理考量。这些规程对瑞典财库的即刻影响令人咋舌：1630年瑞典纳税人必须为德国战争筹资2 800 000银戴尔（silver daler），到了1633年这一部分已经降到了128 000银戴尔^[36]。

当法国和西班牙的税收猛增时，瑞典却直线下降。瑞典军队在一墙之隔，纽伦堡1632年贡献了100 000里克斯，奥格斯堡同意每个月支付20 000里克斯，而慕尼黑和莱比锡的市民们分别提供163 000和400 000里克斯，（且恭敬地）给瑞典人的好处^[37]。赎金（ransom）也被计算入战争资金之内。发现保留昂贵的罪犯没有什么好处之后，陆军元帅托尔斯滕松（Torstensson）遣回了在杨科夫战役（Jankov，1645）中俘获的帝国总参谋，换得120 000里克斯^[38]。从某种程度而言，强大的地方性支持促进了瑞典在德国汲取资源，至少在新教地区是如此。在那里，瑞典军队被视为救星，甚至是救世主，为试图铲除新教徒的反宗教改革军传递忠诚。（那些日子里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信仰路德教会，他登陆德国的周年日是隆重的纪念日。）但是瑞典人也从莱茵河和美茵河沿岸的天主教城镇，即众所周知的牧师大街（Pfaffengasse）中索求款项，无论友好与否，自愿与否，是路德教派或是天主教，这些收入都不来自瑞典。(www.xing528.com)

1633年初，首辅大臣奥克森谢纳（Oxenstierna）能够自信地（尽管说毫不迟疑多少会有些夸张）在斯德哥尔摩宣告：“在这项事业上［比如三十年战争］瑞典应该不花费任何代价或是支付进一步的费用！我毫无疑问也会如此，把这些可能会用在海岸线上的钱节省下来。”一年半以后，他写道：“现在，隔了四年以后，在德国战争上我们几乎没有把一个子儿花在王国之外。”^[39]《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强行要求神圣罗马帝国和几个德意志公国向瑞典赔偿超过500万里克斯，这完全可以用来支付将部署到整个德国的军人复员需要的费用了^[40]。

我们现在可以探讨，一个仅仅拥有约133万人口、其经济刚刚开始货币化的国家，如何能够承受一支足够规模武力的资源动员，来对抗欧陆强国的军队。无疑这种动员会需要在各行省采取独裁措施，来强迫那些不情愿的农民们参与军事服役，到帝国阴冷的前线去或是深入德国腹地。从这一点而言，不会有人会怀疑瑞典更加仰赖于其人力资源而不是经济发展。在1632年古斯塔夫·阿道尔夫所部署的175 000人中，只有18%是瑞典人，而且即便是这个数字，在随后的六年里也在不断缩小。剩下的那些绝大多数都是雇佣兵，而主要都来自萨克森和惧怕哈布斯堡王朝联盟的其他公国，还有反宗教改革的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反对者们^[41]。

战争的命运为快速征募新兵提供了机会，被击败的雇佣兵经常集体加入获胜的一方去。这并不是说战争没有对留在后方的人口产生影响。军团往往建立在行省征税的基础之上，当敌军卷走了已经在战场上的那些军队，后方的社会就可能遭受巨大的损失，留下的伤痕可能需要一代人或者更长时间才能弥合^[42]。

战争对瑞典宪政与国家的影响无法与其他地方相比较，但是长期的军事征战留下了一些印记。当然存在一些压力，只不过这些压力并不大，而且遭受了宪政机关的反对。早在介入三十年战争之前，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就亲自出现在国会，并使其战争政策获得通过。有时每个等级议会都会任命自己的成员参与委员会来处理事务，尤其是那些不能暴露太多的重要战争策略的事宜。征兵、后勤等事宜则需要获得全议会的通过。缩短大会改为委员会会议并不是对宪政实践的缩减或绕行。这完全是理性的应对，20世纪的民主国家关于战争与和平事宜也都有类似做法。但奥克森谢纳试图用委员会会议越来越多地代替国会的尝试并没有什么前途。

古斯塔夫·阿道尔夫所统治的国家机器在其任期之初的1611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16世纪50年代的古斯塔夫·瓦萨以来政府就少有组织创新。既没有明晰的程序，也没有差异化的部门，只有“大量处于筹建中的部门，哪怕是正常的变化，都会使之难以自持。”^[43]欧陆战争被证明是助产士，在介入三十年战争之时，战争委员会（krigsrätt）建立起来，负责招募军队，配备装置。它一直在内阁范围之内运行且从来没有获得制度的优先权，且也没有成为独立的议会委员会。战争委员会和财政部以及其他新设立的各部一样，并不从军事精英中招募成员，而是主要来自贵族与神职人员，他们与议会的紧密关系避免了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军事化^[44]。

战争最显著的影响在地方，但由于全民政府以及国内资源动员受限的本质，即便是在这里也是不那么强烈的。当国家税收和征兵制度要求地方行政有更高的效率时，虚弱的执行官系统被进行彻底的详查并系统化^[45]。新的王室官员被部署到农村，而相反，法国的监督官和普鲁士的军需处则从传统体系中夺得地方控制，并从属于它们，在王室的新官员和百户邑会议之间更发展出更强的暂时架构。征税估值、免税额以及各种程序的产生都由中央与地方、传统与现代共同决定。真正的行政增速并没有在瑞典产生，而是发生在德国的军队之中，那里需要行政、后勤以及命令结构，那里直面前线和资源。美因茨（Mainz）建立起了衡平法院与国库来管理军队，整个德国都建造起了弹药库。正如部队里的普通士兵一样，这些官职的成员主要是德国人，当和平最后降临于他们时，他们如兵团中的同仁一样被遣散了。在瑞典，这既无法给予，也没有必要^[46]。

随着古斯塔夫·阿道尔夫逝世，其小女儿继位，军事指挥权转移到了能干的巴内（Banér）、霍恩（Horn）及其他议会及大贵族的成员手中。这一权力转移在宪政历史上不无重大意义。它确保了对可能是欧洲最为强大的军队的宪政控制的连续性。当然，在历史上的任何阶段，在任何条件下对于军队的宪政控制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对于一支失去了与母国政府后勤保障与经济联系的行动自由的军队而言，更加关键。正是由于国家弱小而遥远，加上军队具有强大的自主权，使得罗马共和国的军队一直干涉政治，而同样组合也引发了哈布斯堡王朝和它们的大统帅华伦斯坦之间的不幸。大贵族和议会控制了军队，同时他们又控制了摄政王，避免了像华伦斯坦这样危险的自我扩张者可能带来的权力侵蚀。与古斯塔夫·阿道弗斯及其继承制一样，华伦斯坦主要仰赖于对其军队的支持。由于有效地独立于哈布斯堡的财政^[47]，华伦斯坦经常以自己的意志行事，累积了大量的个人财富，甚至经常不过问维也纳就发起外交建议。他是一个自发的战争机器，受益于大统帅自身加大马力的运作——这一事态让哈布斯堡皇室要刺杀他^[48]。

三十年战争期间的瑞典军事力量更多的是基于谋略而非资源动员。国内资源的匮乏通过占领以及对德国资源的系统调动得到了克服，在较少程度上，通过国外补贴也得到了缓解。宪政主义的保留并不是基于国家决定使用外国资源的偶然性，从而保护了宪政。国王及其大臣们只是看不到动员足够国内资源来供养一支能击退来自南方威胁的军队的可能性。这种战争的方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它是建立在邻近的、毫无防备但是经济上可行的区域，这样在该地方攫取其资源不会受到邻近强国的即刻反击。从这个角度而言，对德国的进攻有其特定的先决条件，但也是一场赌博：用弱小的军队来获取外国资源，并使用这些资源来建立更加可行的战争机器，来应对更为强大的敌人。

正如下一节会提到，瑞典并非资源匮乏，瑞典以货易货的贸易带来了经济发展，国内的资源可以用来支持军队。的确，军队要比三十年战争时期军队的规模更小，而且还存在着关键缺陷，这将其与该时期的理想现代军队相区别；尽管如此，它还是在纳尔瓦（Narva，1700）战役中让规模更大、更现代的俄国军队溃不成军，并让瑞典赢得了整个欧洲的敬畏。这支军队的建设偏离了宪政的轨迹，是绝对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