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后期，地缘优势让英格兰仍旧可以远离正在进行的大陆战争。试图控制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始于欧洲中心，远离英格兰及其海上航线，并被瑞典和法国击败。但是在17世纪中叶的军事与政治革命之后，法国成为主导军事的力量，并开始寻求建立霸权。如果成功的话，它所垂涎的荷兰共和国巨大的财富将会使其不仅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其情势使得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即便在英吉利海峡那端也无法熟视无睹。法国的威胁（结合了新国王的荷兰遗产）引发了九年战争（1688—1697）及西班牙继承战（1701—1713），并迫使英国的大陆军队自都铎王朝以来第一次进行规模扩张。由于得到盟友的支持、英国军队相对适中的规模，以及基于国家不断增长的商业财富新发展的战争融资工具，使得国内资源动员以及对宪政政府的限制都是有限的。这些因素在荷兰的战争中甚至更加关键，但是我们这里就会进行概括。
与路易十四的战争是通过结盟进行的；英国从来没有独自迎战过法国。它与普鲁士、西班牙、荷兰和奥地利并肩作战，而路易十四则是与小得多的德意志公国以及瑞典结盟，它们的大部分军队正忙于与俄罗斯军队进行大北方战役（1700—1721）。英格兰没有必要大量动员国内资源与路易十四交战。在西班牙继承战中的英国士兵一度达到了7.5万人——以当时的标准仍旧不是一支庞大的军队，但是在盟军的帮助下这就成了决定性的优势[70]。西班牙继承战中的马尔堡军队（Malborough）规模并不大，但它大于之前的军队，并在国家中明确了其财政需求。由于英格兰（以及荷兰共和国）为其盟国的军队提供资助，财政上的压力不可忽视。在王朝复辟期间（1660—1688）采取了各种税收措施（货物税、灶台税），但是没有哪种税收能够满足两场英荷战争。税收机制效率低下；包税制的结果是产量的减少，且也逐渐被取消了。公共债务的增加缺乏足够的保障，政府无力偿还则引发了1672年的财政危机[71]。到了该世纪的最后几年，在与法国的战争中，浮动长期国债的手段开发出来，这成了英国银行的基石，是英国战时最杰出的财政工具[72]。英国得以调动未来收入，并将它们分配用于应对路易十四的联盟战争。英国，正如这项杰出研究的作者所言，成了“财政-军事国家（a fiscal-military state）”[73]。
在这一点上，英国的公债似乎神奇般地把英格兰从国内资源动员的险境中拯救了出来。人们可能要问，为什么这一战争融资方式能够被英格兰（以及荷兰共和国）采纳，而大选帝侯或者黎塞留都不乏智谋与机敏，却没有使用呢？这部分是由于国家各自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战争融资所仰赖的发达的资本市场，很明显地，只能在类似荷兰共和国和英格兰这样相对发达的国家中找到，后者在17世纪的后半叶经历了令人瞩目的经济繁荣[74]。这些海洋国家从控制航运和海上贸易中获取了大量的财富，并对新世界及其他地方的殖民地进行了较小程度的开发。这与勃兰登堡以及法国静态的农耕经济形成了强烈对比。（后者尽管比勃兰登堡更发达些，直到解除宪法以及柯尔贝尔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之后才成为经济大国。）对银行家们提供有效担保，意味着要经常召开议会。在基本上静态的农耕经济中，等级议会会发现为一支现代军队筹资是过分且无法忍受的（所以大选帝侯及黎塞留都决定绕开等级议会），而一个具有活力的商业经济会发现同等程度的军事融资并没有那么繁重，而且这可能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商业财富之外，制度因素也能说明为什么1688年后的英国能够平顺地应对战事。议会更大程度上成了现代管理主体。传统历史就是持此观点，不过也许过于直白[75]。议会从来没有附属于君主，1688年，1714年或是18世纪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如此，光荣革命后颁布的大部分议会保障制度没有真正坚持：权利宣言禁止建立常备军，但议会经常资助军队；三年一次的选举变得烦人且昂贵，这产生了《七年法案》（Septennial Act，1716）；监督委员会于1714年取消；而对王室大臣们进行弹劾是一项冗长的过程，几乎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奥兰治的威廉和乔治一世的实力可能是英国君主中数一数二的，而君主制仍旧是整个18世纪最为强大的制度[76]。
1688年后议会发展的关键并不在于君主制的衰落——都铎王朝时期经常出现的恶意交锋可能需要在这里再次重申——而是国王以及国会力量的增强。从某种程度而言，这种发展可归因于17世纪引发了一些战争却并未导致绝对主义的宪政努力。与斯图亚特的冲突提高了对于国内宪政威胁的认知和国家整体政治意识。当光荣革命试图推翻詹姆士二世以去除国内威胁，他与路易十四结盟，国内与国际事务相互结合，捍卫宪政却被无情地与外部的詹姆斯二世党人-波旁威胁联系起来。然而更重要的是，1660王朝复辟后政党的发展。尽管我们在17世纪40年代时就出现了所谓的“主战（党）派”与“和平（党）派”，这不过是很短暂的，并不具有组织主干，也没有持久意义[77]。直到1660年后，辉格党和托利党才在关于君主权力的议题上相互联合，1688年选举常规化之后，这种联合更加迅速了[78]。国会不再是那个欧洲大陆的国王为了捍卫领土不得不绕过它的类似中世纪混乱嘈杂的等级议会。现在，它拥有一套例行程序与组织，能达成合意并与君主制协力，共同管理国家。战争将宪政政府的两部分混杂起来，就如同在百年战争时所起的作用一样：“商业的压力以及对法战争时的1712年经常面临各种挫折。国会每年都召开，会期从秋季开始……其首要任务在于通过预算法案以资下一年的战役，由此，常规的会期成为一种传统。”[79]
1688年迎来了新的宪法，以及新的地缘政治配置。英国越来越多地介入应对法国的欧陆战争之中，但宪政并未受到威胁。国内资源动员的压力由联盟——实际上它调配了荷兰、西班牙以及奥地利的资源来应战路易十四——以及国际战争债务所缓解[80]。随着经济繁荣发展，债务偿还轻松容易，对于未来收益也越加有信心，小部分的国内财富被用于战争，也进一步削减了潜在的国内冲突。君主制并没有像勃兰登堡-普鲁士和法国那样战胜了等级议会，而国会也没有以任何形式从属于君主制。18世纪最初的英国与17世纪的英国一样，国王和国会共同在宪政框架内行事。
为了使用本研究的分析框架来检验英国，有必要将其历史分成三个阶段。首先，从都铎王朝到1642年内战爆发，与德国的战乱相较，英国并没有经历战争。都铎王朝时期的出征都是小规模的，而这些临时组织起来的军队在射出最后一颗子弹后就马上解散了。其次，内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冲突带来了稍许现代化但仅仅是中等规模的军队，以及好管闲事、常常是威权的、但最终是短暂的国家的地方性渗透，站在国家顶端的，不是一位独裁者，而是克伦威尔和国会。最后，1689—1713覆盖了与法国战争的大部分阶段，尽管有强大的盟军和远还称不上大型的军队的支援，其军费开支大量增加。从海外引进足够的商业财富，使得国内开发也有所限制，并通过英格兰银行和现代化的国会进行协调。英国的实力正是建立在这些财富以及以私人银行的形式存在的制度化的基础之上。
古老的宪法被保留下来。英国带着中世纪的遗产——议会、地方自治以及非常健康的个人自由——进入18世纪。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根据当前的分析寻找出1713年以来的政治轨迹。换言之，自由民主并不必然源自中世纪的宪政安排。除此之外，富有活力的经济扩张，实现公民权扩展的政党间政治平衡，以及许多其他因素，或多或少实现了自由民主。这些因素都并没有在1713年成为终点，正因如此，它们也在本研究的范围之外。本研究的问题在于在早期近代军事冲突的熔炉中为自由民主保留宪政基础。
比较研究中的众多问题之一是避免夸大对比。当其研究范畴是专制与民主时显得尤为重要，它可能会变成摩尼式的——研究成了好坏之争。有必要不去过分简单地总结普鲁士和英格兰之间的区别。当时英国或是其他国家都不是民主或类民主的国家，而英格兰与普鲁士的比较研究表明了很多共性。首先，在18世纪，在普鲁士的绝对主义和英格兰的宪政主义得以巩固之后，两个国家本质上都是贵族政治的，贵族们得到了诸如免税、官职以及接近国王的机会——多数情况下，这都有碍国家效率与正直，这种情况在英国可能更甚于普鲁士，前者更为专横，但腐败程度较低。另外，17世纪的英格兰，国家拥有工业的某些形式并在其他方面占领制高点，这是前所未有的，即便是在17世纪40年代王家垄断解除之后。与荷兰的战争中木材和铸铁的短缺（建造舰艇的关键）产生了国有企业。造船业合同使英国在工业革命来临之前获得了大量的权力[81]。需要铭记一点，工业所有权与权力不会像普鲁士那样，单独通过一个王权官僚制来运用，相反，是通过君主制与国会的结合来运行的。国会最终强烈要求将钢铁和木材私有化，辉格党和托利党后来胶着于控制建立庇护网络的契约[82]。
因此，国有企业并不是全然陌生的，以军事必要的名义剥夺个人权利也是如此。法国战争的人力需求并没有因为呼吁英国人具有爱国热情而得到满足。1707年试图要建立起一支1.6万人的部队派驻到佛兰德，一年以后变成了不到0.2万人，最后不得不建立征兵制度来缓解这种尴尬的局面。结果，许多不幸的孩子被不择手段的招募官或者蒙骗，或者公然施压招入军队服役。由于缺乏必要的国家征兵体系运作机制，这种措施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尽管这种欺骗与强制征兵的手段从长期看威胁了英国人的权利，把它拿来与普鲁士的划区征兵制相比较则是毫无根据的。强制征兵并不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民众并没有被捆绑到地方军团中，而强制征兵是在战时由国会法案授权，它由此反映了国家意志而不是王家的法令[83]。合法性尽管不能抚慰那些不幸的小伙子们，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宪政问题。
人力缺乏的困难是对战争充满敌意这一文化的组成部分，这在内战之前就已然存在，但由于新模范军的粗糙而大大增加。国会为了避免其再度发生，试图将常备军控制在最小规模，并通过提供佣金，确保军官仍旧是仅属于贵族们（国会议员及其亲属们）的最有特权的职业（人们更倾向于称其为副业）[84]。如果罢黜另一位像普赖德那样的上校，代价就是换来众多的顽固分子……好吧，那也是不错的一笔交易。因此宪政主义存活下来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或代价是，英国军队的质量，几乎在任何层面上都不如大陆专制独裁的主宰者们。缺乏一个组织来规范化指导方针，对新武器、战术以及专业规程进行研究与发展，军队依旧是落后的、腐败的，且勉强胜任。它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面临严峻的教训，亟须进行改革。没有哪个国家像阿尔比恩（Albion，英格兰的雅称）那样从联盟及均势中获益匪浅，但也没有哪个国家的中世纪宪政主义能拥有更大的遗产。
【注释】
[1]J.H.Gleason，The Justices of the Peace in England 1558 to 1640：A Later Eirenarcha，Oxford：Clarendon Press，1969，p.122.
[2]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5，pp.528-9，584-90；Arthur R.Hogue，Origins of the Common Law，Indianapolis，Ind.：Liberty Press，1985，pp.5-18；Theodore F.T.Plucknett，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5th edition，London：Butterworth，1956.
[3]Hogue，Common Law，pp.145-81.关于王室法庭的运行机制，见Robert C.Palmer，The County Courts of Medieval England 1150—1350，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
[4]Sidney Painter，The Rise of the Feudal Monarchi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5，pp.80-83；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7，pp.404-8，677ff.爱德华可笑地判断错误，他认为这次议会会使他在处理与臣民关系中占据上风。
[5]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7，pp.404-9；F.Miller，“War，Taxation and the English Economy in the Late Thirteenth and Early Fourteenth Centuries”，in J.M.Winter，ed.，Wa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Essays in Memory of David Josli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p.11-31.
[6]Richard W.Kaeuper，War，Justice and Public Order：England and Franc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8，pp.119-20，388；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7，pp.456-81；Volume 8，pp.366-72；Michael Powicke，Military Obligation in Medieval England：A Study in Liberty and Du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67，pp.232-41；F.Miller，“War，Taxation and the English Economy”，pp.20-22.在整个英国历史，议会制度调节着国王与议会之间的信任，哪怕是在光荣革命（1688）后建立的监督委员会弃之不用之后，见Conrad Russell，“Parliament and the King's Finances”，in Conrad Russell，ed.，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London：Macmillan，1978，pp.91-116。
[7]John Beeler，Warfare in Medieval Europ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pp.91-100；Christopher Allmand，The Hundred Years War：England and France at War c.1300—c.14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64-65；Lindsay Boynton，The Elizabethan Militia，1558—1658，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7，pp.7-17；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olitical History，Volume 3：The Middle Ages，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2，pp.385-92.
[8]Allmand，Hundred Years War，pp.15-22，54-56.从欧洲大陆得来的战利品建立起了许多贵族庄园。
[9]Susan Reynolds，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nglish Medieval Towns，Oxford：Clarendon Press，1977，pp.70-72，91-117.提醒我们国王特许状中所保证的自由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实现，但是这并不能由此削弱这些特许状的宪政重要性，还可见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5，pp.274-78；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Domesday Book and Beyond：Three Essays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1897］，pp.185-87。
[10]P.R.Hyams，King，Lords and Peasants in Medieval Engla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85；Rodney Hilton，Bond Men Made Free：Medieval Peasant Movements and the English Rising of 1381，London：Temple Smith，1973，pp.9-62.
[11]M.M.Postan，The Medieval Economy and Society：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in the Middle Ages，Harmondsworth，U.K.：Penguin，1984，pp.161-64.不过普通法并不会总是支持所在地区的所有习俗，见F.W.Maitland，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0［1908］，pp.22ff.
[12]Hyams，King，Lords and Peasants，p.1.
[13]Postan，Medieval Economy，pp.131ff.；Maitland，Domesday Book，especially pp.26-107；Alan Macfarlane，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The Family，Property and Social Transi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p.80-101；P.D.A.Harvey，The Peasant Land Market in Medieval England，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
[14]G.B.Elton，The Tudor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Administrative Change in the Age of HenryⅧ，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olicy and Police：The Enforcement of the Re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omas Cromwel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15]Christopher Coleman and David Starkey，eds.，Revolution Reassesset：Revisions in the History of Tudor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m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enry Willtams，“Dr.Elton's Interpretation of the Age”，Past and Present 1963（25）：3-8，“The Tudor State”，Past and Present 1963（25）：39-55；J.P.Cooper，“A Revolution in Tudor History？”，Past and Present 1963（26）：110-12；C.L.Harriss，“Medieval Government and Statecsaft”，Past and Present 1963（25）：8-39.
[16]见Wallace T.MacCaffrey，Queen Elizabeth and the Making of Policy，1572—1553，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p.466-99；Conrad Russell，The Crisis of the Parliaments：English History 1509—166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48-49；G.R.Elton，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1559—158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17]星室法庭，15—17世纪英国最高司法机构。1487年英王亨利七世创设，因该法庭设立在威斯敏斯特王宫中一座屋顶饰有星形图案的大厅中，故名。当时是专门惩治不效忠国王，甚至阴谋叛乱的贵族。成员由枢密院官员、主教和高级法官组成，直接受国王操纵。其职权范围不断扩大，刑罚手段非常残酷。革命前它成为专制王权用来迫害清教徒的工具。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1641年7月5日，长期国会通过决议撤销这一机构。——译者注
[18]J.A.Guy，The Cardinal's Court：The Impact of Thomas Wolsey in Star Chamber，Hassocks，U.K.：Harvester Press，1977，pp.31-35；Mark A.Kishlansky，Parliamentary Selection：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17.把星室法庭看作独裁统治的代理人，这种观点源于查理一世与大主教劳德（Archbishop Laud）使用它来惩罚宗教反对者。但是，这直到17世纪30年代才发生。那个时候，梅特兰（Maitland）关于星室法庭的观察才是真实的：“这是政客用来执行政策的，不是法官来实施法律的。”参见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p.263。
[19]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2，p.458.另可见G.R.Elton，“The Rule of Law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in Arthur J，Slavin，ed.，Tudor Men and Institutions：Studies in English Law and Government，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2，pp.265-94；Plucknett，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pp.39-47.
[20]国土佣仆（德文单数形：Landsknecht；复数形：Landsknechte）是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欧洲（尤其是德国）的长枪佣兵与步兵支柱。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素有万用佣兵之称。——译者注
[21]Gilbert John Millar，Tudor Mercenaries and Auxiliaries 1485—1547，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80，pp.44-48；Sir Charles Oman，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ew York：E.P.Dutton，1937，pp.320-48；Helen Miller，HenryⅧand the English Nobility，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pp.133-61.
[22]Corelli Barnett，Britain and Her Army 1509—1970：A Military Political and Social Survey，London：Allen Lane，1970，pp.21-37.
[23]Geoffrey 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1500—18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52.
[24]20世纪60年代，美国这种让一小部分罪犯参军而非面临监禁的实践并不令人陌生。
[25]Barnett，Britain and Her Army，pp.32-35.
[26]Boynton，The Elizabethan Militia，pp.145ff.
[27]Stanford F.Lehmberg，The Later Parliaments of HenryⅧ，1536—154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150；Russell，Crisis of the Parliaments，pp.163-64.还可见Michael Barraclough Pulman，The Elizabethan Privy Council in the Fifteen-Seventie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p.188-201。关于伊丽莎白的外交政策与在欧洲大陆的远征军，可见R.B.Wernham，After the Armada：Elizabethan England and the Struggle for Western Europe 1588—1595，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
[28]H.W.Richmond，Statesmen and Sea Pow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cited in Paul M.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London：Ashfield Press，1987，p.26.
[29]Geoffrey Parker，PhilipⅡ，Boston：Little，Brown，1978，p.178，and 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1567—1659：The Logistics of Spanish Victory and Defeat in the Low Countries'Wa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pp.48-49.
[30]见Kenneth R.Andrews，Elizabethan Privateering：English Privateering during the Spanish War，1585—160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4，and Trade Plunder and Settlement：Maritime Enterprise and the Genesis of the British Empire，1480—163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223—55；Kennedy，British Naval Mastery，pp.24-35；Wernham，After the Armada，pp.235-61；Oman，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p.372。到17世纪中期，英国的确拥有了一支包括现代战舰在内的海军，他们称之为第一线作战军舰。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些船只都由查理一世富有争议却合法的船费支持，这些费用引发了其与国会的冲突以及部分地引发了英国内战。
[31]Millar，Tudor Mercenaries，p.156；Frederick C.Dietz，English Public Finance，1558—1641，New York：Barnes＆Noble，1964，pp.16-21.
[32]Dietz，English Public Finance，pp.16-75；Lehmberg，Parliaments of HenryⅧ，pp.40ff.；Barnett，Britain and Her Army，pp.48-50；Millar，Tudor Mercenaries，p.156.
[33]Dietz，English Public Finance，pp.16-21；Pulman，Elizabethan Privy Council，pp.182-87；Wernham，After the Armada，pp.80-82；Andrews，Trade Plunder end Settlement，especially pp.41-100.在这个关键点上，私有主能够获得批准剥削殖民地的资产，换得相对较少的费用，是至关重要的。西班牙王室——这将会被铭记——自身就开发殖民地的财富为绝对主义获得税入。
[34]Lawrence Stone，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1529—1642，New York：Harper＆Row，1972，p.61.作者同样提及，王室获得国家矿物财富的控制权，这一尝试也没能确保拥有独立的收入基础。
[35]Richard Lachmann，From Manor to Market：Structural Change in England，1536—1640，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7，pp.66-99.
[36]Sir David Lindsay Keir，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Since 1485，9th edition，New York：W.W.Norton，1969，pp.98-99.
[37]Elton，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1559—1581，pp.37-39.该研究的要害之处在于，王权与议会之间不存在深刻冲突，这与马克思主义者及辉格历史学家步调一致。那些看到冲突的学者们，都是在歪曲事实，企图找到引发17世纪60年代内战的长期裂痕，见Lehmberg，Parliaments of HenryⅧ，and MacCaffrey，Queen Elizabeth，pp.366-99.(www.xing528.com)
[38]Pulman，Elizabethan Privy Council，p.227.
[39]见G.R.Elton，“A High Road to Civil War？”，in G.R.Elton，Studies in Tudor and Stuart Politics and Govern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
[40]Conrad Russell，Parliaments and English Politics 1621—1629，Oxford：Clarendon Press，1953，pp.1-84；J.C.D.Clark，Revolution and Rebellion：State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6，pp.1-91.
[41]Russell，Parliaments and English Politics，pp.204-59，330-47；Derek Hirst，Authority and Conflict：England，1603—165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146ff.
[42]Russell，Parliaments and English Politics，p.324.
[43]查理一世上台以后，滥用监禁和征税的权力，强制推行借债政策，因而导致国内关系紧张。1628年3月，查理一世为解决财政问题，提出征收特殊捐税的要求遭国会拒绝后，就实行“强迫借贷”，严惩拒绝缴费者。国会也不甘示弱，于1628年通过了《权利请愿书》，全文共有八条：列数了国王滥用权力的行为；重申了过去限制国王征税权力的法律；强调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强行征税和借债；重申了《大宪章》中有关保护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内容，规定非经同级贵族的依法审判，任何人不得被逮捕、监禁、流放和剥夺财产及受到其他损害；规定海陆军队不得驻扎居民住宅，不得根据戒严令任意逮捕自由人等。查理一世开始批准了这一请愿书。《权利请愿书》是议会争取自由和权利的胜利果实。但查理接受《权利请愿书》只是权宜之计，并无意真正执行它，当议会批准补助金后，查理一世对议会抗议他征收桶税和磅税恼羞成怒，遂下令解散议会，自由英国进入无国会的专制统治时期，《权利请愿书》也被抛弃。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议会对《权利请愿书》重新解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并把它认定为英国宪法的渊源之一。——译者注
[44]Russell，Parliaments and English Politics，pp.343-96；Perez Zagorin，The Court and the Country：The Beginning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New York：Atheneum，1971，pp.109-12；Richard Cust，The Forced Loan and English Politics 1626—1628，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Lois Schwoerer，“No Standing Armies！”The Anti-Army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4，pp.19-32.
[45]关于战争的原因，见Russell，Crisis of the Parliaments，pp.313-43；G.E.Aylmer，Rebellion or Revolution？England，1640—166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1-12；J.P.Kenyon，The Civil Wars of England，New York：Oxford，1988，pp.1-47；Clark，Revolution and Rebellion，pp.1-91。参见社会历史学家的解释：R.H.Tawney，“Rise of the Gentry”，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41（11）：1-38；Hugh R.Trevor-Roper，“The Gentry 1540—1640”，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upplement 1953（1）：1-55；Stone，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46]Pieter Geyl，The Netherland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art 1：1609—1648，New York：Barnes＆Noble，1961，p.136.这场婚姻也不是对于两个国家毫无重要性，在斯图亚特王朝最终覆灭后，威廉和玛丽于1689年统治英国。
[47]Ronald Hutton，The Royalist War Effort 1642—1646，London：Longman，1982，pp.86-94；Peter Young，The Cavalier Army：Its Organization and Everyday Life，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74；David Underdown，Revel，Riot，and Rebellion：Popular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England 1603—166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208-38；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p.59.关于冲突的军事历史，见Kenyon，The Civil Wars of England，pp.48-157；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ume 2：From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to the Battle of Waterloo，New York：Da Capo，1987，pp.85-117。
[48]Mark A.Kishlansky，The Rise of the New Model Ar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41-69.
[49]J.H.Hexter，The Reign of King Py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1，pp.13-30.
[50]Hutton，Royalist War Effort，pp.105-8；Hexter，King Pym，pp.17-30；Underdown，Revel，Riot，and Rebellion，pp.208-38.
[51]J.S.Morrill，“The Army Revolt of 1647”，in A.C.Duke and C.A.Tamse，eds.，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Volume 6：War and Society，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77，p.54.另可见Morrill，The Revolt of the Provinces：Conservatives and Radicals in the English Civil War，1603—1650，London：Longmans，1980，p.52。寓言家们津津乐道海军战舰查理号的故事，它被重命名为“自由号”，但不久即沉没。
[52]Kishiansky，New Model Army，pp.105-38；David Underdown，Pride's Purge：Politics in the Puritan Revolution，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85，pp.7-172.
[53]Morrill，Revolt of the Provinces，p.30；Underdown，Pride's Purge，p.298.
[54]Underdown，Pride's Purge，p.298.
[55]God's Englishman：Oliver Cromwell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New York：Harper＆Row，1972，p.175.另见Underdown，Pride's Purge，pp.292-303；Hirst，Authority and Conflict，pp.337-39.
[56]Ibid.，pp.343-56；G.E.Aylmer，The State's Servants：The Civil Service of the English Republic 1649—1660，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3，pp.48-49，305-17.两本著作都对少将们统治时期的透支账户（overdrawn accounts）进行了批评。
[57]Russell，Crisis of the Parliaments，pp.390-96；艾尔默（Aylmer）声称，1654年的选举跟20世纪内的任何一次选举一样自由，见Rebellion or Revolution，pp.161-89。
[58]“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忙于地方政府事务的人的主要任务的话，尤其是太平绅士以及在他们之下工作的人们，这些变化经常很难寻找得到；它们不是总能够与国家层面的政治变化直接联系起来。”参见Aylmer，The State's Servants，p.305。另可见Underdown，Pride's Purge，pp.309-18。
[59]Bernard Capp，Cromwell's Navy：The Fleet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8—1660，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pp.4-7，212.
[60]Russell，Crisis of the Parliaments，pp.394-96；F.L.Carsten，The Origins of Prussia，Oxford：Clarendon Press，1964，p.266.
[61]Undordown，Pride's Purge，pp.7-8.
[62]Kishlansky，New Model Army，pp.179ff.；Underdown，Pride's Purge，pp.143ff.
[63]新模范军宣告，它们“不仅仅是一支雇佣军，被雇用来为国家的任何强权服务的，更是要捍卫我们自己以及人民的正义权利与自由”。引自Austin Woolrych，Soldiers and Statesmen：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Army and Its Debates 1647—1648，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14。
[64]见Austin Woolrych，Commonwealth to Protectorate，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Russell，Crisis of the Parliaments，pp.386-96。“如果这是军事独裁的话，那就是一个不那么情愿的、格外尊重法律的军事独裁。”见Aylmer，Rebellion or Revolution，p.173。
[65]John Childs，The Army of CharlesⅡ，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6，pp.63-69.
[66]J.R.Jones，Country and Court：England，1658—171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59-64，184-85.
[67]Ibid.，pp.64-76.
[68]干涉的程度可以从琼斯的举例——200个地方（513名国会议员中的400位）被收买——得到说明。见J.H.Jones，The Revolution of 1688 in England，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72，p.166。另可见Jones，Country and Court，pp.237-42；J.H.Plumb，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Stability in England，1675—1725，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7，pp.34-38。
[69]Jones，Country and Court，pp.66-70，267-78.频繁召开的议会带来了政党组织的发展［政党之怒（the rage of parties）］以协助选举，并更好地管理召开议会时的事宜。这更进一步加强了议会，且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有助于缓和国王与国会之间的关系。
[70]Barnett，Britain and Her Army，p.142.在国内征募军队的困难也决定了这支军队的规模。这个国家仍旧因为新模范军而心神不宁，从而不愿意将资金用于建立一支大规模的军队，它可能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英国人。对于军队广泛的敌意无处不在，而征兵必须获得国会的批准。在佛兰德四万人的英国军队里，只有不到一半是英国人，剩下的主要是德国和丹麦的雇佣军。参见Barnett，Britain and Her Army，pp.140-42；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6，p.411。
[71]C.D.Chandaman，The English Public Revenue，1660—1688，Oxford：Clarendon Press，1975，pp.1-228；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5，pp.302-3；P.G.M.Dickson，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1756，London：Macmillan，1967，pp.42-44.
[72]Ibid.，pp.42ff.；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6，pp.285-88.关于国债以及开支的数据，见Dickson，Financial Revolution，p.10。
[73]John Brewer，The Sinews of Power：War，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1688—1783，London：Unwin Hyman，1989.布鲁尔可能低估了这一时期英国军队盟友的作用。英国不仅依靠外国军队，还仰赖外国资金：英格兰银行大量的投资来自荷兰商人。见Dickson，Financial Revolution，pp.249-330；C.R.Boxer，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1600—1800，London：Penguin，1988，pp.123-25。直到1777年，荷兰持有英国40%的国债，见R.R.Palmer，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Volume 1，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9，p.324。
[74]D.C.Coleman，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131-50，该作者指出，为战争付款的这些创新有助英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这个企业家们最先发动工业革命的经济，并不是通过建立在自由贸易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础之上而达成的，而是，至少部分地，是由于战时财政的需要所建立的保护措施才实现的”（p.195）。还可见Peter Padfield，The Tide of Empires：Decisive Naval Campaigns in the Rise of the West，Volume 2：1654—1763，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82，pp.118-20。
[75]Keir，Constitutional History，pp.252-74.
[76]Clark，Revolution and Rebellion，pp.70-80；J.C.D.Clark，English Society 1688—1832：Ideology，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Practice during the Ancien Regim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可能国会用以制衡君主最好的手段并不是那么光彩：猖獗的唯利是图的军事委员会确保军队不会成为君主的工具。1714—1763年的374名团级上校中，152名曾经在委员会中，“这并不标志着政府军事化了，而是平民政治渗透到了军队之中。”Brewer，Sinews of Power，p.44.
[77]“（17世纪40年代的政党）至多是松散的、未定形的、稍纵即逝的，既无组织也无纪律，是一群某天正好在某一或者某些事情上想法相似的人的集合。”参见Underdown，Pride's Purge，pp.45-46。
[78]Jones，Country and Court，pp.33，267-68；W.A.Speck，Tory and Whig：The Struggle in the Constituencies 1701—1715，London：Macmillan，1970。这两本书都对沃尔科特（Walcott）之前的著作（Robert Walcott，Jr.，English Politics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进行了批评，该著作认为政党还未出现。
[79]Jones，Country and Court，p.26.这一程序，作者继续说，有助于促进政党组织。
[80]第三个不那么重要的限制国内资源动员的因素可能需要指出。马尔堡贵族避免使用传统的军事指挥，和瑞典军队一样，在关键战役中依靠掠夺来供养他的军队。他缺乏供应系统，或者说很难预见，但是他在布伦海姆令人惊讶的财产，说明移动的觅食者也能够通过成功运用策略来战胜合理供养的军队。见Barnett，Britain and Her Army，pp.144-45；Martin van Creveld，Supplying War：Logistics from Wallenstein to Patt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p.32-33；Fuller，Military History，Volume 2，pp.127-55.
[81]见C.Hammersley，“The State and the English Iron Industr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in D.C.Coleman and A.H.John，eds.，Trade，Government and Economy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Essays Presented to F.J.Fisher，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76。
[82]Hammersley，“The State and the English Iron Industry”，pp.178-79；Linda Colley，In Defiance of Oligarchy：The Tory Party 1714—6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122-25.
[83]Barnett，Britain and Her Army，pp.140-42.粗鲁的强制征兵与更为文雅的征兵制度之间、诡计与现代征兵广告之间的区别，必须慎重地分析。
[84]见Cecil Woodham-Smith，The Reason Why，New York：Atheneum，1982，pp.21-26；Brewer，Sinews of Power，p.44。受贿也降低了军事开支：“政府与国家的采购系统具有固定的财务优势，并成为根深蒂固的制度。如果官员们能够私下赚得主要收入，那就没有必要为他们支付经济性报酬了，由此军队的成本显著减少，而对于吝啬的纳税人来说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参见Barnett，Britain and Her Army，p.138。关于对军队的厌恶，参见Schwoerer，“No Standing Ar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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