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拉赤塔对政治的控制意味着对军队的控制。贵族们始终拒绝普鲁士和俄罗斯首脑们所进行的军事改革。进入17世纪乃至18世纪时，波兰没有现代军队结构。没有步兵团、合理的攻击系统，或者足够数量的加农炮；而它更为现代化的邻邦——尽管宪政的色彩不那么浓烈——没让这一情形持续到19世纪。从贵族（施拉赤塔）共和制的产生到18世纪后期波兰被肢解之前，波兰获得了一系列军事上的成功。事实上，即便是在17世纪，波兰在维也纳之门应对俄罗斯和突厥人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解释这种矛盾。
从中世纪时期最早的斗争，到18世纪，波兰军队主要由征税的贵族骑士组成。无疑，如西方的封建军队一样，这一主体不断得到扩张，时而会补充雇佣军和农民步兵，但是骑士依旧是主体，他们征服本土部族，驱逐入侵者，在中世纪表现出色。诸如应对哥萨克人（Cossack）和鞑靼突袭部队以及德意志骑士从东面的入侵，让中世纪的波兰成为该地区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波兰在坦能堡之战（Tannenberg，1410）中战胜了条顿军团，给自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以来看似所向披靡的德意志骑士以致命一击，并让曾经骄傲一世的骑士们臣服于波兰王室[20]。但在坦能堡之战后的十年间，封建领主们疲于应付复兴军团以及胡斯战争（Hussites），波兰对后者在技术上的创新和大量使用有纪律的步兵无动于衷，这就如同佛兰德和英国步兵大胜并未对法国骑士制度产生什么作用一样[21]。当波兰的邻邦对它们的军事力量进行现代化改革，封建军队的问题就蜂拥而至了：众所周知，他们集结速度慢；法律禁止其至境外布防；战术上不能分兵；拒绝在收割季节战斗的中世纪情结。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打仗形同儿戏，短兵相接并不常见，其他时候都是嘻嘻哈哈[22]。
施拉赤塔顽固地反对建立现代步兵。当步兵们数量减少时，并不是因为在战场上有损耗，而是在一开始就被遣散了[23]。在17世纪早期与瑞典及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步兵占军队的一半以上，但施拉赤塔坚决反对保有一支常备军，哪怕战争的危险已经席卷至整个东欧[24]。这些反对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贵族将其在军队中的优势视为其珍视的特权与权力的基础，所以他们自然不愿意因为重新改组军队而提高平民在社会上及随后可能在政治上的地位威胁到这种基础。当然，对现代步兵的反对在欧洲历史上耳熟能详，但是施拉赤塔的政治力量要比其他同类强大得多。因此，弱小的波兰王室，即便面临明确的外部威胁，仍旧未能不顾议会的反对而实现现代化。其次，贵族们反对为常备军支付费用。吝啬的贵族们坚持那些早就被西方废除的原则，即国王必须以自身之领地供养国家和军队，这即便是在拉齐维乌家族（Radziwills）的大庄园（latifundia）里也不可能实现[25]。即便在灾难性的北方战争（Northern War，1655—1660）中，在最初几近国家灭亡的边缘时，王室采用征召步兵制度的胜利，依旧遭到贵族们的反对，他们拒绝为战时设备配置足够的资金[26]。最后，对于军事改革的反对还在于，贵族们不愿意和军队共享已有的庄园劳力（estate labor），而武装农奴的想法使这种可能性更加令人不安[27]。
除了这些忧虑外，其他两个因素有助于解释波兰为什么保留封建征税制作为军队的基础。第一，大量的外部威胁并不是来自现代军队，而是来自哥萨克和鞑靼突袭部队，而波兰贵族的轻骑兵在不规则的战场前线和拥有中央指挥的常备军一样有用。这能有效地在波兰冗长、弯曲且毫无遮蔽的前线展开侦查及追击，直到东南部[28]。第二，在17世纪，即便变得越加陈旧，波兰军队仍旧在应对大型现代军队时赢得了巨大的胜利。当然，把每次战争都列入这个世纪波兰建立自我的过程显然不太可能，然而这种令人疑惑的成就感可能以这三场主要的战役阐明：世纪之初战胜俄罗斯，北方战争，以及在世纪末传奇般地击败土耳其。
在对俄罗斯的战争中，波兰获得了巨大胜利，成为沙皇的临时保护国，并将领土扩展到东部。但这是在俄罗斯内部混乱之时，即所谓的动荡时期或空位时期（Smuta），其间俄罗斯在内战、波雅尔贵族叛乱与阴谋中颠簸不堪，其中还夹杂着农民起义。莫斯科公国没有什么连贯性，只有篡位者和伪装者相继上场。面对强大的军事敌人，无论是近代军队还是封建军队，波兰在这场战争中毫无恐惧地迎战俄罗斯[29]。而如果是在彼得大帝的军事改革之后，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www.xing528.com)
在17世纪50年代，波兰与俄罗斯、瑞典和勃兰登堡开战。与后两者的战斗对于波兰而言完全是灾难。军队的表现非常糟糕，而许多省份，包括华沙都向进攻者屈服。当兼并变得不可避免时，国家系统动力（state-system dynamics）开始向波兰倾斜。由于害怕斯堪的纳维亚对手获得有利的权力转移，奥地利说服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s）停止敌意的行动，解除了波兰东面的力量。在其军队失败之地，波兰取得了外交的胜利，它将东普鲁士割让给大选帝侯，以换取完全逆转。偶然而短命的国际政治变化，而非军队实力，在这场维护主权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次国际秩序的变化并非源于长久的外交考虑——混乱无序的波兰还无法达到这一点。这段苟安时期主要源于外在的行为者，即维也纳和柏林害怕在该地区出现更为强大的掠夺者。
17世纪末期，波兰卷入了与奥地利及普鲁士的战争，之后又与奥地利结盟，共同对抗奥斯曼帝国。这当然正是波兰最伟大的军事英雄扬·索别斯基（Jan Sobieski）在绵长的战争中对抗包括土耳其宫廷在内的大型现代军队的时期。同样地，联盟及外国资助，而非内部的现代化是这一时期成功的原因。指出国王仅仅只能指挥2.5万名波兰士兵，或者他每年得到路易十四20万里弗的军饷，支持他向普鲁士和奥地利开战，或者其传奇般的维也纳之围是在同样数量的波兰军队加上奥地利财富所支持、征募的3.1万名帝国和雇佣军队才实现的，这将不会玷污国王的军事盛名，但愿如此[30]。
波兰在17世纪战场上成功的关键是外国的资助和联盟，而不是近代的军事结构。资助与联盟让波兰的宪政主义得以保存，但却强化了封建军队可以战胜该地区的近代军队的这种幻想，这是真的，它们使继续进行的军事改革被政党延迟。军事实力是国内幻想及外在表现：“波兰名义上位于胜利者之列，事实上却不过是破败的二流国家而已。”[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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