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政治结构与波兰的衰亡

在解释波兰的分崩离析上，没有哪一种理论比地理决定论更为普遍、更具有直观吸引力了。根据这种逻辑，命运以不可改变的地理要素，将波兰放置在三大不断扩张帝国的夹缝之中，而不得存活。更为糟糕的是，波兰没有高山或者其他自然屏障来抵抗侵略者。因此，自然条件的现实决定了贵族共和制必然走向分崩并最终消亡，而故事如常展开，且似乎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人们很快就会在这种观点中，察觉到一种受伤了的民族自豪感，而当人们考虑到在欧洲地缘游戏中其他更可怜的参与者时，这种怀疑更加强烈。

勃兰登堡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它曾经是被瑞典、奥地利以及波兰所包围并饱受其侵略的脆弱宪政属地（constitutional territory），其军事革命前的军事实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足够对抗其他尚未现代化的军队。在三十年战争里，外国军队横踏勃兰登堡，并肆意地搜刮各种资源。但当弱小的勃兰登堡成了强有力的普鲁士，它不再是受侵凌的弱者——且恰恰完全相反。在同样缺乏地理优势的土地上，强大的军事国家发展起来。同样地，奥地利在地理上没有多少优势。它在南面需要应对奥斯曼帝国的入侵，西面和东面则需要应付法国和俄罗斯^[13]。也没有人能声称波兰缺乏保护自身的资源，来修正地理决定论。在17世纪早期，波兰是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其人口为800—900万，控制了从波罗的海到死海375 000平方英里的广袤而富饶的区域^[14]。它的土地要远比勃兰登堡肥沃，后者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沙盒（sandbox）。波兰的地理位置不会比普鲁士和奥地利更加糟糕，甚至不会差于大多数大陆国家。而且，其经济实力与人力资源要远比普鲁士强大；国家的财富，尽管从来没有过于富庶，但是在与西部的粮食交易中得到了快速增长。人们必须从其他方面探究它失去主权的原因。

其答案，我认为在于普鲁士和奥地利能够发展出建立并供养大型军队的政治结构，而波兰却失败了。从本研究所提出的动力机制来看，在一些国家中，王室能够获得组织上和军事上的资源优势，能够废除或者绕过等级议会，并实行中央集权的措施，进行军事化改革。相反，遵照荷兰的案例，等级议会自身，或者其一部分，能对现代军队结构实行控制，且在外部盟友、地域同盟和非凡的商业财富的帮助下，形成有效的执行力，并度过旷日持久的战争，而无须担负绝对组织的负担。

从其宪政历史的概览上看，波兰未能遵照法国和普鲁士的军事-官僚主义模式，基于两个原因。首先，伴随着雅盖洛王朝中断的，是一个富裕的、独立的、政治上强大的贵族集团的崛起，将军事-官僚主义结果剔除出议程。宪政平衡已经被破坏，不过与普鲁士和法国的案例相比，则是相反的方向。贵族集团事实上已经完全掌控政府，而到了16世纪晚期，波兰国王不过是服从于施拉赤塔利益的管家而已——为贵族集团打理日常事务的执行者，人们由此认为，这使得君主绝对主义显得极度不可能：“在路易十四和彼得一世时代，在维斯瓦河畔诞生的却是对绝对主义的激烈的、完全的否定。”^[15]在议会里并不存在皇家衡平法院，能认识到外来的危险，设计妥协、威胁以及需要超越等级议会协商一致规则的军事演习，并建立起军事-官僚绝对主义。伴随其选举产生的国王，议会充斥着的是吝啬、地区狭隘主义以及议事毫无逻辑的各等级。

其次，德国摄政王和三级会议施行的议会控制力也未能实现，这归罪于波兰瑟姆的笨拙、自由否决权带来的瘫痪效应以及贵族精英们缺乏统一性与连贯性。尽管大多数的欧洲等级议会都由上百名成员组成，由于施拉赤塔的每个成员都有代表的原则，瑟姆要比其他欧洲国家的等级议会大得多。议会大多数使得制定有效的政策变得十分困难。辩论毫无止境与方向，常无法达成结论。自由否决权，对于那些诸如旷日持久的战争、军事改革以及中央集权而言必不可少的、具有一致性和存在争议的政策而言，是严重的障碍。整个议会的工作可能会因为一句无法解释的“我不允许！”（Nie pozwalam）而功亏一篑。自由否决权限制了王室以及瑟姆的行为。旨在简化这种荒谬的宪政政府形式的改革自身也会因为一张反对票而归于失败。事实上，18世纪迟来的意在将自由否决权合理化并符合宪政多数原则的改革必须通过非法手段强迫通过^[16]。一位俄罗斯大臣不祥地发现：“波兰时常陷于无序状态；只要她维持现有的宪政，她就不可能跻身欧洲列强之列。”^[17](www.xing528.com)

关于施拉赤塔缺乏连贯性方面，我们可以举出诸多证据，表明众多的派系斗争全然不顾国家利益，反而赞成与外国势力联盟，来避免国家变得过于强大，以及把合意的国王放在君主宝座上。这些都是在波兰近代历史周而复始出现的主题^[18]。不过对这种广泛存在的不负责任进行阐释要远比列举现象来得困难。或许，在与荷兰共和国进行比较后能为我们带来一些启示。以下三个方面的力量让荷兰的精英们成为战时具有凝聚力的、有效的领导者。第一，那些成为荷兰共和国的人们是来自勃艮第北部的省份以及低地国家的市民们，其生活与财富都仰赖于贸易。货主、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商人们之间大量的合作在一些港口形成了共同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补充，但更重要的是，与竞争的商业中心类似的共同体形成了激烈的冲突。政治经济的向心力将他们与其他地区的商人相区隔，且当点缀以某种历史符号以及情感因素，就成了民族主义，或至少成了民族主义的坚定基础。

第二，荷兰八十年战争（the Dutch Revolt）使共同体凭借对整个荷兰的行政控制力，来对抗入侵的国外势力，自身进一步强化了民族主义和精英责任感。当他们试图加强对低地国家的控制时，哈布斯堡的部长们以共同体的经济、政治和宗教基础相威胁。与西班牙的战争进一步加强了共同体感，迫使市民们要么建立一定水准的责任政府，要么就沦为西班牙帝国的附属。再看看波兰的精英，波兰并不存在类似的共同体利益。众多氏族的联合很好地牵制了皮雅斯特王朝和雅盖洛王朝，但是随着后一家族的没落，以及粮食制品的繁荣，氏族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武士阶层，不再是民族主义的执行者。施拉赤塔变成独立的地主，他们把变化莫测的运输与贩卖粮食的事扔给了外国（无独有偶，荷兰）商人，因此也没有发展出可能成为精英团体基础的纽带。他们不过是一袋子贵族马铃薯，在他们领地之外的主要关注点是保护他们的自由和财富免于王室的侵犯，而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确保一个最受限制的国家。直到18世纪后期也没有出现公然具有向心力的外国政府，且为时已晚。到那时，如我们所看到的，柯斯丘什科（Kosciuszko）发动的爱国起义被周边国家的现代军队轻易地摧垮了。

第三，贵族的数量问题需要再度重申。施拉赤塔由为数众多的土地拥有者组成，散落在整个中欧，缺乏必要的沟通手段。在尼德兰，商业精英们高度集中于荷兰和泽兰（Zeeland）等省份，并拥有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强大统治集团（group of regents），促进了行政能力。和大规模的波兰贵族形成对比的，是小集团化的荷兰摄政王，由商业共同体捆绑在一起，害怕西班牙统治者，形成了管理国家的能力，即便是在令人绝望的战争时期也是如此。相反，施拉赤塔与外国势力联盟，避免出现政治变革。在国际阴谋中扮演着拙劣的角色，他们成功地沦为精于算计的外国独裁者所愚弄的对象。波兰的贵族们用国家的主权换取了赚取财富的权利。

关于波兰被分割的地理决定论因为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例子而大打折扣，后两者在国家体系中毫无优势，却通过建立现代国家与现代军队存活了下来。波兰在进入近代时，是一个比任何其他欧洲地区都羸弱的国家——称其为国家似乎也很勉强——由此即便在最好的时刻，也无法实现军事-官僚绝对主义动员所需要的预期。想让波兰议会拥有更为有效的议事规则同样毫无可能。难以操作的人数、自由否决权以及施拉赤塔缺乏统一的目标，使议会无法演变成具有连贯性的决策体。没有比下文更能明白无误或生动地描述波兰宪政政府存在的问题：“现在很少有人怀疑波兰乡绅们所拥有的‘黄金般的自由’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罢了，或言，他们自认为其宪政集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之大成，却恰恰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