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法国和普鲁士政治历史的比较，揭示了两者在保持财政偿付能力，保留独立的政治体制以及进行农民革命的能力上的区别。独立地看，普鲁士案例中的单独变量都无法摧毁波旁绝对主义（Bourbon absolutism），但是如果这些因素偶发性地全部结合在一起，则可能实现这一点。这里当然并不会意图要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各种缘由、关键性事件及其结果；本书关注的是宪政主义与绝对主义。我们将会进行更为可控的分析：即为法国提供了走向自由民主的另一种机会的关键性分裂（fissures）。让我们先从财政偿付能力不足（fiscal insolvency）开始。
路易十四的大多数战争代价巨大，常常是有勇无谋且损失惨重的。关于路易十四野心的评论通常是歪曲的，在一个世纪惨痛而连绵不断的战乱过后，西班牙与荷兰共和国放下分歧，在西班牙继承战中共同结盟对付法国。光荣之路为法国留下了外交遗产，能召集欧洲所有的力量与之对抗，但是其财政体系——古语有云，金钱乃战争之支柱——在1715年路易十四驾崩之时还较为宽余[61]。尽管路易十四临终之时对交战过多懊悔不已，他的继承者的好斗程度也只稍逊色于他：1752年的国家预算中，42%用于军事扩张，且不幸的是，另外的21%用于偿还债务，而这还是在奥地利继承战与七年战争之间相对平和的时期[62]。七年战争导致殖民地收入的损失以及次级债务危机，马上随之而来的是对美国独立战争的资金支持——用以报复英国夺取了法国殖民帝国的大部分土地。其支柱逐渐衰弱，法国国家也日渐萎缩，绝望地试图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却发现自己备受社会阶层以及因这场危机而一直隐匿着的肆意妄为的制度的挑战。
在这些反对者中，首当其冲的是贵族，其在政治上的默从是以一种神秘的特权制度的延续为代价的——税务豁免是其中最突出的内容。当新的财政体系使王室对传统豁免权发起挑战时，贵族们利用其在国家机构中的影响力全力阻止，从而更进一步地引发瘫痪[63]。紧接着利用其在国家内部的政治机构之后的，是来自旧议会以及行省三级会议的各种论争——镇压后的反抗。因此，法国贵族在整个法国的大量、独立的政治机构中享有巨大的影响力。保留着对君主至高权力的制衡，旧的宪政政府在日渐衰落的波旁镇压能力下寻找到了新的勇气。
这里很自然地产生了为什么议会和行省三级会议能在三十年战争中存活下来，并进入18世纪的问题。为何太阳王没有如大选帝侯一样，简单地派遣一支军队来结束议会并一劳永逸呢？的确，普鲁士君王在其较为狭小的领地内，要摧毁的宪政体制更少一些，但可以肯定的是，路易十四拥有更多的监督官与兵团蔓生在国土的四处，来完成这项任务。这一行动需要考虑可能的代价与收益。17世纪末，在凡尔赛看来，议会与等级会议并无大碍：尽管偶尔有些抗议，迫使其做出小小的让步，整个国家还是能够征集税收，贯彻意志。中央权威的崩塌，是任何等级会议或高等法院复兴的先决条件，却并未在法国出现。在战争时期，把军事资源的配置用于内部的清洗运动并不太可能，而在休战时期这样做则可能会招致西班牙与奥地利的快速攻击。另外，全面的镇压可能会重新点燃不太遥远的宗教战争的火焰，这种分离的力量在新教勃兰登堡-普鲁士并不存在[64]。随后，外敌的威胁带来了法国绝对主义的兴起，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为宪政要素提供了潜在的同盟，从而避免了绝对君主权力的发展。关键性的内部镇压并不是没有值得考量的国际风险。议会中卖官鬻爵只不过是王室一小部分的财政来源，而用稳定的财政资产来进行替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即便现在不会，将来也会有各种麻烦。最后，等级会议与议会遭到威胁，并改变与绝对主义结合的程度：议会是司法制度的组成内容，而等级会议则是地方行政的一部分[65]。简而言之，全面镇压的可能代价超过了这样做的所有好处。(www.xing528.com)
正如对于镇压存在着各种计算，在反对王权上，议会与等级会议也同样存在着不同考量。1653年福隆德运动失败后不久，他们实行了反对王室的保卫运动，其强度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到了18世纪则日渐增长。1715年路易十四驾崩后，对于可能会产生一个更为羸弱的君主的预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抗辩文，意在赢得公众对议会的支持。王室要铲除腐败的努力通常受到来自议会的阻挠。合法性的缺失以及随着七年战争而来的债务危机，议会对行省的管理发出了反对的声音，拒绝屈从于法官，甚至开始质疑凡尔赛的淫靡奢侈[66]。到了1789年，来自等级会议与议会的反对声不绝于耳，日渐逼人，更加深了危机[67]。
另一个反对旧制度的前沿阵地来自农民，他们在法国的政治历史中并不引人注目，至少从福隆德运动开始后如此。大量农民的反抗能力构成了法国与普鲁士的第三大主要区别[68]。在普鲁士，由于商业化过程摧毁了乡村政府自治，领主以及划区征兵制实行严密的行政控制，加上内部分层分裂了农民，使其无法进行集体行动，农民的这种能力非常低弱。但是无论是监督官还是领主都没有破坏法国的乡村政府。拥有土地的乡绅在地方事务给予农民自由度，而不是压榨租金或是税捐。王室及其监督官发现村民公社组织是高效的征税单位：村庄违约可以通过起诉富有的农民得到补偿，而判定税收义务和对作弊者进行起诉的巨大成本则由村庄长者来承担。与普鲁士一样，法国的农民在国家派遣官员的严密监控之下，但是随着1789年国家保持监控能力的消解，这种行政控制的手段消失了。简单而言，法国村民自治组织和外部行政控制的相对缺乏，与东埃尔比亚农民形成了鲜明对照。由于法国农民未被阶层化，其革命能力进一步提高。当庄园领主的剥削进一步加深，一个敌对的统一的阶级就得以形成了：“公社内部的社会分歧远没有农民与从领主制度中获益的有地贵族之间的敌意来得重要。”[69]当国家镇压能力下降，农民叛乱席卷整个法国，摧毁了行省中保持着国家制度一致性的残余。
与普鲁士不同，法国军事-官僚绝对主义缺乏保持自身进入19世纪以及超越19世纪的能力。对军事资源使用不善引发的财政过度开发，独立贵族作为一项政治制度存活下来，农民拥有进行大范围暴乱的能力导致旧制度的分崩瓦解、宪政制度重新出现。不过这并无法确保法国能够轻松地回到自由民主道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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