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变革与战争：法国军队的发展与政治影响

14世纪到17世纪早期，法国卷入了多场战争，并经历了军事改革，但这时的军事改革还称不上是全面的军事现代化。在百年战争即将结束之时（1453），法国军队的规模并不庞大，也不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的增长以及时常有之的侵犯宪政行为非常显著，但是宪政主义一直持续到17世纪。军事现代化与宪政危机在三十年战争的后期开始出现，尽管并没有如在普鲁士的案例中那样彻底地铲除宪政主义，还是破坏了早前几个世纪的宪政模式。

法国的中世纪力量建立在对骑士的封建赋税、对于农民的次级及三级税收（tertiary levies），以及开始自菲利浦·奥古斯都的小部分商业的基础之上。尽管训练有素的佛兰德步兵这一损失令人瞠目结舌，法国骑士并未能看到新军事组织形式的优越性——如在班诺克本战役（1314）中，英格兰对苏格兰穷追猛打直到彻底击溃后者。当欧洲的其他地区开始采用长枪与弓箭时，骑马的骑士仍旧是法国军队的核心。其结果是，法国在百年战争中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从这场旷日持久但本质上是前现代的战争中所吸取的教训并没有很快被掌握。法国骑士在克雷西会战（1346）中被规模小得多的英国军队击败，之后是普瓦捷会战（Poitiers，1356），以及在阿金库尔战役（1415）中，悲剧再一次上演——25 000名法国人被6 000名英国人击溃^[18]。只有在最后一次战败中，至少对于幸存者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即，如果法国不是金雀花王朝的封地，那么军事改革是必不可少的。

1439年开始，君主颁发了多条法令，目的在于重整军队。难以驾驭的雇佣兵团——封建征兵的补充，并曾像英国敌人一样被无情地劫掠——被解散或被统一到敕令连（Compagnie d'Ordonnance，1445）之中。敕令连集中组织，但在地方驻防并由地方供养。另外的1448年敕令建立了短期的法兰克弓箭手（Francs-Archers）。他们最初由王室代理人贝利斯（Baillis）所组织，但后来就需要为自己提供武器（就如同他们所效仿的英国弓箭手一样），而且也不是由中央财库提供俸禄，而是采用古旧的免税方式。而最关键性的创新是皇家炮兵团，它系统地减少了英国的堡垒，并将英国军队驱逐出欧洲大陆^[19]。

这种军事革命是否需要一个新的、强大的国家？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一些政治变革发生了，最后在百年战争中凯旋的法国军队不同于三十年战争时真正现代化的军队。除了拥有一些大炮，军队并没有广泛配备火药技术，或是近代早期武库所需要的其他装备。在大炮和敕令连以及法兰克弓箭手最初的组织上，中央组织表现得最为明显，但驻防和供养仍旧是地方的责任^[20]。这些都是革新的力量，但并不是一支现代的常备军。法国军队同样要比17世纪强大的庞然大物要小得多。它还完全缺乏现代军队所需的纪律与训练。事实上，法兰克弓箭手毫无用处，在15世纪后期就被遣散或者转变成了长矛兵^[21]。

战争与军事改革还是带来了政治变革。在百年战争伊始，国王意图绕过省级等级会议的同意征收税赋。随后引发的喧嚣使其撤离这一内部阵线（internal front），在或者是王室与三级会议行省（pays d'états）之间，或者是王室与选举或买官鬻爵的官员之间所达成协议的基础上，来协商复杂的税收体系^[22]。未经等级会议同意征税，在跌宕起伏的战争中并不是不为人知的事情，但它并不会破坏等级会议。王室了解对于这种侵犯存在限制，小心翼翼地不去试探行省议会的耐心：“有时国王会未经同意即征税，从而破坏自身的特权，他们以征税的目的增设官职，采取其他措施提高自身的经济地位，但是他们从未试图削弱或破坏等级会议，等级会议在1560年时比以往拥有更为强大的地位。”^[23]王室的制度结构因百年战争的创新进一步提高，但是同样地，行省议会与王室谈判并征收税收的制度结构也得到了提高。

了解法国政治发展路径的读者，会把百年战争这种税职（tax offices）看成走向绝对主义的第一步。遍及各个乡村与城镇的王室代理体系有的时候会非法征税，似乎可以说是绝对主义的开端。但是，与其说这种王室行政人员带来了绝对主义，毋宁说是波旁王朝的地方行政长官，一个世纪之后被派入各行省，来代替旧的选举官员（elections）和财务官（trésoriers）并稳固下来，需要为引致三十年战争绝望需求的地方特权与自由承担责任^[24]。在百年战争结束与三十年战争爆发之间的一个半世纪中，与意大利的战争以及宗教内战困扰着法国。卖官鬻爵成为战争收入来源的主要手段，但是战争的需求也通过行省议会的津贴得以实现，尽管这通常需要君主对个体的集合施加一定的压力。内战使王室向地方派特派员；不过他们的任务是维持秩序，而不是进行资源动员^[25]。强行征税在整个宗教冲突中时有发生，但等级会议和选举，尽管有的时候会遭受入侵，却带着完整的宪政权力步入了17世纪^[26]。

三十年战争的发生是由于波希米亚等级会议和哈布斯堡王朝存在分歧，不过很快就升级为席卷整个欧洲的霸权战争（hegemonic war）。在战争的前半期，法国避免直接卷入战争，坐视波希米亚、丹麦以及巴列丁奈特（Palatinate）战败在哈布斯堡和天主教的联盟军队手下。当后者的军队似乎即将要征服整个欧洲大陆时，法国为瑞典提供资助，其适时的干预阻止了华伦斯坦和梯利的步伐，使哈布斯堡军队陷于胶着状态，并暂时保卫了法国的国家利益。尽管在这个时期，黎塞留（Richelieu）的军队逐渐发展，并将选举扩展至三级会议行省，宪政政府依旧得以保持。一支靠日常财政收入给养的小军队，通过从非法或准合法的税收中东拾西掇，日益壮大起来。但是当西班牙军队在诺德林根（Nördlingen，1634）战役中彻底打败瑞典军队时，法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在西班牙军队和前线之间，没有任何的阻隔。尽管17世纪20年代以来，军队逐渐得以扩张，相对于那些活跃在战场上的敌手而言，它们还是过于虚弱；军队的训练与装备根本无法跟上在西属荷兰、德国以及西班牙及时应对各种变化的敌军的步伐^[27]。要与哈布斯堡的大方阵匹敌，需要有快速的军队动员能力，因此要雇佣、训练并供养一支新的军队，需要支付闻所未闻的数额。诺德林根战役之后，军队支出提高了2/3^[28]，而各种情况表明这些支出所需要的资源主要来自法国。

由于哈布斯堡王朝要么已经战胜、胁迫主要的其他力量，要么已经与其进行结盟，而只剩下与荷兰共和国以及瑞典联盟还有点可能。俄罗斯一心一意关注本国的问题，并在瑞典人的帮助下驱逐波兰军队。在刚刚结束欧洲大陆这场损失惨重的突袭后，议会并不愿意进行再一次的远征，而到了1640年，英国被卷入国内冲突引发的内战。瑞典以及荷兰的确是强大的同盟，可能各自是欧洲最强的陆地以及海洋力量。但是严阵以待的荷兰并不愿意提供多少支持，而瑞典则已经从法国的资助中获益，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会舔舐诺德林根之战后的伤口。

为什么随后没有发生一场瑞典式的战争？即为什么不采用瑞典迅速占领外国领地并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来建造并供养一支军队的方法呢？首先，西面出现的强大的西班牙军队使得这样太过冒险；只有法国自身才能建立起现代军队，而这意味着要使用法国自身的资源。其次，在长达15年的占领、掠夺以及战争后，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不再能维持大型军队征用。这需要一套合理的供养系统，否则法国军队就必须远离关键性的战役，在德国境内寻找供养，从而使战争策略服从于后勤给养^[29]。最后，在最近意大利的军事冲突中，法国军队面临着严重的纪律问题，并在依靠当地粮草供应时遭遇到强烈的抵抗^[30]。

当时的资本市场已经被好几次波旁王朝的破产所刺痛，最近的一次即1634年，而且在没有获得等级会议的担保之前，它是不会为王室提供贷款的，而这个过程需要花费时间，且结果也未必确定，这可能会在危机中将国家束缚住^[31]。地理因素也无法为国内资源动员责任提供喘息的机会。尽管比利牛斯山某种程度上能阻碍西班牙军队在南面的进攻，其他的西班牙军队则正好在北面与东面，驻扎在西属荷兰与德国，战无不胜的西班牙军队与法国的领土之间没有什么阻隔物。这种情况使得法国的国务大臣仅存一个选择：快速动员法国资源。他们深知，这意味着宪政危机与政治变革。

新的税收与政治制度与高等法院、等级会议以及城镇发生着直接而激烈的冲突：(www.xing528.com)

更大的军队与舰队会要求更多、更好、更为昂贵的装备。税收必然增多，会超过国王臣民们所认为的合理权限范围，而且通常也超过了纳税人所真正能够承受的范围。征税、捐税以及强迫性借贷这样那样的困难，以及这样的课税所招致的反对，经常会引发武力冲突，强迫王室政府（往往不是违抗他们的意志）或是求助于新的制度，或是改变旧有体制运行的方式来达成目的，而避免自由、免税或者很多其他的特权，无论这是来自团体的、行省的、采邑的、庄园的或者是公社的，哪怕这已是确定的惯例或者在传统上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32]。

实现这种汲取政策的机制是监督官（the corps of intendants），监督官最初出现在16世纪后期，监督其他行省官员，但是随着诺德林根之战后形势的变化，其数量、功能以及不受欢迎的程度都急剧增加。1636年，监督官使用军队来收取强派到各财政省区（pays d'élection）的贷款。两年过后，被指定专用于军队的新税强制在三级会议行省和财政省区施行并征收。1641年国家在整个法国施行一种营业税（sales tax），缩小了这两种行省宪政上的区别^[33]。监督官的有效性可由法国军事支出增长这一事实证明：从1630年的4 100万里弗（livres）增加到了1636年的10 800万里弗^[34]。

关于国家违背习惯法与特权的抗议，塞吉埃（Séguier）基于国家理性原则进行了辩护。他用最为直白的现代法语说，监督官“在行省执行在高等法院尚未注册过的敕令、国家制定具有公众必要性的敕令”^[35]。高等法院的司法职责部分被监督官侵犯，包括反对叛国罪的法律，以及在监督官不断扩展的权限下出现的偷税漏税现象。与普鲁士的军需总处不同，监督官还是线人，可以让王室注意到各行省贵族的行动^[36]。城市公会、银行、征税人以及其他的行政人员都在监督官的注视之下，也对城镇的选举产生着重要的影响^[37]。

当对和平的预期在1647年崩塌，新的税收被执行，引发了来自高等法院、等级会议以及行省贵族的猛烈反抗——这种大变动被熟知为福隆德运动（the Fronde）。由于缺乏统一的全国等级会议可能提供的领导力与团结，动乱于1653年被平息，为未来的国家扩张扫清了道路，其代价就是宪政主义^[38]。很多当选的官员在监督官的体制下只不过是礼仪性的角色。福隆德运动的失败，还标志着地方等级会议以及法院在庞杂的政治进程中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39]。监督官取得了对封建军队（被动员令召集的附庸以及被征召的附庸军队）以及新的、更为现代化的军队的控制，后者征召农民入伍并编入常规军队，将其部署到远离家乡的地方。王室承担1/4军队的费用，包括为他们提供补给直到从国外的战役中归来。需要的时候，他们会被配备合适的交通工具以及他们自己的劳力^[40]。

国家理性影响立法与司法。整个高卢（Gaul）被分割成两部分：

公法与私法间，在国家政府以及个人正义的分配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对国家进行管理时，君主需要拥有自由裁量权来逮捕这些他们所怀疑的人……在国家政府那里，上百个无辜的人遭受苦难要比国家因为个人的错误而毁损更为得当些^[41]。

高等法院表示抗议的传统权力被禁止，直到王室法正式颁布之后。违抗这种禁令的行为会遭受逮捕与流放。传统的法庭不再能干涉国家事务，而上诉的职能转移给了监督官^[42]。事关国家的案子从高等法院的诉讼事件表上移除了，只留下了一些其判定无法影响国家政策的更为世俗的案子。路易十三在巴黎高等法庭的御临法院（lit de justice）的演讲为其继任者的司法制度定好了调子：“你只不过是在彼得大师（Master Peter）和约翰大师（Master John）之间判断而已，而我打算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你要继续你的事业，我会马上砍下你的指甲。”^[43]

行省等级会议在政府过程中同样遭受到威胁，或者被推到一边。出于对王室以及行省等级会议之间关系变化某种程度上的敏感性，约翰·洛克写道：“有个公国（the States）告诉我，在20多年前的议会上，国王要求征收七八十万图尔里弗尔（livres tournois），他们觉得太高了，什么都不给他，但是他们现在可不敢这样做”^[44]。很多等级会议一个多世纪都没有召开会议，其他的则因为监督官的反对而无法召集，还有一些则由于贵族与中产阶级间被别有用心的战略性操纵导致敌意横生，以及由于贿赂而陷于瘫痪。充其量，最高法院只能够采取后卫行动反对王室的要求。如一位部长所言，“等级会议的成功之处在于将神职人员与贵族团结在同样的情感之下”^[45]。

三十年战争之前，百年战争所带来的实质性但非现代的军事变革并没有引发宪政政府的崩塌。事实上，行省等级会议以及最高法院在那场战争中涌现出来，并因为与王室谈判日常及制度性的税收而变得更为强大。直到三十年战争的军事现代化，法国宪政主义才寿终正寝。战争使政府建造大型的现代军队，并规避宪政政府，不过并未完全毁灭它^[46]。由此出现了监督官们的网络，他们的权力基于等级官僚命令结构而不断扩大。教堂里的这段话精到地阐释了路易十四政府的核心本质：“在路易的手里，行政体系成了可以在领土内获得人力与物质资源的有利工具，能实现伟大的壮举，并贯彻国家理性原则。”^[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