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机构崛起与政治模式的演变

宪政政府的崩塌与强大国家机构的崛起，构成了随之而来几个世纪的政治模式。政党政治、民主发展的潜在可能性以及合法反对原则的产生都被封堵了，而且通常是国家有意而为之的政策。此外，国家机器还尽量避免出现在欧洲其他国家破坏了绝对主义的危机，或者说，在危机中，仍旧保持完好无损。尽管管理主义式微，而且也做出了一些自由主义的妥协，国家机器依旧保持着掌管整个社会的地位。

没有地方或全国性选举的普鲁士迈入了19世纪，除非是那些它所吞并或者主宰的行省。即便是在腐败如英国的有名无实选区（rotten borough）^[70]，它也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代表，能限制君主权力，让社会团体以及它们的政党拥有相互竞争的目标。各个政党都有自己要获得的东西，也就是说，拥有它能够把他们自己塑造成大众的发音器、政治集团，并成为王权的障碍。然而，在普鲁士，由于缺乏一个全国性的代议政府，至少在19世纪中叶之前，这大大地减缓了政党政治的发展。几乎没有人会有此动力，要把时间与精力投入政治活动中，却了无收获，即便谋得一官半职也是很少的事情，还需要与强大的国家官僚机器进行谈判。尽管在19世纪开始引入一些毫无实权的议会并在地方有了一些城市自治，国家机器依旧是高高在上的^[71]。政党依旧非常弱小，利益集团则日益强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并不是在一个宪政保障的议会机构中，而是在更少组织化却具有政治重要性的设置中进行的。国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需要贵族的支持，参与军队与国家公职，并对此制定协定。到了19世纪中叶，国家与工业相互产生了依赖。实业家需要法律上的创新来更为有效地管理不断扩张的实业公司，而国家深知军队将会越来越依赖现代的工业基础，对钢铁的需求就如血液之于生命一般重要。相应地，国家越来越关注工业集团。英国的中产阶级在议会中实现的，他们的德国同伴通过利益集团来实现了^[72]。

国家并不是君主的消极工具，谄媚地奉行他的命令。由于从大众教育中习得的经验，在日常的政策与程序事务中进行合作，加上都集中在柏林，官员中开始产生一种社团身份，这使他们从腓特烈想要维持的那种胆怯的、原子化的工作人员变成了具有自主意识的行为体集合，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可观的资源：国家本身（Staat für sich）。官员们第一次能够通过后卫行动（rearguard action）来影响君主的政策：

通过使用间接手段，行政机关以及审判机关的管理者们能够规避并抵制王室的决策与命令，使政策的执行陷于瘫痪。他们具备真正的权力来阻碍或是偏离政策的执行。他们用惰性、欺诈以及狡辩来进行消极抵抗。通过隐瞒真相或者向他们的雇主提供粉饰过的信息，影响决策的制定，并引导政策执行朝着更加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方向。……他们修改、破坏、甚至完全无视王室的指令，未经授权就执行他们自己的政策^[73]。

这些阴谋，加上缺乏像腓特烈这样的个人实力的君主，结果便是，腓特烈于1786年逝世之后的几年中，官僚机构从王室夺取权力。在这个关键时刻，没有人来监护监护人。就此而言，国家能够有意识地形塑基本的政治过程。

国家的权力、关键社会阶层的融合，以及选任职位（elective offices）的缺乏，这三者共同使社会团体和国家之间产生了一种委托-代理（client-patron）关系。这种结构并不是在国会大厦中通过建立共识就能够达成的目标，而是委托人群体可以进行谈判并获得好处的对象。国家用两种相互关联的方式开发这种关系。它给予它们所想要的项目来解除越来越强大的团体。这种动力颇为奇妙，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在表明某种权力；然而，各团体在面临更多的挑战时，一般会退回来，它们没有获得任何制度性的政治权力，而国家则毫发无损。著名的战舰建造就是这种情况，德国的舰队永远不可能挑战英国，而从战略的角度来看也意义不大，事实上更是对资源的浪费；不过，这的确抚慰了关键社会团体，消散了日益增长的政治挑战^[74]。另外，国家可以分裂相互对抗的联盟。1848年事件就表明了分裂并各个击破的战略。国家面临着来自不同社会团体的挑战，它们团结起来（至少维持了一段时间）成为共同的政府反对派。国家故意拖延时间，并与工匠、农民以及其他部分单独进行谈判，反对派失去了一致性，尚未实现它们的目标之前就解散了。

国家在军事成功中获得的巨大的权力威望，尤其是在1871年之后，使自己成为普鲁士民族主义最为核心、在认知上最为重要的形象。尽管在普鲁士和德国民族主义的先贤祠中有歌德以及席勒，但最受欢迎和最突出的则是诸如腓特烈大帝、莫尔特克以及其他军事领袖。这与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象化同时发生，是用来对抗国内反对派有效的武器。国际局势的紧张，正如前文提到的，被有意识地夸大，来缓和社会与政治冲突，使人们的注意力从现有的国内冲突转移到可能发生的国家威胁上去。反对派被影射成敌方的代理人或傀儡，而被取消合法地位，并受到质疑^[75]。

工人阶级组织同样面临着民族主义所带来的障碍。政党组织者试图要建立一种区别于统治者的军国主义的反主流文化，但是却发现很多领导者以及平民百姓很少持有国际主义的价值观。领导者与工人们都压倒性地支持1914年的战争。一位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演说揭示了在德国民族主义的语境下建立一个稳定的反对党的问题，以及与反对国家的党派联盟所带来的罪恶感：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天，那一刻——那种恐怖的张力消失了；直到一个人敢于成为他自己；直到——不管所有的原则与僵化的理论——一个人，在1/4个世纪之后，第一次能全身心地投入横扫各处如暴风雨般的歌曲中：“德国，德国高于一切（Deutschland，Deutschlandüber alles）”，带着一颗清纯的心，不会觉得有叛国的感觉^[76]。

我们从我们已经几乎已经完全遗忘的东西中重新学到：在国家中，除了阶级冲突之外，还存在所有的阶级共有的东西^[77]。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学会在这次战争中把自己看成是德国民族的一部分。我们不想再被任何人掠夺走这种属于德国人民的感觉，无论是左派或是右派。

他们对第二帝国（Reich）的忠诚度要强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们精神振奋地一头扎进1914年的这场大灾难，粉碎了另一个巨大的幻觉。

以军事为中心的国家是笨拙的庞然大物，并不会被国内力量所改变，也不会有内在的动力走向自由改革。官僚机构控制国内反对派的实力与能力巨大，将和平的、渐进的改革排除出日程之外。而历史证据表明以军事为中心的国家拥有巨大的力量，而只有精英的疏离、农民起义、财政危机或战败才可能最终带来改变——而一般是以上多种情况同时发生才有可能。精英疏离的可能性很低，因为贵族融合到了军队与官僚机构之中，而且在19世纪他们越来越依赖于各种形式的经济保护主义。中产阶级同样与那些树立起贸易壁垒的制度没有很大的冲突，他们直接投资于各种公司，而且是工业产品的主要购买者。1848年他们的反抗既无力又短命，而且几乎完全与宪政历史无关。

由于残酷的压迫以及移居出国这一安全阀的缺失，农民起义似乎更有可能。不过可能充当有组织的反抗工具的地方农民组织（如果与1806年及1848年事件同步，有可能成为革命）则被15世纪和16世纪的采邑反作用消解。容克地主对他们土地上的工人进行严密的行政控制，因此对组织形成了严重但并不必然是不可克服的问题。采邑里的反对者由于附近卫戍部队的出现以及农民们因划区征兵制而进一步地一体化而得到强化。尽管我们可能想象普鲁士的农民是被容克地主镇压的没有分化的社会阶级，事实上存在着重要的分层，来避免他们团结一致。这些分层包括被捆绑在地主地产上的农奴（Instleute），收益分成的佃农和土地租用人（Zinsleute）——他们摆脱了地主的劳役，以及富足的东普鲁士自由农^[78]。而这还不包括普鲁士在18世纪和19世纪吞并地区的分层。

普鲁士能够维持财政偿付能力，避免国家陷于瘫痪与崩解，主要是对整个国家施行严厉的税收汲取。税收无须通过唯利是图的官员们那贪婪的手（而这是波旁王朝财税系统最为棘手的问题），直接进入战争基金。多年后，普鲁士征服了周边接壤土地，税收逐渐增加。普鲁士还受惠于盟友的补贴，主要来自英格兰和荷兰，它们很乐意购买或者雇佣另外军队来使法国受到控制。普鲁士并未在那些把握不定的盟友中扩展财政来源，无论是为广布的冲突提供资金，或者是获得遥远的、无法防御的殖民地，这点非常重要。霍亨索伦家族精明地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制在中欧地区，而把地中海以及美洲新大陆拱手让人。这样，他们可以在欧洲的腹地进一步巩固强大的区域，避免了代价高昂又充满危险的冒险——这部分地导致了法国绝对主义的崩塌。

普鲁士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都避免了军事上的失败，即便在七年战争中，彻底战败似乎已经不可避免，甚至对于腓特烈大帝而言，据说他差点就要自杀了。在最后时刻，敌方联盟瓦解，普鲁士免于失败与肢解。在耶拿-奥尔施泰特（Jena and Auerstädt，1806）战役中，拿破仑的完胜引发了对这个国家西部地区的占领，政府被从柏林清空，所幸的是政治危机并没有与民众骚乱或是精英的反叛同时发生。由于法国与俄罗斯之间足够的紧张关系，彻底的占领并没有发生——这种偶然的条件赋予这个国家时间与空间，来进行军事调遣^[79]。

国家引入了大量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改革，如果它们都被充分实施的话，将转变基本的政治关系。军队迫于压力要采取改革，仿造似乎战无不胜的拿破仑军队：动员整个国家来交换基本的政治权利。格奈森瑙（Gneisenau）就呼吁自由宪法，独立的城市政府以及公民权利。“如果人们要保卫祖国，首先要给他们一个祖国，这样才是公平与智慧的。”^[80]军队引入改革，为中产阶级的官员提供更多的提升机会，并在正式的军队命令结构外建立了分散化的军事形式——战时后备军、后备军人以及狙击射手，这为选任官员带来了彻底的创新。

尽管改革时期一直是大量研究的对象，大多数的改革，比如那些带来了自由主义并解放农民的改革，要么从来就没有彻底实施，要么在危机中逆转，并以滑铁卢告终。国家依旧是至高无上的。盘踞在官僚体制中的保守力量再次重申自己，并遣散了新建立的各种机构，或者逐渐将它们融入常备军中去。被军队视为对其神圣传统的干涉，其产生的持久后果之一，是对民众压力及改革的不信任：“这些改革的后果是再一次把军队从社会中分离出去，而在相对和平的时期，军队政策的主要担忧便是‘内部的敌人’。军队自觉地成了国内镇压的工具。”^[81]国家抵挡住了拿破仑时期的政治危机，而并未根本转变其政治路径。唯一长期的改变是对一个独裁专制主义的抛弃，代之以官僚主义，相较于宪政历史，这种变化对于行政历史更有意义；军事管理内核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中完好无损^[82]。

为17世纪的战争进行国内资源的动员摧毁了普鲁士的宪政主义，并使其踏入了军事-官僚绝对主义的发展道路，其与社会的联系主要是行政与堞口（machicolation）。普鲁士国家获得了高度的自治。军事-官僚绝对主义的根本政治变革只可能来自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彻底的军事失败、财政崩塌以及精英社会阶层的深刻反叛——这些情况普鲁士（不过，我们将会看到，在法国并非如此）都有能力避免。这是国家的运气，也是德国的命运，这些情况直到20世纪才会发生。

【注释】

[1]Gerhard Buchda，“Reichsstände und Landstände in Deutscbland im 16.und 17.Jahrhundert”，Gouvernés et Gouvernants 1984（4）：193-226；Hajo Holborn，History of Germany，Volume 1：The Reform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pp.3-55.

[2]Sidney B.Fay and Klaus Epstein，The Rise of Brandenburg-Prussia to 1786，New York：Holt Rinehart＆Winston，1964，pp.20-26，40-43；Heinrich Otto Meisner，“Die monarchische Regierungsform in Brandenburg-Preuβen”，in Richard Dietrich，ed.，Forschungen zu Stat und Verfassung：Festgabefür Fritz Hartung，Berlin：Duncker＆Humblot，1958，pp.219-45；Sidney Bradshaw Fay，“The Hohenzollern Household 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Smith College Studies in History 1916（2）：1-64.

[3]Meisner，“Die monarchisehe Regierungsform”，pp.219-30；Reinhold August Dorwart，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s of Frederick William I of Prussi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pp.5-22；Herbert Tuttle，History of Prussia to the Accession of Frederic the Great，1134—1740，Boston：Houghton Muffin，1884，pp.225-28.

[4]F.L.Carsten，The Origins of Prussia，Oxford：Clarendon Press，1964，pp.165-78；Meisner，“Die monarchische Regierungsform”，pp.219-25.

[5]Ibid.，p.168。另可见Peter Baumgart，“Zur Geschichte der kurmärkischen Stände im 17.und 18.Jahrhundert”，in Otto Büsch and Wolfgang Neugebauer，eds.，Moderne Preuβische Geschichte，1648—1947：Eine Anthologie，Volume 2，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81，pp.509-31。

[6]Tuttle，History of Prussia，p.103.

[7]附近领土的骑士经常会保护等级会议免受潜在敌人的威胁，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更强大的等级会议往往意味着军事上更为弱小的国家。维特尔斯巴赫家族（Wittelsbachs）保护乌腾堡（Wurttemberg）免受君主权威的侵害，而路易十四则成为西德州议会的倡导者。见F.L.Carsten，Princes and Parliaments in Germany：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

[8]Franz Carsten，“Die Entstehung des Junkertums”，in Otto Büsch and Peter Neugebauer，eds.，Moderne preuβische Geschichte，1648—1947：Eine Anthologie，Volume 1，Berlin：Walter de Groyter，1981，p.278.关于条顿骑士团的权力与东普鲁士等级会议的发展，见Karol Górsk，i“La Ligue des Etats et les origines du régime représentatif en Prusse”，Studies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History of Representative and Parliamentary Institutions 1960（23）：177-85；Karol Górsk，i“Die Anfänge der Repräsentation der Communitas Nobilium in Polen，im Ordensstaat Preuβen und in Ungarn im Mittelalter”，Studies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History of Representative and Parliamentary Institutions 1966（36）：19-24；W.F.Reddaway et al.，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From the Origins to Sobieski to 169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0，pp.141-46；Michael Burleigh，Prussian Society and the German Order：An Aristocratic Order in Crisis，1410—c.146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134-70。骑士团与平民之间的冲突因为骑士团主要从奥地利、瑞士以及荷兰征募新的成员而进一步恶化——这项政策使骑士团进一步偏离其主体。

[9]Carsten，Origins of Prussia，pp.47-48，81-88；Herbert Helbig，Gesellschaft und Wirtschaft der Mark Brandenburg im Mittelalter，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73，pp.18-68.城镇与乡村在休止时间及战争与瘟疫带来的无政府状态时，往往要增强它们的独立性。

[10]Philippe Dollinger，The German Hansa，D.S.Ault and S.H.Steinberg，trans.，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92-97；Tuttle，History of Prussia，pp.55-56.

[11]胡符是公元七世纪一种衡量土地的单位，1胡符相当于30英亩。——译者注

[12]Carsten，Origins of Prussia，pp.29-40，81-88；Heide Wunder，“Peasant Organization and Class Conflict in Eastern and Western Germany”，in T.H.Aston and C.H.E，Philpin，eds.，The Brenner Debate：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92-94；Helbig，Gesellschaft und Wirtschaft，pp.10-12.在骑士团征服前，更传统的斯拉夫乡村政府就存活于东普鲁士，见Wunder，“Peasant Organization and Class Conflict”，pp.93-94。布伦纳（Brenner）和汪德尔（Wunder）在舒尔茨的独立性上有激烈的争辩，前者认为他们是贵族或骑士团的代理人，后者则视其为乡村农民的真正发言人。伯利（Burleigh）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献研究（Prussian Society and the German Order，pp.13-25）倾向于支持汪德尔的观点。乡村舒尔茨某种程度上介于吉斯林（Quisling）和威廉泰尔（William Tell）之间；不过作为市长、治安法官以及对外部权威代表农民，其地方宪政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将他比作更接近于席勒（Schiller）式的英雄。

[13]Carsten，Origins of Prussia，pp.29-68，and“Die Entstehung des Junkertums”，pp.267-69；Burleigh，Prussian Society and the German Order，pp.25-34.

[14]Carsten，Origins of Prussia，pp.10-42，204.

[15]Eberhardt Schmidt，Rechtsentwicklung in Preussen，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61，pp.1-5；Tuttle，History of Prussia，pp.47-51，78-93.

[16]Tuttle，History of Prussia，p.42.

[17]Ferdinand Schevill，The Great Electo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7，pp.39-52；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olitical History，Volume 4：The Modern Era，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5，p.243.

[18]Ibid.，pp.242-44.

[19]Gustav Schmoller，“Die Entstehung des preuβischen Heeres von 1640 bis 1740”，in Büsch and Neugebauer，Moderne preuβische Ceschichte，Volume 2，pp.749-753.

[20]补贴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能在等级会议解散之前就获得补贴的话，宪政就可能会维持下来。一旦勃兰登堡-普鲁士能在与土耳其、瑞典与法国的战争中把自己打造成军事强国，补贴与联盟就会随之而来。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腓特烈大帝就从英格兰获得了2 700万塔勒（talers）。但是，由于这些补贴在宪政已经被破坏后才出现，它们的宪政意义微不足道。等级会议解散后，战争补贴成了腓特烈大帝的战争资本，进一步强化了普鲁士的绝对主义。关于补贴，见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4，pp.246-47；and Hubert C.Johnson，Frederick the Great and His Officials，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pp.134-87。

[21]Carsten，Origins of Prussia，pp.117-35；Carsten，“Entstehung des Junkertums”，pp.269-77.

[22]见Fritz Hartung，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vom 15.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8th edition，Stuttgart：K.F.Koehler，1950，pp.92-112；Schmoller，“Die Entstehung des preuβischen Heeres”，pp.751-58；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4，pp.242-45。

[23]卡斯滕指出了战争使等级会议归于失败的关键性：“［1672年与法国的］战争在影响腓特烈·威廉和普鲁士等级会议的关系上起着决定作用……同样地，勃兰登堡等级会议……在1655年到1660年的战争之后被剥夺了权力。”（参见Carsten，Origins of Prussia，pp.218-19。）

[24]Hintze，“Der Commissarius und seine Bedeutung in der allgemeinen Verwaltungsgeschichte”，in Fritz Hartung，ed.，Staat und Verfassung：Gesammelte Abhandlungen zur allgerneinen Vesfassungsgeschichte，Leipzig：Koehler＆Amelang，1941，pp.233-35.

[25]Ibid.，p.233；Carsten，Origins of Prussia，p.197；Hartung，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p.68.

[26]Robert M.Berdahl，“The Ständs and the Origins of Conservatism in Prussia”，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 1973（6）：298-321，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Nobility：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ervative Ideology 1770—1848，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Hartung，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pp.107-116.尽管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容克县长并不是宪政主义的载体。他们强烈反对自由派的施泰因-哈登堡改革（Stein-Hardenberg Reforms），且不得不被公务人员所替代。正如摩尔的观点所表明的，他们是来自压榨劳力的农业系统的民主障碍。

[27]霍亨索伦王朝通过选举，使自己正式且“合法”地置于法律之上，让官员臣服于它，并以此作为控制官僚的手段。见Hans Rosenberg，Bureaucracy，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The Prussian Experience，1660—1815，Boston：Beacon Press，1966，pp.45-56。

[28]引自Dorwart，Administrative Reforms，p.73.“法律，通过对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宪法的漠视，是欧洲绝对权力的最强促进者。”（参见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s，Cincinatti，Ohio：Robert Clarke，1873，p.19。）

[29]见Hartung，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p.105；Schmoller，“Entstehung des preuβischen Heeres”，p.751；and Franz L.Neumann，The Rule of Law：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Legal System in Modern Society，Leamington Spa，U.K.：Berg，1986，pp.92-99。

[30]关于采邑的反作用对宪政政府的影响，将会在最后一章中进行更为全面的阐述。

[31]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4，p.247.

[32]Kantonsystem，旧普鲁士的划区征兵制，是一种广泛、有效和灵活的征兵体制。在对全境人口进行统计后，按军中团队数目把全国划分成多个“征兵区”，每区约5 000至8 000户居民。每一个团被指定一个特定的地区作为征兵区，在区中心设驻地。根据征集民兵的做法，各军队属区每年按规定登记。每个连也有专属自己的一个分区，连长将自己辖区的14岁以上的男子登记在案，发给他们每人一份“准假证明”，于是他们就成为本连队的候补兵员。自此，他们就必须把自己看作军队的准成员。平时，他们佩戴标志，在家从事劳动，并持有证书，以证明自己并非逃兵。他们在家从事劳动只不过是暂时返乡告假而已。男子与军队的这种联系将是终身的，除非他们丧失作战能力或死亡。对于服役期限，普鲁士国王不作确定的具体的规定。——译者注(www.xing528.com)

[33]Schmoller，“Entstehung des preuβischen Heeres”，pp.758-766；Martin A.Kitchen，Military History of German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5，pp.6-26；Otto Büsch，Militärsystem und Sozialleben im alten Preussen，1713—1807：Die Anfänge der sozialen Militarisierung der preuβischdeutschen Gesellschaft，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62，pp.1-163；Gerhard Oestreich，Friedrich Wilhelm I：Preuβischer Absolutismus，Merkantilismus，Militarismus，Göttingen：Musterschmidt，1977，pp.71-81；Walter L.Dorn，Competition for Empire，1740—1763，New York：Harper＆Row，1963，pp.90-99；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4，pp.257-58.

[34]Tuttle，History of Prussia，p.381.关于日本军队军事化的论述，参见Richard J.Smethurst，A Social Basis for Prewar Japanese Militarism：The Army and the Rural Communit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35]见AndréCorvisier，Armies and Societies in Europe 1494—1789，Abigail T.Siddall，tran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9，p.113。

[36]Büsch，Militarsystem und Sozialleben，p.1.

[37]随着改革，由于普鲁士的神职人员极为贫困并缺乏制度性权力，他们附庸于国家。见Mary Fulbrook，Piety and Politics：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Absolutism in England，Württemberg and Pruss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84-88，153-73。

[38]Barrington Moore，Jr.，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oston：Beacon Press，1966，pp.435-37.

[39]Karl Demeter，“Die Herkunft des preuβischen Offizierkorps”，in Büsch and Neugebauer，Moderne preuβische Geschichte，Volume 2，pp.879-907；Walter L.Dorn，“The Prussian Bureaucr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Ⅲ”，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32（47）：262-69；Rosenberg，Bureaucracy，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p.70；Carsten，Origins of Prussia，pp.258-59.

[40]军事服役与拥有地产是密切联系的：他们共同保存了这样的意识形态结构。见Büsch，Militärsystem und Sozialleben。

[41]见Rudolf Braun，“Taxation，Sociopolitical Structure，and State-Building：Great Britain and Brandenburg-Prussia”，in Charles Tilly，ed.，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p.274-77；Berdahl，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Nobility，pp.77-80。要注意，这并不是贵族利用国家来巩固其经济地位——那要更晚一些，这是国家与重要社会集团之间互利双赢的安排。

[42]多恩（Dorn）指出，1767年，勃兰登堡与波美拉尼亚的1 700名贵族中，只有400人不需为国家服务，仅仅依靠他们的等级收入，就能够承担自己的开支，见“Prussian Bureaucracy，Ⅲ”，p.263。关于同样贫困的俄罗斯贵族及其融合，见Robert E.Jones，The Emancipation of the Russian Nobility，1762—1785，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

[43]Carsten，“Entstehung des Junkertums”，p.280.

[44]塔勒（talers），是15世纪末以来主要铸造和流通于德意志等中欧地区的一系列大型银币的总称。——译者注

[45]Carsten，Origins of Prussia，p.266.法国包税制固有的贪污现象和普鲁士的高效能，意味着柏林汲取的程度更高，还可见Kitchen，Military History of Germany，p.10。

[46]贫瘠的土地，以及战时的高额税收，可能对解释英格兰和普鲁士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大有帮助。参见Robert Brenner，“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in Aston and Philpin，The Brenner Debate，pp.10-63。

[47]引自Klaus Epstein，The Genesis of German Conservatis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p.290-92。在笔者看来，这些情绪，相比国社党时期对战争与死亡的赞颂，无论是在范围还是程度上，都是小巫见大巫了。无论如何，纳粹意识形态大部分都是来自普鲁士精神（Volkish）中的反现代主义，见George L.Mosse，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Third Reich，New York：Universal，1964。

[48]见George L.Mosse，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Political Symbolism and Mass Movements in Germany from the Napoleonic Wars through the Third Reich，New York：Meridian，1977。军事符号也同样遍及英国与美国的城市，所以，其差别在于程度的不同；不过，比较而言，荷兰人经常较为准确地描绘他们的士兵，见Simon Schama，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p.221-57。

[49]Karl Erich Born，“Structural Changes in Germa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James J.Sheehan，ed.，Imperial Germany，New York：New Viewpoints，1976，p.26.

[50]James J.Sheehan，“Conflict and Cohesion Among German Elit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Sheehan，ed.，Imperial Germany，p.77；Hans Ulrich Webler，Der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8，Göttingen：Vandenhoeck＆Ruprecht，1988，pp.122-31；Gerhard Ritter，The Sword And the Scepter：The Problem of Militarism in Germany；Volume 1：The Prussian Tradition，1740—1890，Miami，Fla.：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1969；Emilio Willems，A Way of Life and Death：Three Centuries of Prussian German Militarism—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Nashville，Tenn.：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86，pp.72-98.

[51]见Leonard Krieger，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History of A Political Tradi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pp.46-80。俄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尼古拉斯·卡拉姆津（Nicholas Karamzin）认为“规制之内方有自由”，引自James H.Billington，The Icon and the Axe：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Russian Culture，New York：Vintage，1970，p.263。

[52]Georg Iggers，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Middletown，Conn.：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83.

[53]Rosenberg，Bureaucracy，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pp.37-38.

[54]Hintze，“Der Commissarius und seine Bedeutung”，pp.233-34.直到1914年，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把国家特征概括为“贵族英雄主义的武士国家，这个国家里，所有的一切——税收、官员、经济、社会——都以军队为中心，都由军队的需求所决定。”引自Fritz Fischer，From Kaiserreich to Third Reich：Elements of Continuity in German History 1871—1945，Roger Fletcher，trans.，London：Allen＆Unwin，1986，p.39。

[55]Carsten，Origins of Prussia，pp.260-65；Oestreich，Friedrich Wilhelm I.，pp.62-70；W.O.Henderson，Studies in the Economic Policy of Frederick the Great，London：Frank Cass，1963，pp.38-84，157-59；Johnson，Frederick the Great and His Officials，pp.188-242；C.B.A.Behrens，Society，Government and the Enlightenment：The Experiences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and Prussia，New York：Harper＆Row，1985，pp.116-51.

[56]Johnson，Frederick the Great and His Officials，pp.232-37.作者将这一节标题定为“科学：国家的迷恋者”。

[57]Hans-Heinrich Müller，“Domänen，und Domänenpächter in Brandenburg-Preussen im 18.Jahrhundert”，in Büsch and Neugebauer，Moderne preuβische Geschichte，Volume 1，pp.316-59；Johnson，Frederick the Great and His Officials，pp.237-41.

[58]见Hugo Rachel，“Merkantilismus in Rrandenburg-Preuβen”，in Büsch and Neugebauer，Moderne preuβische Geschichte，Volume 2，pp.951-93；关于19世纪，见Ulrich Peter Ritter，“Preuβische Gewerbeförderung in früh-industrieller Zeit”，in Büsch and Neugebauer，Moderne Preuβische Geschichte，Volume 2，pp.1031-87；Theodore S.Hamerow，Restoration，Revolution，Reaction：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Germany，1815—1871，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pp.3-20；W.O.Henderson，The Stat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Prussia，1740—2870，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67.一项旨在保护纺织工业的奇怪法律限制全国哀悼日的时间，因为在此期间，人们通常好几个星期都穿着灰色的服装，见Reinhold August Dorwart，The Prussian Welfare State before 174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41-48。

[59]见Henderson，Economic Policy of Frederick the Great，pp.2-7，17-37，157-159；Geoffrey 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Military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1500—18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148-49。随着19世纪以及以某种形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经济自由化，军事在经济中的角色逐渐下降，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两场大战之间的合理化运动时期。其结果是，1945年德国国家全面崩溃，以及同盟国政策打破了国家对经济最高管制。见Gerald D.Feldman，Army，Industry，and Labor in Germany 1914—1918，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Robert A.Brady，The Rationalization Movement in German Industr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33；Andrew Shonfeld，Modern Capitalism：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Power，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239-64。

[60]Henderson，Economic Policy of Frederick the Great，pp.74-75，160.

[61]Walter L.Porn，“The Prussian Bureaucr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I”，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31（46）：404.关于安置项目，见Stefi Jersch-Wenzel，“Minderheiten in der preuβischen Gesellschaft”，in Büsch and Neugebauer，Moderne preuβische Geschichte，Volume 1，pp.486-506；Gustav Schmoller，“Die landliche Kolonisation des 17.und 18.Jahrhunderts，”in Büsch and Neugebauer，Moderne preuβische Geschichte，Volume 2，pp.911-50；Behrens，Society，Government，and the Enlightenment，pp.123-25。

[62]Rache，l“Merkantilismus”，p.961.

[63]见Büsch，Militärsystem and Sozialleben，pp.72-73；Kitchen，Military History of Germany，pp.12-13。不过容克阶层能够限制这些法律在地方层面的落实与实施。

[64]Dorwart，The Prussian Welfare State，pp.77-90.

[65]Gerhard Ritter，Frederick the Great，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p.178-79.

[66]引自Dorwart，The Prussian Welfare State，p.17。另见Frederick关于王室应承担人道主义责任的文章。Anti-Machiavel，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81；G.P.Gooch，Frederick the Great：The Ruler，the Writer，the Man，New York：Alfred A.Knopf，1947；Dorn，Competition for Empire，pp.137-41。韦伯认为霍亨索伦王朝与古代罗马帝国一样，保护农民以维持士兵的供应链。见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R.I.Frank，trans.，London：Verso，1988，pp.405-6。

[67]引自James Van Horn Melton，Absolutism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in Prussia and Austr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86。另可见Willems，Prussian-German Militarism，pp.85-87。

[68]见Dorwart，The Prussian Welfare State，pp.1-50；Tuttle，History of Prussia，pp.465-68。

[69]见Dorm，Competition for Empire，pp.137-41；Johnson，Frederick the Great and His Officials，pp.167-83；Christopher Duffy，Frederick the Great：A Military Life，London：Routledge，1988。

[70]有名无实选区（rotten borough），也称为“腐败选区”。在对选举制度进行改革前，君主拥有特权去给予或褫夺一个自治镇的选举权，这使一些不符自治镇资格的地方也获得相当于自治镇的选举权，因而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混乱。此外，自1660年以来，由于选区的范围未曾重整过，结果一些原是人口相当的选区，到19世纪时已经人口锐减，但按惯例每个选区却仍可选出两名下院议员。这些被过分代表的选区在当时被戏称“腐败选区”，而当中最著名的是老沙伦（Old Sarum）选区和邓尼奇（Dunwich）选区，这两个选区，一个选区总人口只有六人，另外一个更已陆沉大海却仍可在下议院各占两个议席。相反，好几个像曼彻斯特这样的工业城镇，在下议院内连一名代表全城的议员都没有，选民往往只能选出代表郡的议员。——译者注

[71]Wehler，Deutsche Kaiserreich，pp.78-90.

[72]Ibid.，pp.90-95；David Blackbourn and Geoff Eley，The Pecut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Jeffry M.Diefendorf，Businessmen and Politics in the Rhineland，1789—1834，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Hans-Jürgen Puhle，Agrarische Interenenpolitik und preuβischer Konservatismus im wilhelminischen Reich（1893—1914）：Ein Beitrag zur Analyse des Nationalismus in Deutschland am Beispiel des Bundes der Landwirte und der Deutsch-Konservativen Partei，Bonn：Neue Gesellschaft，1975.

[73]Rosenberg，Bureaucracy，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p.193.有趣的是，这些行为都是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1740—1789）发生的，这个时期被认为是个人专制的顶峰。腓特烈大帝的悲剧性困境在于他需要更大的国家，然而，更大的国家更加难以控制。见Johnson，Frederick the Great and His Officials。关于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可见John B.Gillis，The Prussian Bureaucracy in Crisis，1840—1860：Origins of an Administrative Ethos，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74]见Eckart Kehr，Battleship Building and Party Politics in Germany，1894—1901，Pauline R.Anderson and Eugene N.Anderson，tra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Hans-Ulrich Wehler，“Bismarck's Imperialism，1862—1890”，in Sheehan，Imperial Germany，pp.180-222；Otto Hintze，“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State”，in Felix Gilbert，ed.，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5，pp.180-215，欣茨写道，“国家间的冲突甚至常常抑制了国内的争吵，或迫使其相互妥协”（p.183）。

[75]见Wehler，Deutsche Kaiserreich，p.108；Geoff Eley，“State Formation，Nationalism，and Political Culture；Some Thoughts on the Unification of Germany”，in his From Unification to Nazism：Reinterpreting the German Past，Boston：Allen＆Unwin，1986，pp.61-84。有必要注意到德国社会帝国主义与俄罗斯的区别：在前者，俾斯麦与国家都处于掌控之中；而在后者，战败后，国家被去合法化了，并基于参与新的国外冒险的考虑驱使，准备不足且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见Dietrich Geyer，Russian Imperialism，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

[76]引自Carl Schorske，German Social Democracy，1905—1917，New York：Russell＆Russell，1970，p.290。

[77]引自Gunther Roth，The Social Democrats in Imperial Germany：A Study in Working-Class Isolat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Totowa，N.J.：Bedminster Press，1963，p.289（emphasis in original）。另可见Barrington Moore，Jr.，Injustice：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Armonk，N.Y.：M.E.Sharpe，1978，pp.221-26。

[78]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内部分层，见Marion W.Gray，“Prussia in Transition：Society and Politics under the Stein Reform Ministry of 1808”，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76，part 1（1986）：19-21，Berdahl，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Nobility，pp.28-43；Society，Government，and the Enlightenment，pp.140-42。我关于农民政治的观点无疑从以下文献中获益匪浅。Barrington Moore，Jr.，Social Origins；James C.Scott，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New Raven 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 and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79]关于改革时机，见Peter Paret，Yorck and the Era of Prussian Reform 1807—1815，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Gunther E.Rothenberg，The Art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Napoleo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pp.187-96；Geoffrey Best，War and Society in Revolutionary Europe，1770—187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p.150-67；Kitchen，Military History of Germany，pp.53-101；Gray，“Prussia in Transition”。

[80]引自Krieger，German Idea of Freedom，p.200。克劳塞维茨更为审慎些，更支持全面防御（levée en masse）而不是宪政，即选择军事而非政治-宪政变革。

[81]Kitchen，Military History of Germany，p.69.关于战时后备军、后备军人以及狙击射手还可见Paret，Prussian Reform，pp.154-255；Best，War and Society，pp.161-167；Hans Kohn，Prelude to Nation-States：The French and German Experience，1789—1815，Princeton，N.J.：D.Van Nostrand，1967，pp.212-88。

[82]关于拿破仑战争以来普鲁士各种改革运动的失败，见Rosenberg，Bureaucracy，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p.208；Best，War and Society，pp.2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