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主义的衰落与绝对主义的崛起

神圣罗马帝国的东部标志通过对本土斯拉夫部落的征服得以建立。尽管从前线到东部都充满了威胁，边界防御的任务却并不繁重；战争断断续续，由传统的封建军人指挥。莫斯科大公国（Muscovy）的崛起，库尔兰（Courland）、利沃尼亚（Livonian）骑士领地的崩解，三十年战争的爆发（1618—1648），粉碎了波罗的海沿海的宁静。勃兰登堡被外国军队占领，并被系统地开发；政府逃到了安全的哥尼斯堡（Königsberg）。华伦斯坦的军队从国库中卷走了大量黄金，恰好在瑞典精锐部队突袭之前撤离。选帝侯发现他被迫要与任何一支成为占领力量的军队合作^[17]。即便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1648）之后，瑞典与波兰之间的紧张对立将勃兰登堡置于危险的地理政治位置，处于两个敌对的国家之间（一个普鲁士进行现代化波兰便会知晓的位置）。

勃兰登堡的军队主要建立在城镇军队以及旧式的征兵基础之上。城镇军队的装备即使有也非常落后，更谈不上进行什么训练了。通过征兵可以召集1 000人左右的骑兵——古斯塔夫·阿道尔夫或巴本海姆（Pappenheim）的现代骑兵轻易就会将这样小型的落后力量踏成碎片^[18]。而即便是这样的征兵也都是靠不住的：封臣们宣誓要效忠于选帝侯与神圣罗马帝国，并利用这一借口来逃避所有的军事义务^[19]。如果某个地区保有主权，并避免成为某个行省或是附属国，就必须动员其贫瘠的资源，并在等级会议的抗议之中建立起现代军队。除了动员国内资源别无选择。勃兰登堡无法从萨克森或者其他临近地区获得资源参与国外战争：那样很快就必然会面对奥地利或帝国的军队，而这么微弱的力量无异于以卵击石。地形对于欧洲平原的小公国而言从来就不是友善的。它唯一的自然防御——奥德河和易北河——无法抵御来自南部的入侵者，而瑞典在波罗的海的南岸已经建造起了缓坡。

人们不禁要思量，为什么在连绵的战争时期，勃兰登堡未能建立起联盟，降低军事威胁，提供津贴，由此降低从国内汲取资源的需求。从大国的视角（瑞典、西班牙、法国、奥地利）来看，这样的联盟会带来什么好处呢？勃兰登堡没有陆军或海军来为它们的事业提供帮助，它也没有像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那样丰富的财源，可以为联盟的军队提供津贴。与一小块贫瘠的领地建立联盟，在国家陷于生死存亡时只会进一步限制自己的军队资源^[20]。勃兰登堡并没有大量的国内财富可以用来获得收入与资源，供养其军队。向西出口粮食可以获得利润，但是并没能让容克地主（Junkers）的财富与英国绅士相匹敌。这块地区的土地非常贫瘠，而且贩售粮食所获得的收益都被荷兰及英国的商人拿走了——他们控制波罗的海航线已经超过了100年。事实上，农业出口已经导致东埃尔比亚众多商业中心的衰落。出口只会通过少数几个港口，行业工会的控制让劳力成本变得毫无吸引力^[21]。

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宪政幽灵在三十年战争出现，预示着几十年后的寿终正寝。这场大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让勃兰登堡及波美拉尼亚选帝侯有机会颁布非常政策，从等级会议中僭夺权力。选帝侯委员会（the Elector's council），后来被称为参谋议会（Kriegsrat），不经等级会议同意就征收税收，建立了一支小型军队。等级会议中的反对者被逮捕并以叛国罪被审判。面对外来的威胁，国家理性代替了几个世纪之久的程序主义（proceduralism）。不过战争的结束为宪政主义带来了新的生机。战争委员会被遣散，等级会议重新获得大部分的权力。短暂的和平推迟了绝对主义。北方战争（1655—1660）中勃兰登堡先是迎战波兰，之后是瑞典，被证明是普鲁士政治历史的关键转折点。随着战争的临近，大选帝侯从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的等级会议中获得了足够的资金，支持建立一支小型常备军，用来交换的是获批的特权、免税额以及对农奴制（Leibeigenschaft）进行惩罚。这在等级会议看来是公平的交换条件，但这一过程将国内力量的平衡向选帝侯倾斜：现在他拥有未来宪政冲突的终极裁判器——常备军了。

当等级会议拒绝进一步提供资金时，军队于1657年进行了重要的投票。在北方战争中期，再次遭受鞑靼人毁灭性的突袭，大选帝侯未经等级会议的同意，宣告征税的权利，并使用军队进行征税。抗议明显微弱了，即使是这样微弱的抗议，也只是用权宜之计来打发^[22]。等级会议的力量变得微不足道；他们聚集进行审议时寂静无声，而且漫无目的。当北方战争结束后，普鲁士的贵族领地置于勃兰登堡的主权之下，议会中的冲突又重新出现，这次不是在柏林，而是在哥尼斯堡，并没有出现一再在历史中重演的笑剧。十余年的争吵最后因1672年与法国战争的爆发而告终。选帝侯军队需要额外的注入，引发了应对哥尼斯堡反对者的军队部署。当时的大小事务都不再由议会演讲或大多数同意来决定。勃兰登堡-普鲁士联盟在俾斯麦之前的铁血世纪中铸成^[23]。

大选帝侯战胜等级会议是一个常见的案例，在军事经济状态破坏宪政主义中只占了一小部分。等级会议的衰落伴随着普鲁士军事-官僚绝对主义的支柱——军需总处（Generalkriegskommissariat）的兴起。在17世纪中叶，它控制着军队的行政、给养以及新兵招募，而且，至少在与波兰和平共处之前，它还征税并控制自己的预算。但是在1672年与法国对战时，它又重新获得了这些功能，并开始渗入地方政府中，最终渗入公民社会的每一个部分。

军需总处建立了三个行政层级：设在柏林的中央指挥总部；行省的高级军需处（Oberkriegskommissarien）；以及地方层面的官方网络［军需专员（Kriegskommissarien），税收专员（Steuerkommissarien）］^[24]。它们最初只管收税，但很快就扩展到行政与司法领域。地方委员会（commissarii loci，在城镇中被称为委员会）被设定控制司法，实际上控制了市长任期以及警察事务，并管理城镇事务^[25]。乡村的地方政府机构经营得稍好些。鉴于等级会议以往通过地方主管（Kreisdirektoren）管理地方事务，主管们被国家委员会吸纳，成为县长（Landräte）。县长应是柏林在行省的监工头，管理警察事务，维修大桥与道路，监视地方贵族，但实际上为贵族提供政治活动手段。县长为地方利益提供连接与保护，尤其是在国家力量较弱的时期。有必要记住这一点，以免把普鲁士王国的崛起概念化为17世纪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在这点上我们需要回到法国议会与集会的讨论上去。尽管国家权力占据优势，政治手段依旧颇为常见，尤其是在地方层级。国家强烈地倚重于地方贵族，只要控制税收以及维持军队的权力仍旧在手中，它允许地方有一定程度的控制。绝对主义从来不是完全绝对的^[26]。

军需总处的扩展与渗入必须与以社会为基础的政治发展的增长与变异相区别。国家的增长并不是来自公众对服务的需求，或是来自任一社会阶层的利益，它是战争以及为战争做好准备的需要的结果。军需总处的崛起源于动员的急迫性，必须以最快速的方式动员普鲁士贫瘠的资源。对于这个腹背受敌的主权国家——北有瑞典的进攻，东受波兰与俄国的冲击，南面则是奥地利与鞑靼人，西侧遥远的法国人觊觎着霍亨索伦西面的克拉夫斯（Cleves）和尤利希（Julich）飞地——在面对危险时，军事状况是非常关键的。已有的先例与过程都非常煎熬，但其换来的是独立性的延续。(www.xing528.com)

军事中心主义国家的兴起使其考虑宪政主义而非等级会议。立法转变的第一步就是对等级会议的破坏以及对其领导阶层的恐吓。君主不再是平等中的首席（first among equals）；他高于法律，以国家理性的名义，挥舞国家以及法律这个武器^[27]。君主权威的基本原理在法律体制中得以自我证明。王室事实上可以对任何反叛者处以死刑；案件可以毫无理由地从行省法庭转移到王室法庭。在很多案件中，对反叛者的惩罚是不成比例的（比如那些盗窃、进口羊毛以及休战时期逃亡的人）。结果主义的逻辑进入了司法程序：惩罚不仅仅用于处分反叛者，也用来表明其压倒性的权力，以威吓并管制整个国家。除了国家之外不存在司法自主性；法官与律师都由国立大学培养。一切就绪。旧有的诉至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在东普鲁士）波兰王室法庭的权力被剥夺了。这种变化本身难以成为权威主义趋势的例证；这是建立主权及国家建设的正常组成部分。但是现在最高法院是王室的枢密院（privy council），在那里，法律是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用欣茨的话来说：“法律是军事与警察国家的继子。”^[28]

案件无来由的归属及酷罚，与罗马法关于程序主义、正义惩罚以及对证据的谨慎权衡的考量相冲突，因而并不是来自那个部分。法律的变化来源于国王从其军队以及官僚机构中所产生的新的权力。国王注意到了普芬道夫（Pufendorf）的法学理论（jurisprudence），他认为当国家陷于危险，如至少在1815年以前的普鲁士，等级会议以及臣民的权利与自由自然终止^[29]。在危险的军事情况下，国王不能被那些程序正确所要求的授权及尊重传统等无用的东西所麻痹。不要过于夸大普鲁士司法体制的独裁主义本质，这点很重要。霍亨索伦家族雇佣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建立起了高度有效的法律体系，可以实现公平的审判。大多数的刑事与民事案件由专业的法律团体精妙地进行处理。但是，由于实际上君主高于法律，主导司法，这个体制固有地存在着君主操纵法律及任意专断的可能性。干涉与僭越的行为根本不遵从法律，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们看成是与变化的宪政毫无关系的独立例外而将之忽视。对特权的制度性审查消失了，只剩下对最为短视的统治者合法性及稳定性的强调，极度损害了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这样做可能会引发农民及贵族的反叛。霍亨索伦家族并不是暴君。不过，简而言之，国家与社会之间新的政治等式让霍亨索伦家族有机会实践比他们的前任在法律事务上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政府的变革能让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就感受到。等级会议的衰落当然对于他们几乎没有影响，但是乡村军事化的影响却是无处不在的，尤其是当它与对前几个世纪以来采邑制度所必需的个人权利及自由的侵蚀相结合的时候，东埃尔比亚的农民变得几乎与农奴相差无几^[30]。农民们被强迫加入军队，或者成为建造防御工事与维修道路的苦力。德尔布鲁克熟练地从规范性考量进入到实践性考量：“这些行为破坏了所有的法律概念，并对乡村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农民们不再愿意带着他们的产品到城里来，因为他们害怕会被扣押并被强制入伍。年轻的男人们成群结队地跨过边境以逃避服役。”^[31]这既破坏了经济，也有损于军队，并带来了1733年划区征兵制（Kantonsystem）^[32]的引入。农民与他的征兵区捆绑在一起，要参加培训以掌握军事技巧，随后被打发回家耕种，把农业产出维持在最佳水平。他们必须为常备军提供住宿；婚嫁与出行必须经军团指挥官同意。当这一系统与采邑制度结果相结合（法律与土地捆绑，农民政府的破坏以及陡然增加的服役要求），农民的权利几乎全部被剥夺了。农民陷入“采邑与军团之间”（zwischen Cut und Regiment）。即便是容克地主的孩子们也被强制送入军校学习——在那里他们很快就变得很善于接受了^[33]。

划区征兵制使整个普鲁士军队化，其遗产便是我们无法设想没有军队及战争的状况：“整个国家就是训练战士的学校。从梅尔河（Memel）到莱茵河，整个夏天和冬天听到的都是毛瑟枪的上膛声及全副武装男人的踏步声……”^[34]在1760年，每一位14岁的孩子都在军队里服役，而在另一个军事-官僚绝对主义国家——法国，这个数字仅仅是1/86^[35]。军事体系对社会的影响在一本经典著作的开篇中直言不讳地得到了表达：

从1713年腓特烈·威廉一世革新到1807年施泰因-哈登堡改革后的这一历史时期，其普鲁士王国的社会体系，当代的批评家们一致认为，且后来也具有历史相似性，主要是18世纪旧有的普鲁士军事体系的结果。普鲁士军队同时是建立、发展及维持这一社会体系的原因、手段以及基础^[36]。

在18世纪早期，事实上几乎宪政政府的每一个方面都遭到了破坏，被代之一个官僚主义国家，为不断扩大的军队汲取人力与物力^[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