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革命与宪政冲突：欧洲社会变革和军事支出的影响

复杂的武器、不断增多的后援与行政层级以及更大的常备军和更长时间的战役，这些趋势意味着战争的成本大大增加。仅仅一门加农炮就相当于800名士兵的口粮；地位低下的长矛兵所穿的盔甲费用几乎等于他两年多的给养^[63]。武器的标准化降低了单位成本，但是这种更换需要大量的支出。远离重型装备的骑士的改革意味着每个骑兵的装配要更便宜了，但是他们人数更多，而且需要中央统一进行装备。尽管雇佣兵的薪俸主要由战利品来支付，他们在某些方面要便宜一些，但是也必须考虑大量贪污情况的存在。

现代军队的成本不再由上百个封建采邑来分担：它直接落在了国王和议会的肩上。王室地产中的财政收入用于法庭与军事支出，已经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议会最初在13世纪召集以获得财政收入，战争期间召集得更为频繁些。掠夺教会的财产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暂时的解决方案，但是当最后一块土地被贩卖后，对金钱的需要又回归了。当军事革命在16世纪和17世纪开始展现时，军队支出的增加导致了与各等级的冲突。在人们开始恰当地谈及民族主义之前，在对国际政治拥有广泛的了解（甚至是在精英之间）之前，议会很不情愿地为新的军队配置财富。等级会议中的个人成员可能私下更倾向于大量的收入，但还是因为害怕失去郡县的支持而持反对意见。地方主义问题的恶化和对财权的加紧控制，割裂了等级会议乃至整个社会。宗教热情、地区主义以及阶级对抗在后中世纪世界里随处可见，而一旦召集议会，就很难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的确，等级会议是把这些问题摆在台面上的最佳时机。等级会议似乎就是喜欢进行单调的协商，被那些笨拙的几百名乡下人组成的团体所指挥，这些乡下人领会宏观的、国际问题的能力被他们的排他主义和地区主义所阻碍。也没有一个政党组织能为这个过程带来秩序。最后的情况由于三十年战争进一步恶化：很多国家面临着快速增长的军事支出，这些冲突毁灭了欧洲的经济。

国王试图寻找方法解决这一冲突：他向等级会议请求获得同情；在非法税收上，或者在宪政合法性上值得怀疑的时候，试图绕过议会实践；出售王室财产；卖官鬻爵或者透支未来的收入，但是这些权宜之计都无法满足一场现代战争。解散等级会议，无须议会的同意就能征集税收，这样的压力越来越大。西班牙首相奥利瓦雷斯（Olivares）在试图制服省级的等级会议前发泄他的愤怒：“我们总是要看看宪法是不是说了这个或那个……我们总是要找找习惯、惯例是怎样的，即便这是至高的法律问题，是关于能够保留并防卫这个省……加泰罗尼亚人（Catalans）必须看到比加泰罗尼亚（Catalonia）更为广阔的世界。”^[64]等级会议尽管在中世纪政治过程中非常重要，却并没有很好地和君主制结合在一起。他们并没有经常性会面，而王室与等级会议之间也缺乏常规的程序。在面临危险的国际环境时，领土主权危在旦夕，同时拥有自身财政资源的更为合理化的决策主体就非常必要了。如果这些创新之物违反了传统权力以及宪政实践所要求的程序，那么国家理性以及奥利瓦雷斯所称的“至高法律”就可以不受它们的影响。等级会议对常备军存有疑心——它们对君主的忠诚要多于对宪政政府的忠心，等级会议更加担心外国君主会把常备军当成独裁的发动机。勃兰登堡选帝侯（Elector of Brandenburg）首相施瓦特辛柏格（Schwartzenberg）在等级会议拒绝一项税收后不久就对常备军的潜能有了充分的理解：“如果他们容忍它的话，那就是大傻瓜；的确如此，如果选帝君主（prince elector）到普鲁士来，他们可能会担心他会为他们制定法律，并为所欲为。”^[65]

或许在等级会议中，国内战线（domestic battle lines）被刻画得过于简洁。在贵族、绅士以及市民中，他们有大量的人支持“国家安全”立场，他们的支持是基于对国际现实的冷静分析：如果不进行军事与宪政变革，生存的确会陷于危险。17世纪之前国家司法、行政以及经济角色的上升，将大量的贵族和中产阶级纳入服务国王的体系。法庭贵族、中产阶级行政官以及皇家的官吏对于如何看待他们在乡村与城镇中的彼此关系时，与同僚发展出了全然不同的看法。保卫宪政政府的人可能会被抚慰，或者允诺以新的职位被收买。另外，天主教地区的牧师和独立主教支持反宗教改革的国王进行扩张。尽管在巨额的战争补贴上他们存在分歧无法达成一致，很多同样的分歧也限制了他们在反对国王独占的权力上达成共识^[66]。

与等级会议之间的冲突只是建立军事-官僚绝对主义的第一阶段。越来越强大的国家带来了新的、复杂的财政、募兵以及行政问题：“战争规模的扩大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国家权力的增长。采邑天然要分担战争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光是国家就可以为一场长期的战争提供行政、技术以及财政资源。”^[67]这种变化进一步与宪政主义发生冲突，并为绝对主义提供基础。

新的军事组织使整个欧洲的社会-政治状况都发生了变化。常备军是君主和他们的国民等级斗争中的争论点，这个因素使得整个欧洲大陆的国王变成了独裁统治者，而在英国则使斯特拉福德首相及随后的查理一世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作为军事大变革的首要条件——或者我们可以称为副作用——建立了新的国家行政，这个官僚结构的任务是征收税收维持军队，并通过谨慎地处理经济状况及最终整个财务与农业，来使国家尽可能地富有生产力^[68]。

在罗伯茨（Roberts）和德尔布鲁克（Delbrück）提及的各种发展中，包括了中央机构在地方的建立，负责汲取资源，并招募男人服军役。这些机构和已经存在的地方政府组织相冲突，并往往会替代它们。长老、长老议员以及甚至地方贵族被挤到一边，或是被拉入王室机构中；地方警察成为王室代理，王室任命取代了选举。大议会（magnate councils）失去了重要性，因为衡平法院（chancery）被设定成国王的顾问委员会与行政委员会了。

每次国家僭取额外的权力以及每次调用国家理性原则时，法治都遭到进一步的破坏。这种情况使国王手中的自由裁量权越来越大，以面对不可靠的国家体系的挑战。在这种体制中，盟友的来往不引人注目，而战争持续地爆发；在这种体制中，必须把国内的敌人搜寻出来并进行镇压；在这种体制中，对古朴的特权以及对过去时光的美好的怀念，其代价是主权的丧失。在很多情况下，只要涉及国家理性，程序正义和对先例的尊重都不复存在了，司法体系往往成为执行国家政策及为国家移除障碍的手段。

个人与财产权利同样也遭到了波及。乡村和城镇的居民必须为士兵提供住宿，他们在战场上所进行的训练无法与平民相匹配。尽管人力的需求经常可以从看上去取之不竭的雇佣军和极端贫困者那里得到满足，农民们还是被应召入伍，他们并没有以前（以及后来）的军事组织形式所赋予的利益以及相应的权利与豁免权。除了征兵制度之外，还有强制征兵，以及征兵人员威胁诱骗那些毫无戒备的少年远离家乡，并把他扔到遥远的战争旋涡中，很可能一去不复回。（在俄罗斯的农村公社会为被征召的农民举行送别仪式，这种仪式与葬礼非常相似。）简单而言，他并不是被牢牢地——如席卷整个欧洲的第二次农奴制（second serfdom）一般——被捆绑在土地上，而是被捆绑在他的省份或州（Kanton）里，他需要定期地汇报，被教授军事事项与职责，并面对大规模的入侵^[69]。

国家参与战争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可以调配的经济资源，因此国家也是管理经济的角色。它管理或控制城镇、市民以及商业的其他方面。国家管理主义把国家的财富投资于新的企业中，并进一步控制经济生活与个人生活。故而在中产阶级与国家之间并没有发展出一个健康、可能有益的对抗，恰恰相反，这种临时手段让国家在政治上占据优势。

军事-官僚绝对主义形式的出现和战争之间并非直接相关。并不是每个国家都遵循着勃兰登堡-普鲁士的道路。即便是更为激烈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一支现代军队，也并不必然会导致对国内经济资源的动员，并形成专制统治。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是必不可少的——这点毋庸置疑——但历史条件为不需要对国内资源进行实质的、政治上不稳定的动员就可以参与旷日持久的战争提供了手段。在战争与破坏宪政以及战争和专制的兴起这两条纽带上，以下四个因素可能会起到破坏干涉的作用。

国外资源动员。战争很可能主要在一个国家的领土之外发生。通过对所在国资源的掠夺或系统开发，并征募大量的雇佣军，能让军队组织起来。本国所需要的战争赋税较轻，可以与等级会议进行协商而不会带来宪政危机。在国内的国家建设要比那些使用国内资源的地方弱得多。遵照这一模式，瑞典在近代早期所进行的大多数战争都在欧洲大陆，利用的都是国外的资源（主要是德国）。

联盟。军事联盟使盟友们降低动员国内资源的规模。通过相互的协议而不是掠夺，外国军队以及津贴补助取代了国内资源。在和西班牙的长期战争中，荷兰与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力量结盟，避免了与强大的哈布斯堡一对一的战争，这场冲突中，荷兰即便拥有强大的国内资源动员，都未必能取得胜利。并不是一定需要一个正式的联盟，才能让一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中获益；荷兰还受益于土耳其军队在地中海的进攻以及西班牙内乱，这些都把哈布斯堡的士兵转移到了北面的战线去。

发达的经济与商业财富。国外收入来源（不包括军队补贴），比如那些来自殖民地的，以及利润可观的商业交易的收入，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比它的敌人多得多的财富。相应地，对国内资源动员的比例就能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可以由各等级所提供，且不会引发宪政危机，也不会存在很大的困难。威尼斯利用地中海贸易所获得的财富来建造强大的舰队与军队，来反击西班牙和土耳其的力量。把促进财政增长的商业掌握在商人而不是王室的手中，这点至关重要。如果王室掌握财富，那么它就以惊人的财富用来建立军队，参与战争，并无须通过议会实践来进行国家建设。这种情况让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不需要应对各省的等级会议就可以利用财富，成为发动战争的国家（war-making state）。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国内经济尽管在慢慢地扩展，却并不能提供充分的财富来避免强制性的资源动员。历史事实表明，至少到18世纪时，获利丰厚的海外贸易以及对殖民地的开发才带来了足够的财富水平。

地理与自然地形特征。岛国或者由河流、山岭、沼泽以及类似的自然屏障抵抗外敌入侵的国家，让相对较小的或古老的军事系统能够应对规模更大、更现代的军队，并陷入僵持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获得进攻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僵局却能维护国家主权。瑞典就是依靠它的群山与森林来应对敌人的入侵，荷兰人靠的则是斯凯尔特河与海滨湿地。

有必要在这里指出，在军事现代化和军事-官僚绝对主义之间的四个缓冲带并不是国家在面对现代战争时可以选择的。其中的三项，至少在面对军事现代化的关键时刻时，不可能马上创造、建立起来或者进行谈判。君主无法让自己的国家经济产量在短暂的时间内就成倍或三倍的增长，他也不可能马上就在边界建立防御。国外资源动员以在可靠的毫无防备的边界区域为基础，在那里小型的军队就可以发动入侵并进行劫掠，它被用来作建立大型军队的补给站，不会引发强大的邻国发动突然的、灾难性的反击。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孱弱的德国各诸侯国就正是这种易受攻击的区域，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小国家被大国吞并，由此减少了为战争提供资金的可能性。

当然，很多联盟都是由国家组成的，而且经常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来，战争的潮流转移使得新的联盟非常清晰。不过特定的历史阶段，甚至特定的战争阶段，都会迫使一个国家在缺乏国外援助的情况下，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以及需要迅速地实行军事现代化。事实上，这就是法国和勃兰登堡在走向军事-官僚绝对主义的道路上时所面临的情形。地形、国家财富以及外国资源的掠夺只有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才会出现，而联盟尽管某种程度上是国家选择，消失的速度却会如同它们出现的一样快，最后留下的只有这个国家已有的资源。这里并没有关于人类能动性（human agency），自由意志或者决定论的元历史（metahistorical）观点。我的论点仅仅是重要的历史关头——1634年的法国，1655年的勃兰登堡——那些发现自己没有办法降低动员国内资源需要的国家，要么进行自我动员，要么就得面对主权的丧失。

第五个因素——国外贷款的有效性——可能进入我们的视野。毕竟，这是西班牙、英国以及其他国家所依赖的、重要且有的时候是主要的战争筹款的方法。贷款就其本身而言不过是金钱的中间资源（intermediate sources）：它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获得保障。如现在一样，银行家们在这点上总是令人厌恶地毫不妥协。在13世纪和14世纪，君主用王室地产的税收作为抵押，向银行家担保并获得战争贷款，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深陷债务，必须从等级会议那里获得补贴——这种情况引发了用补贴来交换议会权力的扩张^[70]。随着战争成本的增加，即便是在中世纪后期，王室的地产已经不足以用来作为贷款抵押；只需要等级会议就能确保有足够的资源。基于未来的税收，都铎王朝及早期的斯图亚特王朝获得了议会的担保，这一过程维持了国王与议会共同制定政策的宪政实践。相反，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则确保债权人获得来自新世界的装载了金条的船只，这一过程绕开了等级会议，并为卡斯蒂利亚专制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谨慎的银行家们不愿意提供贷款，因为它必然会引发内战，而其结果很难被准确地计算；如果战争的结果无法被保证，则更无法谈及偿还问题了。另外，在近代早期，商业与银行网络还无法让进行这些贷款的协商过程瞒着等级会议中的市民们，而任何即将产生的这些贷款的话语都可能会在王室使用外国资本建议其军队之前，引发宪政较量及可能的内战。

战争以及寻找资源来进行战争的需求不是君主制和宪政政府之间唯一的冲突来源。当司法职能转移到君主手中时，几乎到处都是冲突。在英国，宗教是一系列争论的重要焦点，在那里，清教徒们反对阿米尼乌斯教徒^[71]对君主的热衷，在建立起了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的低地国家也是如此。但在每个地方，战争都是将冲突引向宪政危机的决定性因素——毕竟，这是任何一个宪政政府的正常组成部分，或者可能甚至是健康的迹象。而在欧洲的每一个地方，不是司法、宗教或是个人仇隙，而是战争，要求规避或者破坏等级会议，并创造了中央集权的组织体系，最后发展成为军事-官僚绝对主义^[72]。

尽管存在很多的相似性，这种现象和现代独裁主义的军事政变和戒严状态不同。整个国家并没有出现陷于无序状态、国内政局混乱或者议会陷入僵局的局面，而这些都会进一步加强专制主义。只有部分的王室以及一些贵族和中产阶级认为，在应对外在的威胁时，需要一个更有决断力的、独立的国家。另外，这里描述的过程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雇佣兵（condottieres）夺取政权也不同。这只不过是军事承包商使用他的军队驱逐平民政府，并声称控制自身的一个简单案例。这是斯福尔扎（Sforza）及其雇佣兵推翻雇用他的政府并自封为米兰贵族（Duke of Milan）的手段。

最后，我们不能屈从于这种诱惑，把君主们，即便是这些建立了军事-官僚绝对主义的君主们，看成是将野心及对权力的探求放置在对宪政实践的尊重之上的暴君，认为他们摧毁了等级会议并按照自己的想象建立了强大的国家^[73]。在研究民主的起源时，很容易就会接受这种看法，因为对于民主，我们总是视之为正确的，而独裁专政则是我们所厌恶的。如果我们看着这些缠绕在时间与各种状况所编织成的网络中的君主们，可能还是无法接受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的忠告并对他们产生同情，不过可能我们能够理解国王们捍卫他们的领土与国民的行动，并且，在军事革命之后发现与等级会议合作以及保留宪政的其他要素与完成这一使命相互冲突。我们可能会观察到一个国家的轨迹或许是不幸的，是我们不愿意选择的，甚至可能与20世纪的可怕结果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是让我们不要去诽谤国王们或者混淆他们的意图。在普鲁士、法国以及其他国家中，有着数不清的恶棍，但是在我看来，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和路易十三并不在此列。而如果我们因为瑞典的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使他的国家免受严酷的国内资源动员而总是对他有理想化的看法，那么请记住地位低微的农民因为向他的军需官隐瞒了几头牛而被处以绞刑。瑞典的宪政主义是掠夺性的，它通过抢夺外国土地来保护自己——光鲜的结果往往是通过肮脏的手段得以实现的。这提醒我们，民主的演变过程并不总是那么富有教育意义。

纵观历史，在军事上被征服的可能性是非常真实的，不乏利沃尼亚、诺夫哥罗德、勃艮第这样例证。弗里德里希·威廉在历史上被称为大选帝侯（the Great Elector）而不是可怕的弗里德里希或者尚未准备好的弗里德里希，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建立起现代军队，并由另一个强大的国家引导，主权领土就会丧失。波兰就是这样的例子：贵族们扼杀了要建立强大国家的意图。没有人要为这些贵族们短视的宪政主义献身精神大唱赞歌，而且也不应该这样做；为他们的不负责任唱挽歌更为合适些。大选帝侯为避免他的国家遭遇那样的命运，而因为德国历史上最终所选择的悲惨路径来指责他的行为，是令人怀疑的决疑论；而认为他一开始就充满了野心，怀着对等级会议的敌意开始这样道路，那更是毫无根据。

封建军事组织有其内在的缺陷，且在中世纪后期暴露无遗。军事革命使骑士毫无用处，并给国家施加了压力，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组织来为战争汲取资源。在那些无法获得国外资源、联盟、商业财富或者地理优势的国家，军事要求与宪政政府相互冲突，进而摧毁或者严重破坏了宪政政府，并代替以一个军事-官僚国家。相比社会阶层、经济以及整个市民社会而言，国家的力量庞大，并形塑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轮廓。这些章节中所表明的原则需要在勃兰登堡-普鲁士、法国、波兰、英国、瑞典以及荷兰的军事结构与宪政历史中进行考虑。

【注释】

[1]见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olitical History，Volume 3：The Middle Ages，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2，pp.289-90。正如我们会看到的，这种个人主义是封建军事组织的关键缺陷。

[2]Philippe Contamine，War in the Middle Ages，Michael Jones，trans.，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pp.59-64；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3，p.219.

[3]R.Allen Brown，“The Status of the Norman Knight”，in John Gillingham and J.C.Holt，eds.，War and Government in the Middle Ages：Essays in Honour of J.O.Prestwich，Totowa，N.J.：Barnes＆Noble，1984，pp.18-32.

[4]关于城堡，见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6，pp.776-81；John Beeler，Warfare in Feudal Europe，730—1200，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pp.25-28，98-100；and Contamine，War in the Middle Ages，pp.110-13。

[5]Beeler，Warfare in Feudal Europe，pp.40-41；AndréCorvisier，Armies and Societies in Europe，1494—1789，Abigail T.Siddall，tran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9，pp.25-27；János M.Bak，“Politics，Society and Defense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Hungary”，in János M.Bak and Béla K.Király eds.，War and Society in Eastern Central Europe，Volume 3：From Hunyadi to Rákóczi，War and Society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Hungary，New York：Brooklyn College Press，1982，pp.1-22；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3，pp.104-107.

[6]Beeler，Warfare in Feudal Europe，pp.40-51；Contaminc，War in the Middle Ages，pp.84-85；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3，pp.266-67，293-94.

[7]Beeler，Warfare in Feudal Europe，p.100；Contamine，War in the Middle Ages，pp.152-53；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3，pp.385-92.这些步兵在百年战争时英国战胜法国骑士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8]起作用的更多的是小跑，由于盔甲的重量使得快速移动非常危险，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这种情况在三十年战争古斯塔夫·阿道尔夫革新后才出现，这已经是在采用轻骑兵后很长一段时间了，见Contamine，War in the Middle Ages，p.99；Michael Roberts，“Gustav Adolf and the Art of War”，in Roberts，ed.，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67。骑士的确在战术里起着主要作用，至少在中世纪后期，主要是由于其在社会中所处的至高地位带来的结果。早在西维塔特战役（Battle of Civitate，1053）和莱尼亚诺战役（Battle of Legnano，1176）中，骑士相对于步兵的弱点就显露无遗。不过，正如我们会看到的，骑士没有随之进行适应性的战术创新。

[9]Beeler，Warfare in Feudal Europe，p.42；Sally Harvey，“The Knight and the Knight's Fee in England”，in R.H.Hilton，ed.，Peasants，Knights and Heretics：Studies in Medieval English Social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59-60；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3，pp.166-167，189，313-321.

[10]Beeler，Warfare in Feudal Europe，pp.40-42；Contamine，War in the Middle Ages，p.153；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3，p.508.

[11]Contamine，War in the Middle Ages，pp.80-85；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6，pp.216-18；Karol Górski，“La Ligue des Etats et les origines du régime rèpresentatif Prusse”，Studies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History of Representative and Parliamentary Institutions 1960（23）；177-85；Felix Gilbert，“Machiavelli：The Renaissance of the Art of War”，in Peter Paret，ed.，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p.12ff；Geoffrey Parker，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1567—1659：The Logistics of Spanish Victory and Defeat in the Low Countries'Wa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p.47；Michael Prestwich，“Cavalry Service in Early Fourteenth Century England”，in Gillingbam and Holt，War and Government，pp.147-58；Derek Hirst，Authority and Conflict：England，1603—185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186-87；Davis Bitton，The French Nobility in Crisis，1560—1640，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27-41.

[12]John L.H.Keep，Soldiers of the Tsar：Army and Society in Russia 1462—1874，Oxford：Clarendon Press，1985，pp.19-20.

[13]Corvisier，Armies and Society，pp.37-38；Knud J.V.Jespersen，“Social Change and Military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Some Danish Evidence”，Historical Journal 1983（26）：1-3；Lawrence Stone，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1558—164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14]Fritz Redlich，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force：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Volume 1，Wiesbaden：Franz Steiner，1964，pp.6-8.

[15]J.R.Hale，Wa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Europe，1450—1620，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p.94.

[16]Beeler，Warfare in Feudal Europe，pp.250-51.韦伯观察到：“暴怒者的狂躁发作，与封建骑士们和对手决一雌雄来获得个人荣誉一样，都是与纪律不相容的。”见“The Meaning of Discipline”，in 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eds.，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254.

[17]Sir Charles Oman，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ew York：E.P.Dutton，1937，pp.654-751；Christopher Allmand，The Hundred Years War：England and France at War c.1300—c.14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43-44.纪律的问题同样困扰着奥托的部队。提尔马贵族骑士就封建军事服役命令争论不休，甚至会进行兵变。这使奥托对职业步兵——土耳其士兵（the janissaries）——越来越倚重。见Oman，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p.758-70。在海战中，这种问题也并不少见：一直到英国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1588年），德雷克停止追击主力部队，试图夺取具有很高价值的罗萨里奥号。见Paul M.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London：Ashfield Press，1987，p.32。

[18]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S，pp.243-45.关于奥顿公国条顿骑士的纪律，见Michael Burleigh，Prussian Society and the German Order：An Aristocratic Order in Crisis，c.1410—c.146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55-67。

[19]Sir Charles Oman，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The Middle Ages from the Four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London：Methuen，1898，p.592.

[20]Corvisier，Annies and Society，pp.29-39.

[21]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3，pp.342-43；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6，p.794.此时，步兵团还没有被用来作进攻的力量；长矛兵仅能够击退骑兵的冲锋。

[22]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3，pp.551-90；W.D.McCracken，The Rise of the Swiss Republic：A History，New York：AMS Press，1970，pp.158-82.人们常常认为，瑞典步兵的纪律性源自区与城镇的凝聚力，它也源自不那么浪漫的原因：破坏纪律者会被处以死刑。

[23]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4：The Modern Era，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5，pp.13-19.

[24]Desmond Seward，The Hundred Years War：The English in France，1337—1453，New York：Atheneum，1982；John Keegan，The Face of Battle：A Study of Agincourt，Waterloo and the Somme，Harmondsworth，U.K.：Penguin，1988，pp.78-116；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3，pp.455-68，508-16；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7，pp.347-87；Volume 8，pp.646-49.

[25]库特赖战役，又称为金马刺战役，在战役中，大批法国骑士的金马刺被弗拉芒人缴获，这场战役由此而得名。——译者注(www.xing528.com)

[26]Oman，The Middle Ages，pp.592-93.汤普森（Thompson）回应了这一看法：“在意大利和荷兰，伴随着对领主的反抗的是，步兵部队和职业军人的发展……然而，封建骑士的自尊阻碍了其与部下同甘共苦，而这种雇佣的系统采用，更拖了后腿。”A.Hamilton Thompson，“The Art of War to 1400”，in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6，p.794.

[27]Richard Bean夸大了火药技术在军事革命和国家建设早期的作用，见“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Nation State”，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73（33）：203-21；以及Charles Tilly的批评“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in Peter B.，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and Theda Skocpol，eds.，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177-80。在破坏封建军队方面，步兵比火药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见Roberts，“Gustav Adolf and the Art of War”。

[28]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4，pp.28-40；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8，pp.650ff.

[29]Contamine，War in the Middle Ages，pp.147-49，198-200.

[30]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8，pp.647-48.另可见Samuel E.Finer，“State-and Nation-Building in Europe：The Role of the Military”，in Charles Tilly，ed.，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p.84-163。

[31]《罗兰之歌》，法国英雄史诗，中世纪武功歌的代表作品，主角罗兰君主是查理大帝手下最好的骑士，遵守骑士精神，最后也因此而亡，是11世纪的重量级史诗。——译者注

[32]C.Gaier，“La Cavalrie Lourde en Europe Occidentale duⅫe auⅩⅤe Siècle”，Revu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Militaire 1971（31）：385-96.

[33]指丢勒的“骑士、死神与魔鬼”，作于1513年，是其具有代表性的画作之一。画家借助一个宗教文学的形象影射当时德国的宗教改革形势。画上占中心位置的骑士形象，威武而又显得沉着。他披盔戴甲，腰佩宝剑，手持长矛，走进一片晦暗朦胧的森林，陪伴他的是胯下那匹马和忠实的猎狗。他没有注意到密林中突然横窜出一个骑着瘦马、头上长角的死神。死神手擎沙漏计时器，一张兽脸狰狞可怖。而在骑士身后，又钻出一个手持长柄斧的魔鬼。死神要阻拦他的去路，魔鬼想拉他下马。显然，这些形象是象征邪恶、易逝的时光与死亡的，但骑士视若无人，继续前进。他那坚定的步伐，意味着刚毅，他连地上弃置着的人骨骷髅都不曾注意，在这个骑士心中，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远处隐约可见的山顶上的巨大城堡，也许这正是骑士的最终目的地。——译者注

[34]见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New York：Vintage，1962；Geoffrey Symcox，ed.，War，Diplomacy，and Imperialism，1618—1763，New York：Harper＆Row，1973。

[35]见Robert I.Rotberg and Theodore K.Rabb，eds.，The Origins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36]Geoffrey 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1500—18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16-20；Michael Roberts，“Gustav Adolf and the Art of War”and“The Military Revolution”，in Roberts，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关于东欧军事现代化的阐述，见Béla K.Király，“Society and War from Mounted Knights to the Standing Armies of Absolute Kings：Hungary and the West”，in Bak and Király，War and Society in Eastern Central Europe，Volume 3，pp.23-55。

[37]Roberts，“Gustav Adolf and the Art of War”，pp.56-59；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4，pp.220-21.从骑兵的角度来看，在卸下他们的武器后，长矛兵在战胜火绳枪兵和毛瑟枪兵上至关重要。关于这一个以及其他的军事变化，见Michael Howard，War in European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38]Oman，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p.561-68；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4，pp.148-50.

[39]在16世纪早期的施马尔卡尔登之战（Schmalkaldic War），新骑兵第一次在意大利之外和欧洲的东部出现，主要是在帝国军队里，对抗南部德国城镇联盟。见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4，pp.119-25。

[40]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2，pp.498-500.进入16世纪后的专业化，见David Chandler，The Art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Marlborough，New York：Hippocrene，1976。

[41]Roberts，“Gustav Adolf and the Art of War”，pp.60-61；Geoffrey Parker，“The‘Military Revolution’，1560—1660——a Myth？”，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976（48）：195-97；John A.Lynn，“Tactical Evolution in the French Army”，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985（14）：176-91。

[42]星形要塞（star fort）或意大利式要塞（trace-italienne），是火炮开始主导战场后的黑火药时代所发展出的一种城塞形式，首见于15世纪的意大利。中古时代的环形要塞，在遭遇能直接射击其直立城墙的炮火时，已被证明是极其脆弱的。相形之下，星形要塞以平坦的建筑，搭配多个能相互掩护的三角形棱堡以及壕沟。再增置其他如半月堡（ravelin）、角堡（hornwork）、皇冠堡（crownwork），及附属堡垒，形成一个复杂但均衡的建筑。——译者注

[43]Geoffrey Parker，The Army of Flanders，pp.8-10；John U.Nef，War and Human Progress：An Essay on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pp.51-53；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2，pp.220-21；Gunther E.Rothenberg，The Art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Napoleo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pp.212-25.防御工事技术在16世纪后期到拿破仑战争时期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44]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2，pp.41-43.不过火药技术则由于其相当庞大的支出和相对缓慢的发射速度，遭到了顽固的抵抗，见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pp.16-20。

[45]Parker，The Army of Flanders，p.5.

[46]Roberts，“The Military Revolution”；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4，pp.117-53.

[47]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4，pp.322-31.这些巨大的兵力并没有在某一场战役中得到召集。很多军队都被用来守护交通线路与要塞，其他的则在别处作战。

[48]国土佣仆（德文单数形：Landsknecht；复数形：Landsknechte）是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欧洲（尤其是德国）的长枪佣兵与步兵支柱。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素有万用佣兵之称。——译者注

[49]见Redlich，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Volumes 1 and 2；Howard，War in European History，pp.20-74。

[50]Rothenberg，The Art of Warfare，pp.11-16；Oman，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p.674-76；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pp.6-16.

[51]Martin van Creveld，Command in Wa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1-6；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2，p.488；Roberts，“The Military Revolution”，pp.196-98.

[52]Parker，“The‘Military Revolution’”，pp.199-200.

[53]见Henry Guerlac，“Vauban：The Impact of Science on War”，in Paret，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p.64-90。当然，许多类似的这种应用，比如使用几何学来确定军队范围的“科学”精度，源自对科学的狂热信心——人们认为应该在军队中坚持科学。

[54]Richard Bonney，Political Change in France under Richelieu and Mazarin 1624—166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261-63；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ume 6，pp.741-833；D.W.Jones，War and Economy in the Age of WilliamⅢand Marlborough，Oxford：Basil Blackwell，1988，especially pp.28-65；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4，pp.64，160；Walter L.Dorn，Competition for Empire，1740—1763，New York：Harper＆Row，1963，pp.80-83。

[55]Hale，War and Society，p.64；R.R.Palmer，“Frederick the Great，Guibert，Bülow：From Dynastic to National War”，in Paret，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p.94-95；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4，pp.108-9；Martin van Creveld，Supplying War：Logistics from Wallenstein to Patt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p.7-8.

[56]C.V.Wedgwood，The Thirty Years War，Garden City，N.Y.：Anchor，1961，p.420.另可见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ume 2：From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to the Battle of Waterloo，New York：Da Capo，1987，p.65。

[57]Rothenberg，The Art of Warfare，pp.129-30；van Creveld，Supplying War，pp.8-14.

[58]Michael Roberts，The Swedish Imperial Experience，1560—171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p.53-54；F.Redlich，“Contributions in the Thirty Years’War”，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9（12）：247-54；Myron P.Gutmann，War and Rural Life in the Early Modern Low Countrie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p.41-53.

[59]David Parker，The Making of French Absolutis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3，pp.62，124；van Greveld，Supplying War，pp.17-22.每个人都能在战争中找到有利可图的方式，华伦斯坦（Wallenstein）建立了自己广泛的给养体系，如果不是因为他被暗杀，这可能成为一个稳固的中欧国家的基础，见Redlich，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Volume 1，pp.325-27。

[60]Parker，Army of Flanders，pp.50-53，96-99.

[61]欧洲部队军官的专业化过程缓慢且煞费苦心，这一过程直到19世纪才真正开始，见Samuel P.Huntington，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p.24-58。

[62]Michael Grant，History of Rome，New York：Scribner's，1978，p.247.

[63]Parker，Army of Flanders，p.49.

[64]引自John Lynch，Spain and the Habsburgs，Volume 2：Spain and America 1598—170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103-4.另可见J.H.Ellio，t“England and Europe：A Common Malady？”in Conrad Russell，ed.，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London：Macmillan，1978，pp.246-57；Conrad S.R.Russel，l“Monarchies，Wars，and Estates in England，France，and Spain，c.1580—c.1640”，Legislative Studies Quanerly 1982（7）：205-20。

[65]引自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4，p.244。如我们看到的，选帝侯最后类同于施瓦特辛柏格所描述的那样，获得了他的军队。关于德国其他地区常备军的冲突，见Feter-Christoph Storm，“Militia Imperious-militia circularis：Reich und Kreis in der Wehr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Südwestens（1648—1715）”，in James A.Vann and Steven W.Rowan，eds.，The Old Reich：Essays on Germ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1495—1806，Brussels：Les Editions de Ia Librarie Encyclopédique，1974；Gerhard Buchda，“Reichsständc und Landstände in Deutschland im 16.und 17.Jahrhundert”，Gouvernés et Gouvernants 1984（4）：193-226。

[66]F.L.Carsten，“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Estates”，Studies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History of Representative and Parliamentary Institutions 1961（24）：287-96.

[67]Roberts，“The Military Revolution”，pp.204-5.

[68]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4，pp.223-24.

[69]Parker，“The‘Military Revolution’”，pp.46-61.

[70]Richard W.Kaeuper，War，Justice and Public Order：England and Franc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8，pp.32-62.

[71]欧洲宗教改革时期一个“异端”教派，其领袖阿米尼乌斯（Arminius，1560—1609）为荷兰基督教新教神学家，他坚决反对加尔文“先定论”（人类在现实生活中的成败和来生是否得救在其生前由上帝决定）。——译者注

[72]关于这一时期的宪政冲突，见Gerald Strauss，Law，Resistance，and the State：The Opposition to Roman Law in Reformation German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Mary Fulbrook，Piety and Politics：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Absolutism in England，Württemberg and Pruss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45-75；Trevor Aston，ed.，Crisis in Europe，1560—1660，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80；Geoffrey Parker and Lesley M.Smith，eds.，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85；Valentin Urfus，“Die Steuergewalt des böhmischen Landtags und der Absolutismus”，Studies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History of Representative and Parliamentary Institutions 1964（31）：179-87；and F.L.Carsten，Princes and Parliaments in Germany：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

[73]对这一观点的有力修正来自Russell的文章“Monarchies，Wars，and Estates”以及其中的引文；Herbert Butterfield，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New York：W.W.Norton，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