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军事组织的衰落与变革（1300—1500）

装甲骑士时代起源于铁锤查理为了应对萨拉森（Saracen）的威胁所建立的军事采邑体制。这个体制被查理大帝、奥托大帝和征服者威廉大大推广至整个欧洲。奥托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将封建军事组织传播到了易北河对岸的波兰、奥地利以及匈牙利。封建军队是分权的，分散在上百个采邑的土地上。地区与领土间的协调很少：几乎没有年度的军事演习或训练计划，只有偶尔将骑士们聚起来，演示盔甲和武器的可用性。中世纪的战争并不是国家或领土事务，它是自我训练兵法（大部分都是如此）的个人的临时集合。战争并不需要动员国家资源，或者将战士们编入统一的组织中去，它依赖于对骑士的征募（levy），而骑士就特征而言，是崇尚个人价值和英勇的^[1]。

军事组织程度低的集权以及较小的军队规模使中世纪的战争代价相对较小，至少从中央权威的角度来看是如此。查理曼大帝的军队征服了欧洲易北河以西的大部分地区，其人数却从未超过5 000人。十字军东征的鼎盛时期，在阿斯卡隆（Ascalon，1099）战役中，所有的基督教国家仅召集了不到10 000名士兵，在休战时，这个数字更少^[2]。另外，对城市、异教徒以及基督徒的适时洗劫，补偿了贵族十字军的支出。盔甲在中世纪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沉重，造价不菲，几乎相当于40头牛。尤其是供养战马，一般每位骑士需要两到三匹战马，也是不少的支出。但是，需要支付费用的是附庸自己，而不是他们的领主。这时，国家还没有承担战争支出^[3]。

城堡最开始源自建造在土堆之上，四周用木质栅栏围成的各种古老的城寨（motte and bailey），不过，到了11世纪的后半期，我们现在更为熟悉的高耸的石质城堡开始代替它们。这些城堡，如金雀花王朝在其法国占领地上建造的城堡防御工事，经常是用国王私人的收入建造的。与其同时期的建筑——大教堂——一样，它们都花费多年进行建造，而完全不需要额外的财政措施^[4]。

在欧洲的每一个地方，即便是最为封建的法国北部，骑士来自征募的步兵，尽管是封建军事组织的从属部分，却起着关键的作用。在法国，神圣罗马帝国以及英格兰，健壮的男子被征募并组织到军队中（ban，arrière ban，Heerfolge，以及fyrd）^[5]。除了这些征募外，中世纪战争中的步兵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城镇民兵（部分作为王室和市民之间确保城镇自治权的交换）；骑士的扈从和持长矛者（lanceholder）；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成为采邑骑士的梅罗文加（Merovingian）和萨克森（Saxon）武士精英们^[6]。

在多山与丘陵地带，或不利于重型骑兵和庄园农业的其他区域，步兵是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军事组织形式。在瑞士、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尚未被征服的英国凯尔特地区也是如此。英国人在威尔士和苏格兰遭到了强烈的抵抗（而经常完全被打败），安茹王朝采纳了凯尔特步兵的队形和武器，尤其是长弓^[7]。剩下的其他地区，重骑兵在社会等级中保留着最高的地位，在战场上表现卓越。在战场上，骑士，而不是弓箭或长枪，决定着战争的胜负^[8]。

军事历史中一直萦绕不解的问题在于，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各城邦交战，或者16世纪的宗教战争（confessional wars）才出现了雇佣兵。事实上，雇佣军部队在中世纪欧洲到处都可以找到，甚至可能会更早一些。五世纪时查士丁尼（Justinian）用来夺回意大利和非洲北部的军队主要是雇佣军。征服者威廉的军队中有大量的雇佣军；在大宪章明令禁止的前后，英国军队一直使用雇佣军^[9]。收复失地战争中，在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人和摩尔人都雇佣执矛战士，具有传奇色彩的熙德是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在法国，菲利普·奥古斯都组建了一支雇佣军队征服顽固的附庸，扩展其王国疆域。查理七世继续这种实践，直到百年战争时期他们的不可靠性才变得日益突出^[10]。

在使用长矛和引入火药的几个世纪之前，封建军事组织一直存在固有的弊端：包括忠诚度的不可靠性，战斗能力的下降以及缺乏正规的训练。附庸的忠诚度与那些对这个时期带有怀旧主义情结的图景想象相距甚远，事实上的自私与背叛比比皆是。没有了忠诚，封建军队的效力就大打折扣了。骑士们常常拒绝回应领主的召令。他们对征召的次数、服役的时限、需要服役的地区（一般而言，到国外的土地上参与服役并不是封建义务的组成部分），以及服役与兵役免除税（scutage）之间的转换等内容争论不休^[11]。即便更为专制，俄罗斯服役骑兵也无法避免纪律问题：“当俄罗斯军队［在斯摩棱斯克］应对鞑靼人的南面进攻时，拥有土地的侍从跑回家去修复被毁坏的地方。”^[12]

很多因素可以用以解释封建武士阶层能力的下降，即便是那些留心他们领主召唤的武士。采邑的持有者很早就认为恩赐的地产属于他们的事实财产，而不是军事服役的代表，从而更多地开始思考如何管理领地，获得中世纪经济收益^[13]。而通货膨胀通常意味着骑士们无法为越来越长久的战役支付自我装备^[14]。这个问题困扰着整个欧洲：“到处都是这样：英国的骑士没有马匹可以骑，西班牙的绅士（Hidalgos）无法射击，在米兰和那不勒斯的康提（conti）握持刀剑的手散发着铜臭味。”^[15]中世纪社会中，无论是被祈祷者还是被奴役者，他们的可靠性都明显下降。

中世纪军事体系最为严重的问题是缺乏纪律。尽管作为个人而言，骑士们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但是当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缺少现在与军队联系在一起的协调性和系统化了。中世纪的军队并没有日常训练，因此在战场上缺乏有序的战术移动以及有纪律的行为^[16]。骑士们经常会拒绝命令，尤其当它不是直接来自国王的时候：他们宣誓效忠于国王，而不是执行官（placeholder）。当平民（roturiers）、下层贵族以及普通老百姓（commoners）担任指挥官时，纪律会进一步遭到破坏。骑士们习惯于在战争胜利的前夕突然停止战斗，确保首先有机会洗劫附近的城镇与村庄，甚至进行杀戮^[17]。骑士修道会的纪律要好得多，比如条顿骑士（Teutonic Knights）、圣殿骑士（Knights Templar）以及圣剑骑士（Brethren of the Sword），骑士团管理系统（system of commanderies）以及强烈的宗教气质将他们黏合起来，并形成等级层次^[18]。但是它们很难称得上规范，到16世纪早期，骑士团秩序开始瓦解。奥曼爵士关于法国封建军队的描述可能也适用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瓦卢瓦王朝（Valois）的菲利普和约翰的军队力量由热情而未经训练的贵族阶级（noblesse）构成，他们自我想象成世界上最英勇高效的军事力量，但是事实上却和武装起来的暴徒相差无几。”^[19]在步兵部队中有很多同样的问题。他们很少训练，拒绝到外地服役，拒绝延长服役，而且装备拙劣。另外，当乡村开始对抗王室中央集权，或者对劳力需求的不断增加，农民们更可能使用他们的技能与武器来反对内部的庄园敌人，而不是对抗他们领主的外部敌人。当农民反抗越来越激烈，民兵队伍或被解散，或被废止。从那以后，农民对反抗的贡献就仅仅限于缴纳税款以及被迫被征召了^[20]。

封建军队的内在问题，随着受过训练的步兵（配备长枪或枪炮）的发展以及土耳其大型军队间歇性的进攻而更加恶化。尽管它们自身并不是16世纪和17世纪军事革命的组成部分，这些变化进一步破坏了封建军事组织，其带来的创新使中世纪欧洲关于战争的概念产生了动荡，为改变欧洲军事和政治组织的变革埋下了先声。粗鲁的农民和镇民结合起来，组编成长枪方阵，毫不畏惧重骑兵的威胁，对贵族秩序形成了挑战，这要比城市资产阶级所带来的挑战早好几个世纪。这些形式的优越性在武士精英们无法区分自我陶醉与自身军事特权所带来的防御力时才慢慢变得日益显著起来。(www.xing528.com)

步兵团开始在四个地区逐渐崛起。首先，在意大利北部，步兵成功地阻止了德皇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Barbarossa）试图阻碍城市中心成为独立的城市国家（city-states）的努力。在莱尼亚诺（Legnano，1176）战役中，步兵击退了霍亨斯道芬骑兵，确保了与帝国的分离^[21]。同样地，在佛兰德北部，步兵们在库特赖战役（Courtrai，1302）中使法国骑士团惨败。瑞士的区（cantons）和城镇要与帝国脱离，引发了勃艮第和哈布斯堡在多个地区试图重建帝国权威。一而再地，在摩尔加腾（Morgarten，1315），劳本（Laupen，1339），森帕赫（Sempach，1386），以及奈菲尔斯（Näfels，1388）战役，区与城镇的民兵熟练地挥舞着他们的长枪，击败了傲慢的贵族入侵者，将他们逼退到阿尔卑斯山堡垒以外^[22]。到了15世纪末期，瑞士步兵团在欧洲享誉盛名。瑞士长矛兵开始成为法国和西班牙的雇佣兵，并成为其他地方现代国家步兵发展的原型^[23]。

在英格兰，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凯尔特人无休止的突袭，以及对英国惩罚性远征的顽强抵抗，使得步兵的使用——主要是弓箭手——越来越频繁。除了百年战争（1337—1453）的最后阶段外，步兵以及对他们精妙的战术性使用，在战争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英国的战术计划是让骑兵控制中场，而弓箭手从两翼包抄与对手厮杀。在克雷西（Crecy，1346）战役中，英国骑兵跳下战马，与步兵一同站在方阵中，击退了法国的重装骑兵，两种军队组织和社会阶层融合在一起。在阿金库尔（Agincourt，1415）战役中，步兵首次被部署为进攻部队，并歼灭了法国的大部分力量。只有在一再惨败之后，法国人才屈尊与英国人在战场上短兵相接，这一决定使冲突转型为包围战^[24]。这些大败最后使查理七世废止法国的封建军事体制，采纳了步兵方阵，并使用炮兵（artillery）。

经济以及地理因素也在步兵的兴起中起着作用。霍亨斯道芬王朝和卡佩王朝惨败于意大利北部和佛兰德的自治城镇民兵之手。在这里，传统封建制度的缺失，以及对周围封地的敌意，使军事组织和盛行的模式大相径庭。在瑞典和英格兰的凯尔特边境，条件恶劣的地形使骑士们在平地上更弱不经摧。由此，地区和宗族的步兵自古以来保留着优势的地位。在欧洲的过去以及将来，这种封建军事组织一直遭受着乡村公社和新型城镇的攻击。

到了1400年，步兵的优势显而易见了。库特赖战役、班诺克本（the battle of Bannockburn）战役以及克雷西战役宣告了重骑兵的末日；尽管重骑兵一直持续到16世纪。这种持续性可以说明，至少部分地说明，除了由奇怪的雇佣兵军团所支撑的相对不那么昂贵的封建征兵制度之外，君主已经无力负担任何其他的了。我们必须考虑到封建军事精英无视由步兵所带来的教训的能力——和君主一样，他们并没有远离贵族阶层，尤其是从思想的层面上看。奥曼关于法国骑士的评论充满了洞察力，但是有可能过于辛辣。

法国的骑士认为，由于在社会阶层（social scale）中，相对于任何一名农民他都具有绝对的优越性，他因此必须在军事价值上也同样超过他们。于是他倾向于不仅仅轻视任何关于步兵的描述，而且把在站着出现在战场上看成是对他引以为傲的社会阶层的侮辱。几年以前，法国贵族的自信在库特赖战役（the Battle of Courtray，1302）^[25]后就被动摇了好一会儿。不过他们很快就学会把那次令人吃惊而复杂的事件看成是一次意外……他们回忆起那场战役，觉得战胜他们的是沼泽而不是佛兰德步兵，以此来自我安慰，在他们看来，蒙桑贝拉战役（Monsen-Prevèle，1304）和卡塞尔战役（Cassel，1328）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想法。在那些日子降临到英勇却缺乏训练的佛兰德市民身上的命运，被认为是等待着任何一位敢于与身为基督教世界中最好战贵族的骑士一较高下的步兵的所有东西中，唯一具有典型性的。骄者必败，而法国贵族就要遇到（在百年战争中）英勇善战的步兵们了（永远没有人会假设步兵会拥有这样的品质）^[26]。

不那么苛刻地来看，放弃重骑兵并不是那么简单、冷静的分析决策，像用更为先进的飞机来替换过时了的飞机那样轻松容易。废除封建军队无异于与成长环境、文化以及社会体系决裂。火药是对封建军队的第二重打击，但并没有像大家假定的那样致命：使用长枪的步兵才是^[27]。火器在大约1300年首先被引入意大利的北部，但在几乎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它都没有成为欧洲军队的标准配置。火药的品质低劣、发射速度过于缓慢以及这些手艺性产品的高昂费用，阻碍了火器的广泛使用^[28]。由于其臭名昭著的不准确性和缓慢的发射速度，直到15世纪中叶，加农炮才变得重要。但一旦它们得到了发展，城堡就变成了炮灰，用更加密集、低矮的围墙来作为防御工事必须得到发展。步兵的优势得到了体现，他们移动性更强，受到更好的训练，能够减少在越来越致命的炮火前的暴露程度^[29]。

步兵和火药是两个主要的因素；而土耳其人是第三个因素。在15世纪后期，他们被拜占庭帝国征服，陆地和海洋都被并入基督教国家中。他们向西沿着达尔马提亚海岸的罗德岛和威尼斯属地被并入地中海。在多瑙河的下游，土耳其人组成了一支约有10万人的军队——当时是非常庞大的力量。他们人数上的优越性，加上灵活性，这些轻骑兵涌入巴尔干的匈牙利，每次都击败匈牙利人和奥地利人。基督教国家的军队必须增加他们的数量，并将传统的军队换成轻骑兵（如hussars）和现代步兵^[30]。

简而言之，封建军队的内在问题由于步兵的引入、火药的使用以及大型军队的出现而进一步恶化。到了1500年，封建军队组织已经濒临消亡了：“它在《罗兰之歌》^[31]时代中所存在的理由，到了堂吉诃德的年代就成了一出可悲的闹剧。”^[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