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学研究要“补课”，随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陆续恢复政治学专业，从那时算起，中国政治学已经称得上“三十而立”，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学正臻于成熟。
恢复学科之初，借鉴和参考当代世界政治研究中已有的优秀理论成果，成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着手推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译介工作，出版翻译了一批重要的当代西方政治学译著，其中包括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亨廷顿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罗伯特·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林德布洛姆的《决策过程》等，这些译著打开了中国政治学的视界，使中国的政治学讲师、学生乃至于普通读者第一次系统而直接地接触到当代西方政治科学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从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政治学人，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的中坚，当年他们的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曾受惠于这些作品。可以说，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中，这一倾注了众多政治学人心血的翻译工程功不可没。
时至今日，中国政治学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内外政治学的交流十分频密，相当一部分政治学学者已经直接运用外文文献来进行研究，在顶尖外文期刊上发表论文。但这并不能抹杀译介工作的重要性。须知外文文献获取难度大、代价高，加上阅读起来耗时费力而每每不甚了然，即使对于外语十分了得的研究者而言也未尝不是如此，长此以往，颇不利于政治学基础理论训练。现实情况是，除非某些狭隘专业领域的文献不得已求助于外文资料，国内大部分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生，还是习惯于通过母语来了解政治学的一般理论知识，更不用说非专业的读者。经由专业政治学者翻译的国外政治学著作，仍然是重要的理论敲门砖，是引领年青学子进入政治学殿堂的捷径。
实际上，当前问题之症结不在于译介工作是否吃力不讨好，而在于它跟不上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步伐，无法充分满足读者的需求。自从前述译丛出版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国外政治学的译介工作始终处于断续、零星、时而停滞的状态，某些译著的重要性也一时难辨，致使鱼龙混杂、左右视线。最近几年情况虽有所改观，但并不能掩盖政治学译介工作总体上的滞后局面。长远说来，政治学后备研究人才的培养，亦会受到这一现状之掣肘。
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们决心重拾前辈学者的努力，站在今天世界政治学发展的地平线上，重新开发一套国外政治学的经典译丛。这一想法得到了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在出版社的帮助下，从联系版权到着手翻译，我们的工作进度可以用时不我待来形容。译丛定名为《复旦政治学译丛》，希望它能体现复旦大学政治学对于世界政治学前沿的理解和把握。
《复旦政治学译丛》书目的选择可谓不拘一格。我们不受制于某一题材领域、某一作者群，也不受制于作品出版年代的久远与否。因此，丛书中既有如古德诺《政治与行政》这样的经典，也有最新的、来自其他学科领域学者的政治研究。书目筛选的唯一标准就是其学术水准、影响力。读者诸君将通过本译丛接触到一些原先在国内并不知名的作者的作品，而事实上这些作者在政治学界早已经扬名立万，他们的研究绝对是有分量、值得期待和深入探讨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兼容并蓄，译著方可见其效。为了选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我们征询了多位国内外著名政治学者，听取他们的推荐建议。最终入选者，都经由多位学者同时推荐，再经我们反复阅读，了解其重要性和可读性之后，才确定列入译丛。
我们认为，尽管中国政治学三十年来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放宽中国政治学的国际视野，提升与世界最前沿政治学研究对话的水平，仍然是中国政治学的当务之急。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为之添砖加瓦。
是为序。
《复旦政治学译丛》编委会
2011年10月25日(www.xing528.com)
和平时期的常备军若与共和政府原则相悖，则会危害自由人民的自由，并变成专制的引擎。
——美国国会（1784年）
中世纪的骑士军队使得封建社会组织不可避免地出现；随后其被雇佣军所替代，并在后来［始于奥兰治的莫里斯（Maurice of Orange）］代之以纪律部队，导致了现代国家的建立。
一块干净的石板，他么说的？仿佛关于我们每个人命运的最初语句并未被石块上不朽的文字所铭刻。
如果历史是类似人类记忆的东西，并代表了人们沉思过去的精神，我们把它想象成一项既不强调对抗，也不认同旧党争的工作，而是试图寻找各种差异背后的统一性，并把所有的生命看成生活之网的一部分。对过去某一天的争吵进行研究，他至少要试图理解斗争的双方，且他必须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看着他们在时间与条件所交织成的网络中纠缠，他可以同情他们——这些人对于彼此可能毫无同情之心。
——赫伯特·巴特费尔德爵士（Sir Herbert Butter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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