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中外，在社会转型加速期，“不良少年”似乎都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群体，也被视为影响社会治安的重要因素。从维护社会安全的角度出发，需要对这一群体采取应对措施——集中收容矫治是一种通常会被寄予厚望的措施。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未成年人保护观念的进步，在对这一群体采取预防、矫治措施时，如何维护未成年人权益也是一个不得不重视的问题。这就是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中的一个挑战性难题——保护社会与保护未成年人（简称“双保护”）的冲突。
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中应当坚持社会本位还是未成年人本位，这不仅仅是一个观念问题，还是一个法律问题和工作技巧问题。在现代社会，如果治理犯罪的政策取向以社会为本位，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不惜牺牲未成年人的利益，例如，过度强调重罚尤其是监禁措施的适用（通过将其集中隔离以维护社会安全），将很可能陷入舆论与道德的不利困境，甚至良心的谴责之中。这样的做法也是功利和短视的，因为将未成年人与社会隔离起来，会阻断问题未成年人的正常社会化，其结果更可能是制造更为严重的犯罪人，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社会安全的维护。
世界上签字国最多的国际公约——《联合国儿童[51]权利公约》第3条第1款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此即所谓国际社会公认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条也规定，“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要求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工作中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中，显然也应当遵循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特殊优先保护原则，在面临“双保护”的冲突时，应当坚持未成年人本位。如此，才能确保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居于主动而非被动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海口市基于社会本位的立场，针对轻微违法犯罪未成年人采取强制法制教育集中收教的做法，是值得反思的。(www.xing528.com)
以笔者曾经在劳教戒毒所工作的感性认识，事实上只要具有剥夺人身自由性质的矫正机构，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管理者所最关心的两大问题是安全和生产。要让这类矫正机构突破这样的功利目的，真正去践行“教育、感化、挽救”的理念，确保矫正机构的运作以教育矫治为目的，客观上说——我们是不乐观的。
从中央层面来说，政策的重心不宜放在“加强”这类机构上，而是应将关注点放在如何确保这类机构不发生异化，确保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未成年人矫正机构中的实现。唯其如此，才能一方面发挥未成年人矫正机构维护社会安全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能将这类机构的负面性降到最低——防止其制造更为严重的犯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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