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时任主任、海口市劳教所政委李启雄是部队文工团出身，爱好诗文等，深知对外宣传的重要性。为此，李政委还专门将重庆作家原上草招募到中心负责对外宣传等工作。中心在对外宣传上似乎是十分成功的，根据自我总结材料，中心经验先后被中央、省、市十余家主流新闻媒体报道近200次。这样一种媒体策略，对于改变内部所存在的对中心的质疑观点，或者冲淡这种意见的“不良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中心赢得了良好的内外部发展环境。
从媒体公开宣传报道来看，中心的教育矫治效果显著，中心就像“熔炉”一样，“坏孩子进去，好孩子出来”。专家组在海口市调研期间，中心抓住契机在《海南日报》上所发表题为《海口市“未成年人法制教育经验”将在全国推广》的报道，这篇报道通过“用数据说话”的方式，有说服力地宣传了中心的积极成效。这篇颇具典型性的报道指出：
2009年3月，海口市创新体制成立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中心，接收教育12岁至17岁因违法犯罪依法不能进行刑事、行政处罚由公安机关强制送来的未成年人，以及部分家长自愿送来接受教育的问题少年。截至今年2月底，已接收学员970人，结业回归社会865人。其中，海口市户籍的368名学员，继续就学的有211人（2人考上大学，25人考入高中）。团市委等部门还多次组织心理专家研究制定“问题少年”心理援助方案，并进行相关心理辅导。经过教育，学员交代作案线索200多宗，挖出3个违法犯罪团伙，协助破案80多宗。2009年至2011年，海口市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人数年均下降24.6%左右，社会治安得到明显改善。[28]
专家组特别注意到，媒体报道中的中心形象是一个充满温情和温暖的地方，大量报道突出强调了教官对学员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关爱，教官与学员之间深厚的感情，学员与学员之间兄弟般的同学情谊。例如，《海口市一少年回法制教育中心过16岁生日》这篇最具典型的新闻报道这样写道：
今天上午，海口市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中心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小寿星，他是曾经在这里接受教育的一名学员，如今，他选择回到这个洗涤过自己心灵的地方过16岁生日。
今年3月26日，小花因为抢劫被送到了海口市青少年法制教育中心。在这里，他度过了3个月的教育期，与教官和其他学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彼此视同亲人。6月26日，小花期满出所，回到了家里。但是回来过生日的念头却不断地萦绕在他的脑海中。小花把这个想法悄悄告诉了教育中心的老师，立刻得到了中心的热烈欢迎，教官们还为他准备了生日蛋糕。
早上8点50分左右，在大家的注视与歌声中，小花与老师一起点燃蜡烛，许下心愿，然后兴奋地吹灭了蜡烛。之后，伴着欢快的气氛，小花与教官一起切开蛋糕，一一送到小伙伴们的手中，此时的小花也如他的名字一样，笑得像朵花儿。[29]
而在《海口市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中心用爱温暖失落的心》这篇报道中，建立中心的决策则被称为“民心工程”。这篇报道开篇使用了这样的句子：
他们是一群十几岁懵懂不知事的未成年人，如春天之花蕊，含苞待放，却偷盗、抢劫、寻衅滋事，身上沾满“灰尘”。近一两个月，他们被陆续送到海口市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中心，接受教育感化，感受关爱和温暖。[30](www.xing528.com)
当然，在关于中心对外报道中也有的并没有隐晦，例如“填补了我市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和有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教育矫治的空白，有力震慑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31]这样的表述方式。
专家组发现，对中心形象的媒体描述与19世纪西方少年矫正机构运动中媒体对少年矫正机构形象的宣传十分相似。在19世纪中期，庇护所等类型的少年矫正机构曾经一度被狂热地宣布为一个伟大的成就，有些庇护所经营者甚至在青少年杂志上做起了广告，他们为自己成功将完全不称职的年轻人改造成了有劳动能力而又勤劳的人而大感自豪。被转化好的孩子写给少年矫正机构感人的感恩信件也被大肆宣传作为少年矫正机构成功的证言。[32]
专家组注意到，中心对媒体宣传不仅重视而且很专业。例如，在诸多新闻报道中，特别加入了传奇、励志、亲情、感人、责任等元素，使之更加吸引人，中心的经验和成效也更可信。例如《原上草：从女作家到“最大的强盗头子”》[33]等关于中心教官原上草的报道即具有这样的显著特征。
同时，中心还非常注意抓住各种宣传契机。例如专家组到达海口市调研期间，媒体报道中就已经传达了两个信息：一是因为中心工作成绩斐然，所以团中央专家前来取经。二是海口市经验将向全国推广。[34]
对媒体宣传形象与成效的验证，是本次专家组调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国外对未成年人矫正专门机构的长期研究，最终并未给予其过高的评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7年高尔特案的裁决中对少年矫正机构“实质”的“揭露”：
事实上，不管是如何委婉的名字——“收容之家”（receiving home）或者“工业习艺学校”，对于少年来说，都是一个监禁机构，在那里孩子被监禁了起来……他的世界不是父母亲、兄弟姐妹和朋友、同学，而是看守、管理人、政府雇员，罪错少年和他关在一起，从任性（waywardness）的少年到强奸犯、谋杀犯。[35]
1966年，美国学者马丁森等参加了一个纽约州州长建立的特别委员会，并与其同事开展了一项关于矫正作用的研究。1975年，作为此项研究的成果——马丁森与威尔克斯所著《矫正治疗的实效》一书发表。马丁森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虽然有极少和偶尔的例外，迄今所报道的矫正效果对重新犯罪没有产生有价值的作用”，这一结论被认为是投向矫正主义的炸弹，宣告了“矫正毫无作用”的时代已经到来。[36]20世纪60年代以来，马丁森的矫正无效论以及标签理论被视为投降矫正机构，尤其是未成年人矫正机构的“炸弹”，促使了西方国家少年司法改革的非机构化潮流。
在比较研究的反衬下，专家组对于中心的媒体宣传是持谨慎态度的。调研结果尽管在预料之中，但多少仍令专家组感到有些“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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