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对轻刑犯的非监禁矫治措施主要包括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管制、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等。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等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了京、津、沪、江、浙、鲁为全国社区矫正的试点省市，正式把我国对轻刑犯的非监禁矫治措施统一为社区矫正，并将社区矫正提升到“与监禁矫正相对”的高度，这预示着我国刑罚制度与矫正体制即将开始重大的变革。
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矫正体制的现状来看，社区矫正大都处于核心的地位，或者至少取得了与监禁矫正并驾齐驱的地位，监禁矫正一统天下的传统矫正体制格局已经被打破。早在1868年，美国就制定了假释法。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各国先后仿行假释制度，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假释制度在欧美得到了广泛的发展。1930年，美国国会决定成立全国假释委员会到1944年，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均确立了假释制度，在一些主要的工业州，80%的重罪犯人通过假释的途径走出监狱大门。在1997年，美国的假释人数为52.7万，占监狱在押犯的45%，澳大利亚服刑人员假释率为42.2%，新西兰超过30%。[3]在加拿大，社区矫正大约监督着监狱和社区中的省级成年犯中的80%。社区矫正不再被认为只是监禁刑的一个附属品或替代物，而是在可能和恰当的时候要优于直接的监禁刑，而监禁刑已经被视为是“最后的选择”（last option）。[4](www.xing528.com)
在我国，非监禁矫治措施实际上仍处于监禁刑的附属性地位，这不仅体现于有关法律规定上，更体现于非监禁矫治措施的实际运用上。近二十年来管制刑的适用率极低，据粗略统计，在审判实践中真正适用管制的案件很少，有的法院自刑法颁行以来就从未适用过这一刑种，在某省的抽样调查中，管制刑的适用率仅为2%。[5]缓刑的适用率也较低，一般都在20%以下。以浙江省为例，该省判处缓刑的人数占判有期徒刑、拘役人数的比例1997年为12.18%，1998年为13.88%，1999年为14.26%，2000年为17.10%，虽然逐年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从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情况来看，自2002年1月到2004年1月，全国监狱系统暂予监外执行的案件仅约13 522人。[6]假释的适用率则更低，据有关统计资料，全国监所每年假释比例平均为1%～2%，不仅大大低于其他国家，而且也低于国内司法部门规定的3%的指标。[7]因此，尽管就形式上来看，《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2003年）已经把社区矫正提升到与监禁矫正相对的高度，但是社区矫正要发展成为与监禁矫正相当的地位，发展成为我国罪犯矫正体制的支柱之一，甚至优先于监禁矫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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