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景耀的监狱调查中，与监狱工作人员的直接接触较多，严景耀对这一群体的了解也十分深刻。他从历史的角度，对于监狱官的社会地位与专业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中国三代以后，直至清朝末年，皆以监狱事务委诸下吏贱卒之手”[56]，即便从清末开始即推行监狱改良，但是监狱官（包括看守、教诲师、典狱长等监狱领袖）的社会地位、专业化、职业化、职业保障等均存在严重的问题。严景耀批评：“他们缺乏专门的训练，极少对于监狱事业视为终身职业的，他们不懂得监狱到底要如何改良。”[57]
在监狱调查中，严景耀发现“代表监狱行政与犯人发生直接关系是看守”，但是他们缺乏基本的职业保障，不但收入低而且薪水缺乏保障，“结果有专门才能的看守……都别谋生计去了，所剩下的，都是一无所知的，完全不会负责任的，而无处可去的人才。有的连简短报告都写不清楚的，有的写自己的姓名都很费力的……如何能盼望‘看守为犯人的模范而实行纪律’去管理和改化犯人呢”。[58]
关于教诲师，严景耀的调查发现，尽管当时的《监狱规则》明确规定“在监者一律施教诲”，但是不仅教诲师的配置不足而且还存在形式主义及造假的现象。很多“监狱连教诲师也没有，不要说教诲了”[59]，有教诲师的监狱，“教诲师对于犯人，高兴了每星期也不过说几句不关痛痒的训话，决不深究他们的病根，而施行切实解决的方法。自从去秋司法部严令注意教诲以后，总算每星期每个犯人能听到一小时的隔靴搔痒的训词（而司法部的月报里，却说‘每犯于每星期受二十四小时以上教诲’），这种‘教诲’在犯人方面是绝对不能发生什么影响的”[60]。(www.xing528.com)
对于典狱长等监狱领袖人物，严景耀也直言不讳的批评：“目前中国监狱界领袖人物，大多不懂得如何治狱，所懂得的就是如何做官”[61]，“他们的责任，就是犯人跑不了，不变死，就算了事，他们目前的成绩，就是‘幽禁’，并非改化，所以目前所谓新式监狱，其实都是犯罪学校。”[62]
在给予了严厉批评的同时，严景耀也给出了对策建议：“监狱人才，在消极方面……要除去‘官僚化’，在积极方面应当职业化……没有专门训练的人，无论如何不能任治狱的重任。”[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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