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景耀开展监狱调查的起因是在燕京大学期间选修了“犯罪学与刑罚学”这门课。这门课激起了他研究犯罪的兴趣，相关资料的匮乏则坚定了他亲自到监狱去找的决心：
那年的夏季，我选修了“犯罪学与刑罚学”的课，这门课介绍给我有关犯罪和感化教育犯人的问题。在图书馆里仅有20多本西方国家的犯罪学书籍，只有一本中国的刑罚学的小书，在这本小书里介绍了与犯人如何接触的问题。我对阅读美国的犯罪学书籍很感兴趣，但是我对中国的犯罪和犯人的情况却毫无概念。读完这门课后，我打算研究犯罪。开始时，我找不到中国的犯罪问题的资料，司法部的统计材料使我失去寻找我所需要的资料的勇气。最后，我决心自己到监狱中去找。[24]
从这段自述可见，严景耀决定“下狱”是因为不满于犯罪研究资料的匮乏，但严景耀决心开展监狱调查更是因为他研究中国问题、提出中国理论的强烈自觉意识，正如其本人所言：
我承王教授文豹指导，研究犯罪学与监狱学，除了王元增先生著的一本《监狱学》以外，其余的书籍都是舶来品，讲犯罪的现象是欧美的犯罪现象，谈犯罪的原因，是欧美人犯罪的原因，讨论救济与预防的方法，也是为欧美各国社会病所开的药方，绝对谈不到中国的问题……要医中国社会犯罪的病象和改良监狱的生活，先要能明白目前实情；要调查实情，非到监狱去不可。[25](www.xing528.com)
严景耀之所以能够决心并且成功“下狱”开展深入的监狱调查，也得益于其老师王文豹的鼓励和所提供的便利。王文豹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曾任京师警察处长、内务部检事，1914年至1928年期间任司法部监狱司司长，1924年至1926年代理司法部总长，著有《京外改良各监狱报告录要》（司法部监狱司1919年印）等。[26]在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代理系主任许士廉的邀请下，王文豹在燕京大学开设和主讲“犯罪学与刑罚学”，许士廉将这门课程列为13门“基本教科”之一，每周上课时间至少3小时。[27]
严景耀的监狱调查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他在老师王文豹的安排下于1927年暑假作为“志愿犯人”甘愿入狱服刑，这一直到今天都令人敬佩的研究方法，其实只是严景耀开展监狱调查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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