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严景耀是当之无愧的犯罪学家。一方面，其研究旨趣在犯罪学。正如其夫人雷洁琼所言：“他立志在社会学的领域中从事犯罪学研究……决心为中国犯罪学开拓新的领域。”[8]另一方面，其代表作《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也是典型的犯罪学著作。当然，基于严景耀的社会学专业学习背景、研究方法和主要观点，严景耀更准确地说是犯罪社会学家。
经常提及但却有意无意被忽视之处是，严景耀对于犯罪学的研究是从“监狱学”的视角切入和展开的，是建立在他的监狱调查和监狱管理实践经验基础之上的。譬如，其代表性著作，也是其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就是在“北京、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处监狱进行过调查，广泛地访问犯人，接触实际……积累了三百余个个案史，若干统计图表，才写出了这篇论文”。[9]他的另一篇代表性犯罪学论文《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10]，也是在燕京大学就读期间利用暑假在京师第一监狱所开展的调查而撰写的，并且完成于京师第一监狱署第一科。
在严景耀自己看来，他所从事的研究既有犯罪学也有监狱学。例如，在《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一文中，严景耀就曾经明确指出：“我承王教授文豹指导，研究犯罪学与监狱学”。[11]在《犯罪概论》一文中，严景耀也将“刑罚学（监狱学包含在内）”[12]作为犯罪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之一。就其代表性著述来看，至少有三篇监狱学专题论文：一是《中国监狱问题》，二是《北平监狱教诲与教育》，三是China's New Prison System。[13]另外，有学者提到了严景耀另一篇文章《介绍美国新监狱的建筑及现状》[14]，可惜未能查到原文。
之所以出现忽视严景耀监狱学研究的现象，也与犯罪学与监狱学的关系原本就十分密切有关。一般来说，可以把犯罪学看成是对犯罪现象及其原因、预防和矫正进行多学科研究的学科。或者可以表述为：犯罪学是研究犯罪现象、犯罪原因以及对犯罪的反应的综合性学科。[15]这是中外犯罪学界较为广泛接受的广义犯罪学观点。监狱学是“研究执行自由刑机关之原理原则，与组织目的运用方法之一种科学”[16]，实际可以归入广义的犯罪学之中。(www.xing528.com)
严景耀将犯罪学与监狱学合二为一的研究视角，显然受到了他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所选修的“犯罪学与刑罚学”这门课程的影响。这一课程的教授是当时监狱改进委员会的主席[17]，严景耀的恩师，当时司法部监狱司司长的王文豹教授。燕京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在近代中国所创办的著名大学，这所大学的教学方式和课程设置具有移植美国大学的特点。可以推断，“犯罪学与刑罚学”这门课程，无论是课程名称，还是教学内容均与美国大学类似。从出版于1935年的译著《犯罪学与刑罚学》中，可以管窥影响严景耀的这门课程的基本内容。查良鉴所翻译的美国犯罪学家约翰·列维斯·齐林的这部著作中，包括了“犯罪学”和“刑罚学”两部分内容。“前者是对于犯罪原因的搜求，后者是对于犯罪处置的确定。使人不但认识犯罪之有各种原因，并且发现科学上的种种处置方法。”[18]刑罚学是英文“penology”的中文译词之一，也被翻译为“监狱学”，实际上“中国的监狱学相当于或者就是英文中的penology”[19]。在严景耀写作于1957年的英文版《新中国的监狱制度》一文中也明确主张，“penology”是他的研究领域之一。[20]
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在近代有关燕京大学所开始课程的记载和资料中，常将“犯罪学”与“监狱学”混同。例如，吕文浩注意到，关于严景耀在燕京大学所选修的这门课程名称，有不同的说法。《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度概况》[21]中说课程名称是“监狱学”，但《社会学界》（第1卷）（1927年）的“社会学界消息”栏介绍课程名称是“犯罪学”，严景耀本人回忆的课程名称是“犯罪学与刑罚学”。[22]笔者也注意到，在于恩德《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概况》[23]一文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叙述。这篇文章说：“本系自民国十六年夏季即着手犯罪研究，当时司法部监狱司司长王文豹先生，担任本系监狱学……”也将“犯罪学与刑罚学”这门课程写成了“监狱学”。出现对课程名称不同表述方式的合理解释是，在当时的学者看来，犯罪学与监狱学原本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由此可见，严景耀既是犯罪学家，也是监狱学家。更准确地说，严景耀是从监狱学视角研究犯罪的犯罪学家，也是从犯罪学视角研究监狱的监狱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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