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性，曾在近代中国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法制变革始于监狱改良。正如清末京师法律学堂笔记《监狱学》一书所言：刑事制度分为立法、裁判、行刑三种机关，而“监狱较立法、裁判为重，而改良亦以监狱为先”。[3]这样一种将监狱（行刑）与立法、司法并重，甚至认为较立法、司法机关更重要的观点，为近代学者所秉持和反复强调。例如，孙雄在其1936年所出版的《监狱学》一书中即明确指出：“行刑机关，较立法、司法二机关，尤为重要”。[4]
也正因为如此，监狱学曾经是一门自清末法制变革与近代法学教育建立以来，受到高度重视的学科。无论在清末初创的法学教育体系，还是民国时期相对成型的法学教育体系中，监狱学都被视为法学的基础性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法制建设与法学教育以来，监狱学经“劳改法学”的过渡而逐步得以恢复和发展，并经历了一个依附于法学中的刑法学科到逐步独立的发展过程。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国家教育部在2003年所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将监狱学列为独立于法学之外的专业与学科，2012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继续将监狱学列为法学门类中的特设专业。目前，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上海政法学院、山东政法学院等大学也正式设置了独立的监狱学专业。
在20世纪80、90年代，主要以“劳改法学”为名的监狱学研究与教学曾经一度非常活跃，各大政法类院校均将劳改法学作为重要的学科，甚至设置了专门的劳改法学系（部）。这种活跃的状况还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例如，《美国法律杂志》就曾经于1988年3月发表评论认为：“近十年是中国大陆犯罪学和矫正学领域最有生气、最为活跃的十年。”[5]但遗憾的是，进入21世纪后，监狱学的学科地位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监狱学逐步成为一门被边缘化的学科。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监狱学被列在法学本科专业之外，导致监狱学研究与监狱学教育不入法学和法学教育的主流，监狱学教学和研究被边缘化，监狱学学者也纷纷流失；二是由于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不包括监狱学知识内容，从事行刑工作并不需要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这也导致监狱职业不入司法职业主流。[6]
监狱学的独立设置也并没有改变监狱学日渐式微的局面，相反还随着我国矫正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而加剧了其困境状态，出现了诸多不适应的地方。例如，随着社区矫正改革的推进，社区矫正制度呈现了获得与监狱矫正制度同等地位的趋向。司法部下设了与监狱局并列的社区矫正局，专门的《社区矫正法》也在抓紧制定。上海政法学院也率先在全国于监狱学下设立了社区矫正方向，招收并培养专门的社区矫正本科人才。但显然，研究社区矫正的学问——社区矫正学很难被名为“监狱学”的学科所容纳，而要在本科专业目录中再增设社区矫正学是不现实的。(www.xing528.com)
我国的矫正制度具有多元化与多样化的特点，具有不同于国外矫正制度的特殊性，但这一特殊性却一直缺乏系统的理论关注。监狱学虽然是研究矫正制度的领头学科与核心学科之一，但显然并不能替代对矫正制度的研究。根据我国矫正制度的现有状况，它实际包括违法矫正体系与犯罪矫正体系两大体系，在犯罪矫正体系下还包括审前矫正与判后矫正、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等基本单元。但是，监狱学的视角仅仅及于有罪判决后并在监狱服刑罪犯的矫正与管理。大量的矫正机构与矫正措施，无法被监狱学所关注。从我国目前依托大学的矫正人才培养现状来看，主要是培养监狱学人才（本科）与刑事执行法学（高职）人才，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无法适应我国矫正制度人才的实际需求，也是导致矫正工作人员的整体专业性与素质明显低于法官、检察官、律师的重要原因。
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正式将公安学脱离法学，单列为一级学科。获得独立学科地位的公安学，可以涵盖公安工作的各个领域，并为公安工作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学科基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监狱学学科建设长期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学科发展已经明显滞后。
监狱学的恢复与独立化发展定型于2003年，并且在矫正制度研究中一枝独秀，几乎成为我国矫正制度研究的代名词。然而，一方面这一学科名称与体系无法适应我国矫正制度发展的趋势，存在诸多视野盲点；另一方面也缺乏对我国矫正制度特殊性与实际状况的应有关怀，因而也无法为我国矫正制度的完善提供应有的理论支持。监狱学的这一弊端，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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