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技巧与解释理由在适用中的区别：解释技巧是结论制造者，解释理由是结论论证者。对一个用语做出一个解释，其支撑理由可以多种多样甚至越多越好，但是其解释技巧却只能选择一种。换言之，解释理由之间关系是并存关系，但解释技巧之间是排斥关系，即只可选择其一。例如，将组织卖淫罪中的“卖淫”解释为包括男性向不特定女性提供性服务，这种解释结论是合理的，为此可以提供多种解释理由（如文理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等），但是这种解释在技巧上属于扩大解释，不可能属于缩小解释。即对一个用语进行解释，不可能既进行扩大解释，又进行缩小解释。
解释技巧和解释理由之间不是对立排斥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关系。前者负责制造结论，后者负责论证结论。适用中如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的关系，传统理论所谓的“论理解释”是一个笼统概念，既包含解释的理由（例如当然解释、体系解释等），也包含解释的技巧（如扩大解释、缩小解释）。而文理解释主要是一种解释的理由，由于解释理由之间可以并存，解释理由与解释技巧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不是对立关系。对一个刑法用语，既可以做文理解释，也可以做论理解释。此外，解释技巧、理由与结论可采纳性的关系。一种解释技巧（例如扩大解释）即使是被允许的技巧，一种解释理由（例如当然解释）即使是被认可的理由，但其得出的结论在具体案件中是否具有可采纳性，仍需具体判断，判断是否符合该罪名的罪状规定，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故此，实践中，按照体系解释，刑法分则中的“买卖”一词，均指购买并卖出；单纯的购买或者出售，不属于“买卖”的理解是错误的，而应该是单纯的出售也是“买卖”，例如贩卖自己制作的淫秽物品，也构成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将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行为，认定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属于当然解释是错误的，当然解释是指在出罪时，“举重以明轻”，在入罪时，“举轻以明重”，也即有轻重比较。将盗窃骨灰的行为认定为盗窃“尸体”，属于扩大解释是错误的，这是类推解释；而按照同类解释规则，对于刑法分则条文在列举具体要素后使用的“等”“其他”用语，应按照所列举的内容、性质进行同类解释是正确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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