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五国的律师服务规定及限制

（一）马来西亚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马来西亚不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该国设立分支机构，外国律师事务所只能与马来西亚当地律师事务所合伙开展业务，所占股份还不得超过30%。外国律师不能从事与马来西亚法律相关的业务，不得加入马来西亚律师事务所，不能使用外国律师事务所的名称开展业务，只能从事与其母国法和国际法相关的咨询服务。^[71]马来西亚《法律职业法》2012年修正案（2012 Legal Profession Act）开始允许外国律师业者进入马来西亚，但是依然设有很多限制。^[72]直到2019年，外资进入马来西亚法律服务业，还会在股权方面受到严格限制。^[73]

目前，外国律师事务所和外国律师不得从事《1976年法律职业法》第40（O）节（第166号法）和《2014年法律职业（国际合伙和合格外国律师事务所及外国律师注册）规则》中规定的马来西亚法律事务。来自认可的司法管辖区的外国律师事务所所必须向遴选委员会申请设立合格外国律师事务所，或者与马来西亚律师事务所合作。只有来自认可的司法管辖区的外国律师才可申请在合格外国律师事务所、国际合作或马来西亚律师事务所工作。该外国律师每年在马来西亚的居住时间不得少于182天。以“飞进和飞出”（Fly-in Fly-out）为基础，在马来西亚提供法律服务的外国律师应遵守《1976年法律职业法》（第166号法）第37（2B）（b）节的规定。需要注意的是，外国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在沙巴州和砂拉越州执业。^[74]

（二）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法律规定，在该国执业的律师必须是印尼公民，且毕业于印尼的法律院校或其他印尼承认的院校，这意味着，外国人只有取得印尼国籍后才能在该国成为执业律师。外国律师在印尼只能从事法律咨询服务，并需要得到印尼司法及人权部的批准。外国律师事务所必须和印尼律师事务所建立合作关系，才有可能进入印尼市场。^[75]

（三）泰国

泰国不允许外国律师从事与泰国法律相关的事务，外国律师不能在泰国法院出庭。外国律师事务所不能在泰国设立分支机构，只能以办事处的形式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外国律师事务所可以与泰国律师事务所建立合作，但只能隶属于泰国律师事务所，而且所占股权不得超过49%。^[76]

（四）越南

外国律师事务所在越南可以提供法律咨询以及其他法律服务，但具有一定条件限制，如外国律师事务所提供有关越南法律的咨询必须雇佣越南律师，或者该律师事务所的外国律师必须获得越南颁发的法律执业证书、越南大学的法学学位以及越南颁发的从事越南法律咨询的合格证书。此外，外国律师以及外国律师事务所雇佣的越南律师不能在越南法院参与诉讼程序。^[77]

（五）菲律宾

菲律宾也不允许外资或外国公民在该国从事律师、医药、会计等专业服务。^[78]

本章通过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域文化、不同制度环境的国家和地区作系统的研究，发现它们法律服务市场对外开放的时间虽然各有早晚，幅度也大小不一，但是基本上都秉持循序渐进、慎重稳妥的原则，一般不会贸然过多降低或完全撤销其涉外法律服务市场的准入门槛，这主要是因为法律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不仅会对本国法律服务行业产生巨大冲击，还会对国家的主权、政治、社会等方面造成很大的影响。

【注释】

[1]See Robert Millard，Colonising London：The USlaw firms that are conquering the London legal market，5th January 2016，mollercentre：https：／／www．mollercentre.co.uk／insights／colonising-london／.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5月4日。

[2]［日］川村明：“二十一世纪的律师国际化和WTO、OECD的律师服务自由化”，鲍荣振译，载《中国律师》1997年第8期。

[3]参见徐国忠编著：《中国律师制度与实务》，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4]参见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0）》，第165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2）》，第174～175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3）》，第113页。

[5]参见WTO网站，http：／／tsdb.wto.org／simplesearch.aspx.

[6]See Documents of GATT，The Uruguary Round Schedule of Specific Commitment，WTO Website：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FE_Search／FE_S_S006.aspx？Query＝（＠Symbol＝%20gats／sc／*）%20and%20（%20＠Title＝%20united%20states%20）%20or%20（＠CountryConcerned＝%20united%20states）＆Language＝ENGLISH＆Context＝FomerScriptedSearch＆languageUIChanged＝true＃.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9月19日。

[7]See Sydney M.Cone，International Trade in Legal Services：Regulation of Lawyers and Firms in Global Services，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6，Chapter 4.参见贾午光、何敏：“国际法律服务业的发展趋势与中国法律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第4期。

[8]See Laurel S.Terry，Admitting Foreign-Trained Lawyers in States Other than New York：Why It Matters，Bar Examiner，Vol.83，No.4，2014，pp.38-49.

[9]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493-709，http：／／www．ibanet.org／PPID／Constituent／Bar_Issues_Commission／BIC_ITILS_Committee／The_Regulation_of_International_Legal_Services.aspx.

[10]卢成燕：《国际律师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

[11]参见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2）》，第174～175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3）》，第113页。

[12]参见［韩］罗胜福：“中国开放法律服务市场之我见”，载《中国律师》2001年第1期。

[13]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t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92-135.

[14]参见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9）》，第102～103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0）》，第120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1）》，第127页。

[15]参见洪亮：“浅谈德国律师制度”，载《上海律师》2012年第11期。

[16]参见卢成燕：“论欧盟律师服务贸易自由化”，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17]参见卢成燕：“论欧盟律师服务贸易自由化”，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18]参见李可：“GATS框架下粤港澳法律服务自由化问题浅析”，载《澳门法学》2013年第1期。

[19]参见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9）》，第196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0）》，第239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1）》，第235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2）》，第255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3）》，第187页。

[20]本部分主要介绍的是英格兰及威尔士的法律服务市场开放状况。需要说明的是，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离欧盟。鉴于本书写作过程中，它尚属于欧盟成员国，所以本部分仍将它放在“欧盟”框架下。

[21]参见王进喜：“美国律师业：历史与现状”，载《中国律师》2005年第9期。

[22]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481.

[23]参见刘振宇：“考察英国法律服务市场对我国入世后律师业发展的思考”，载《当代法学》2002年第1期。

[24]参见卢成燕：《国际律师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135页。

[25]欧洲经济区成员包括欧盟成员国、挪威、冰岛和列支敦士登。

[26]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480-482.

[27]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482-484.

[28]参见王江：“德国法律服务业开放的管窥和启示”，载《德国研究》2001年第3期。

[29]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201-204.

[30]See Gesetzüber außergerichtliche Rechtsdienstleistungen（Rechtsdienstleistungsgesetz-RDG）.

[31]See Gesetzüber die Tätigkeit europäischer Rechtsanwälte in Deutschland（EuRAG）.

[32]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203-205.

[33]参见卢成燕：《国际律师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138页。(www.xing528.com)

[34]See IBA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190-196.参见阎兰：“一个参照：法国法律服务市场的开放”，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第2期。

[35]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190-196.

[36]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190-196.

[37]［日］川村明：“二十一世纪的律师国际化和WTO、OECD的律师服务自由化”，鲍荣振译，载《中国律师》1997年第8期。

[38]参见［日］江口拓哉：“日本法律服务市场开放状况”，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第2期。裘索：《日本国律师制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157页。

[39]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256.

[40]参见裘索：《日本国律师制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157页。

[41]See Sydney M.Cone，International Trade in Legal Services：Regulation of Lawyers and Firms in Global Services，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6，13.3.2.

[42]参见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3）》，第209页。

[43]参见“便于执业修改外国律师特别措施法”，载《日本东方新报》2019年10月19日报道：http：／／www．livejapan.cn／home／home_headLines／20191019／2266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9月8日。

[44]参见李可：“GATS框架下粤港澳法律服务自由化问题浅析”，载《澳门法学》2013年第1期。

[45]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255-256.

[46]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257-258.

[47]See 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257.

[48]参见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0）》，第264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1）》，第255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2）》，第280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3）》，第209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4）》，第160页。

[49]参见裘索：《日本国律师制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50]参见鲍荣振、熊琳：“日本涉外律师的竞争形势”，载《中国律师》1999年第5期。

[51]参见［韩］罗胜福：“中国开放法律服务市场之我见”，载《中国律师》2001年第1期。

[52]参见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6）》，第81～82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9）》，第87页。

[53]参见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8）》，第74页。

[54]参见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0）》，第104～105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1）》，第111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2）》，第132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3）》，第73～74页。

[55]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381-383.

[56]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400-406.

[57]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390-395.

[58]参见“俄罗斯法律服务市场改革年底收官 俄罗斯联邦律师协会或将一统江湖”，载http：／／www．chinaruslaw.com／CN／LawsuitArbitrate／004／20151210161448_675792.htm，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9月20日。

[59]参见程幽燕：“印度法律制度和律师制度”，载《中国律师》2015年第12期。

[60]参见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9）》，第240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0）》，第290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1）》，第282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2）》，第315～316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3）》，第242页。

[61]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233-234.

[62]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76-79.

[63]参见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6）》，第225页。

[64]参见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1）》，第262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2）》，第290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3）》，第220页。

[65]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459-462.

[66]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173-176.

[67]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396-399.

[68]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263-266.

[69]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474-477.

[70]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65-69.

[71]参见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5）》，第99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6）》，第109页。

[72]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304-308.

[73]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马来西亚》（2019年版），第38～39页，载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malaixiya.pdf，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9月20日。

[74]附件1《马来西亚减让表》，载http：／／www．caitec.org.cn／upfiles／file／2017／4／0b8cf14d-eab2-452d-8e1b-3cedd5e4982b.pdf，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9月20日。

[75]参见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5）》，第243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9）》，第253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1）》，第300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2）》，第332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3）》，第257页。

[76]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IBA Global Regulation and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Report 2014”，pp.451-453.参见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5）》，第209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6）》，第215页。

[77]参见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6）》，第261页。

[78]参见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6）》，第61页；《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9）》，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