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保加利亚悄然探索的经验

保加利亚前领导人托多尔·日夫科夫说，他1987年5月在北京会见邓小平时，邓小平曾对他说：“日夫科夫同志，我们知道你们在悄悄地进行改革。”邓小平的这个“悄悄地”用得极为准确，因为就连日夫科夫自己也承认：“我国人民没有卷进注定要失败的、实质上是毫无希望的冒险。”

早从20世纪50年代起，保加利亚就开始尝试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前，始终未能解决经济管理过分集中、企业的主动性受到束缚的问题。因此，保加利亚在经过几年的试点以后，从1979年开始，逐步在物质生产部门实行新经济体制。新体制的主要内容是扩大企业、集体农场的自主权，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

扩大自主权包括哪些具体措施呢？

首先，规定了编制计划的新方法，大大减少了国家下达的指令性指标。这种新方法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过程结合起来，体现了民主的原则。先由国家计委制订控制数字，并且由政府各部根据各经济组织的具体条件向下分配。然后，各基层生产单位由领导人和专家组成小组，发动群众讨论，通过挖潜革新，制订本单位的实施计划。各单位将实施计划逐级上报，由国家计委汇总、平衡，再由国民议会批准。

关于减少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有个形象的说法，叫作“24减20和16减8”。这是一个农工联合体主席说的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农工联合体在实行新体制前必须接受国家下达的24种指标，每种又分成若干项，就连种植结构、单产、劳动生产率也都规定得很死。实行新体制以后，24种指标减掉了20种，只剩下4种，这4种就是：1.义务交售的实物量；2.出口外汇收入和进口限额；3.上缴国家预算额；4.原料、材料、机器设备的供应限额。上面的第一种指标，也就是义务交售的实物量，原来分16项，后来减了8项，只剩下8项。这就大大减少了烦琐的计划环节。

新体制的核心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也就是说，新体制使企业有了更大的财权，也有了更重的责任。按规定，经济组织的折旧费不必全部上交，其中用于大修的全部折旧费和20%的更新设备折旧费由自己掌握。如果完成了国家计划，经济组织有权把相当于净产值5%的利润分别用于扩大再生产、改善集体福利和奖励等。如果超额完成了计划，那么由此而获得的利润，可以有一半归经济组织支配。

实行新体制后，除了个别项目外，国家不再对经济组织实行任何形式的补贴，经济组织只能依靠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来从事各种活动，包括支付工资在内。如果经济组织经营不善，一再亏本，只能宣布倒闭，合并到其他单位中去。(www.xing528.com)

由于实行了新经济体制和其他一系列政策，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效率，取得了更好的经济效果，对改善国民经济状况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保加利亚的经济并不是没有问题了，用保加利亚领导人自己的话说，本国经济的发展也还存在着严重的困难。

困难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发展速度逐年减慢。在从1949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保加利亚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递增10.7%，到1976—1980年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平均增长率下降为5.8%。另外，第七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的增长计划也没有完成。农业产值原计划增长24%，结果只增长了12%。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本国资源贫乏，进口又有困难。例如，保加利亚年产原油还不到100万吨，而光是黑海之滨的布尔加斯石油联合企业的加工能力就有1400万吨。保加利亚每年进口的原油90%以上来自苏联，其余部分需要用外汇到第三世界购买。

同时，保加利亚的国内市场也十分有限，国民收入的70%以上是通过对外贸易来实现的，其中同苏联的贸易占50%以上。由于本国设备大多已经过时，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因而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产品质量常常受到外国用户的埋怨，向西方国家出口就更困难了。

针对这种情况，从70年代起，保加利亚就把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作为发展经济的战略任务，并且为此调整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规定在1980—1985年的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只增长25%，工业产值只增长30%，都低于上个五年计划的实际增长速度。

当然，降低发展速度并不意味着倒退。保加利亚领导人说，由于现有基础比较雄厚，即使放慢速度，该国也有可能用10年时间“建成又一个保加利亚”，也就是使国民收入再翻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