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小康之家：从果菜园到幸福生活

“果菜园”——这是20世纪50-60年代世人对生产力落后的保加利亚的称呼；“小康之家”——到了80年代，世人改用它来比喻保加利亚生产力的发展。

1944年解放以前，保加利亚是欧洲最落后的农业国之一。人扛铁锄、马拉木犁，生产力十分低下。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1980年，国民收入比1944年增长了10.4倍，农业产值增长了1.7倍，工业产值增长了70倍，而人口只增长了40%。过去不能保证粮食自给的农业，现在可以“供养一个半保加利亚”。仅在1970—1980年的10年间，保加利亚的国民生产总值就翻了一番，居民的实际收入也随之增长了45%。由此，保加利亚工农业的比重也从22∶78，变成84∶16，工业产品在出口中已经占到70%。

保加利亚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仍需要把时间点锁定在20世纪80年代，并着重指出如下诸点。

一、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

在社会主义年代，以托多尔·日夫科夫为首的保加利亚领导人始终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保加利亚的奋斗目标是“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

与此同时，保加利亚根据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需要，对经济体制进行了3次重大的改革：（1）1956年旨在“消除国民经济领导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改革；（2）1970年全面推行“把利润作为发展经济的杠杆”的改革；（3）1981年全面推行“以完善劳动组织、扩大经济单位的权利和责任为中心”的“新机制”。经过改革，保加利亚经济渐渐越出了苏联模式，有了自己的特点。

二、国内政局稳定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保加利亚没有搞过任何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国内政局也未出现过大的动荡。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的事变之后，西方媒体普遍认为，保加利亚政局在东欧国家中要算是最稳定的。

早在50年代后期，保加利亚就根据本国阶级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主要成员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而且这三种人正在相互融合。同时，保加利亚承认在国内还有阶级斗争，但由于“剥削阶级已被消灭”，这种斗争一般是非对抗性的。要克服社会中的阴暗面，必须先克服产生阴暗面的经济原因，即发展生产力，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在保共内部也不是没有斗争，但他们采取了避免把人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例如，1966年，日夫科夫曾先后把党内第二把手格里戈罗夫和维尔切夫搞下台去，但两次都没有采用揭发、批判一类大事张扬的做法，甚至也不向老百姓说明原因。对于格里戈罗夫，后来又让他出使驻英大使，接着又把他提升为国务委员会副主席。

三、重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专业化

为了适应新时期的新任务的需要，保加利亚不仅在解放初期对原有干部进行培训，要求他们“必须懂得技术”，而且此后一直重视更新干部队伍，逐步实现了干部的年轻化和知识化。80年代，保加利亚除党政军第一把手年事较高（64岁至72岁）外，一般都比较年轻。据初步计算，当时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为59岁，中央书记处成员平均为57岁，部长会议主席、副主席平均为53岁，而一半以上的州委书记在45岁以下。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姆拉德诺夫1971年任此职时仅27岁。州委书记中83%的人具有高等和中等文化程度，而这部分人中67%是工程师、技术员、经济学家和农艺师。(www.xing528.com)

保加利亚政府很重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政府每年把国民收入的5%用于科学研究。科研费用增长的速度总是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保加利亚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受到双重鼓励。他们和工人、农民具有同样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物质待遇同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和职称完全一致。一个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后的最低工资，等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几年以后，获得学位称号，就相应地增加工资。大学助教和助理研究员的工资比全国职工平均工资高40%-70%，大学教授或一级研究员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3.1倍。除基本工资以外，知识分子还享有各种补贴，如科研补贴、实验补贴、工龄补贴等，发明还有奖金。

在党内一大批反法西斯老战士中，只有极少数仍在党和国家最高机构中任职，多数改做力所能及的工作。退休老干部生活待遇较高，有的被授予各种勋章和光荣称号。节假日，党和政府邀请他们参加有关活动。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其中多数人自愿参加一些社会工作或撰写回忆录。

四、发展国际合作

保加利亚国力有限，资源贫乏，国民收入的70%以上需要通过对外贸易来实现。因此，发展国际合作，便成为保加利亚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保加利亚认为，它参加经互会的活动“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生产对原料机器和设备的需要”，“能为销售产品保证稳定而有计划的市场”。在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如果单从经济角度考虑，保加利亚从保苏关系中是受益的。至80年代，保加利亚利用从苏联得到的60亿卢布的低息贷款和技术，建成了300个大型项目，这些项目占该国工业生产能力的80%。保加利亚进口的原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钢锭、电力、印刷纸等的全部或90%以上来自苏联，保加利亚出口的工业产品也大部分销往苏联，保苏贸易占保加利亚对外贸易额的50%以上。

但是，保加利亚在经济建设上也并非完全听命于苏联。例如，苏联要保加利亚少搞工业，多搞农业，发展成为“果菜园”，保加利亚没有照办。事实证明，80年代同60年代相比，保加利亚向苏联提供的鲜菜减少了30%以上，鲜果则减少了一半。日夫科夫还在讲话中一再埋怨进口原料涨价、农产品出口价格太低。

在同西方的关系上，70年代以后，保加利亚明显地采取了多方寻求出路的方针。它一方面继续跟着苏联攻击西方，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地同西方发展关系，捞取经济实惠。1970—1980年，保加利亚同西方的贸易额增长了2倍，其中同前联邦德国的贸易额增长了3倍。同期，保加利亚同西方国家签订了约50项长期生产、科技和贸易合作协定以及近20项工业协作协定。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发生了变化。

保加利亚大小城镇的居民都有傍晚散步的习惯。60年代，人们下班后都要换上整齐的服装，然后合家出去逛公园，溜马路。到了80年代，散步的习惯未变，但衣冠楚楚者却显著减少了。夏季，有的姑娘索性穿着印花背心上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纺织品的供应紧张。因为在1965年到1980年期间，每人每年平均消费的毛料已由3.2平方米增加到了4.6平方米，棉布则由19.8平方米增加到25.9平方米。保加利亚人自己是这样解释的：60年代，人们在经济上还不太宽裕，便约定俗成地把衣服、鞋子等作为衡量贫富的标准，因而总想使自己在穿着上不要显得太寒酸；而到了80年代，吃穿已不成问题，大家自然觉得无需在穿戴上“比赛”，而力求方便、舒适了。

除衣着外，在食、住、行等生活的其他方面也相应得到提高。1965—1980年，每人年平均年消费的肉类由39.6公斤增加到61.2公斤，蛋类由100个增加到200个；人均住房面积由10平方米增加到15.3平方米，每100户拥有的小汽车也由2辆增加到29辆。

当然，外国游客此时徜徉在索非亚翠色盖顶的街道上，既难见到珠光宝气的奢华，也难发现衣着褴褛的窘状。因此，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便作了这样的描绘：“商店比比皆是，橱窗里琳琅满目，品种齐全。但是，高档消费品往往一售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