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夫科夫与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评价有异议

1987年5月，日夫科夫第一次率领保加利亚党政代表团访华时，表示希望“中苏关系中那些悲剧性的事实和事件尽快结束”，“翻开中保关系中新的一页”，“回到我们两国关系的最初时期”，“把我们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双边关系提高到一个新水平”。5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日夫科夫时说，“过去，我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犯过左倾错误”，“我们应该向前看”。日夫科夫则强调说，“我很高兴看到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过去建立的合作与兄弟良好关系将得到恢复”。邓小平还敏锐地说：“日夫科夫同志，我们知道你们在悄悄地进行改革。”日夫科夫听了十分得意。

随行的保加利亚外交部部长佩特尔·姆拉德诺夫在其回忆录中谈到这次访问时指出，宾主双方都高兴地看到，“我们关系中一个复杂的、在很大程度上令人难以理解的时期已经结束了”，双方关系正在“平等和互利合作的基础上”揭开新的一页。对保加利亚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那段不愉快的历史也成为过去，中保传统友好关系得到修复，并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87年5月11日，日夫科夫结束访问中国，顺访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汇报他的访华印象。双方在会谈中主要谈到三个问题^[2]：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国；第二个问题，关于改革和当前保加利亚和苏联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第三个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大家庭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和即将召开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问题。

关于中国问题，日夫科夫介绍了他访问中国和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情况。戈尔巴乔夫祝贺日夫科夫个人和保共为发展对华关系，并使保中关系正常化做出了贡献。这对于巩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表示，苏联共产党充分理解兄弟国家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

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重点谈到下面几个问题：(www.xing528.com)

第一，支持日夫科夫得出的结论，应该对中国在地区、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及在世界上的作用有新的理解。必须认真关注这个国家今后的发展，这对苏保两国、对社会主义大家庭都特别有益。他还指出，需要对中国的状况及其在世界上的作用进行全面的分析。

第二，戈尔巴乔夫同意日夫科夫的看法：中国将积蓄越来越多的力量前进，尽管有不少困难，但意义重大。中国会在国际关系中和世界上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接着，他详细谈到应该同中国建立的关系。（1）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是伟大的，一个国家疆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寡不是衡量伟大的唯一标准。他指出，由此我们认为，同中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是可能的。我们对中国没有任何隐瞒秘密的想法，我们的立场是公开而又明确的。（2）苏共和苏联不希望回到过去。苏联不想使中国成为自己的“小兄弟”。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新的关系。（3）应该加速发展同中国的关系。现在，我们正在想能做点什么。具体来说，苏中之间的贸易已经落后了。（4）与此同时，中国会加入什么样的同盟，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不得不令我们担忧。（5）中国将放慢发展同苏联的政治关系，因为该国需要西方的技术。（6）我们不着急。我们的政策是平稳的。我们将鼓励发展联系与合作。我们关注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到巩固。

日夫科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当他介绍到中国把市场机制同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可以保证国家的经济繁荣时，戈尔巴乔夫听得有点不耐烦，他说：“我们的大使馆报来的材料说，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下个世纪要成为最伟大国家的任务，您应该从这里谈起。”总之，日夫科夫感到，戈尔巴乔夫对他赶在苏联人之前去访问他们的“竞争对手”内心不快。所以，当日夫科夫在按事先约好的钟点到达克里姆林宫时，竟在走廊里足足等了三十多分钟。日夫科夫觉得这种“怠慢”是对他的不恭。

其实，日夫科夫访华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为中苏关系尽快正常化牵线搭桥。所以，他在同邓小平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的会谈中，都主动请求中国领导人就中苏关系问题发表意见。他说：“我想坦率地说，需要找到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方式，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中国领导人则明确表示：“我们想同苏联关系实现正常化。我们这方面没有障碍。”日夫科夫没有想到，他向戈尔巴乔夫如实汇报了情况，戈尔巴乔夫却表现出如此冷漠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