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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冲突:历史必然与国家利益之争

时间:2023-07-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冷战”期间披露的南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来往的信件和“冷战”后解密的档案来看,苏南冲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战后初期,南苏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产生了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尤斯塔公司的总经理,一位苏联公民,竟然把直接属于南斯拉夫政权机关的职能攫为己有。苏南两党和两国在上述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理应通过协商妥善解决。

苏南冲突:历史必然与国家利益之争

从“冷战”期间披露的南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来往的信件和“冷战”后解密的档案来看,苏南冲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既有南共与联共(布)之间的历史积怨,又有战后初期两国交往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困难。总起来说,“冷战”开始后,南斯拉夫的所作所为同苏联要控制东欧国家的战略意图格格不入。

二战”期间,苏联比较看重的是它与南斯拉夫在伦敦的流亡政府的关系,它先是反对南共创建带有自己色彩的政权组织,后又要求建立包括流亡政府成员在内的联合政府

战后初期,南苏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产生了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南共中央前宣传部负责人德迪耶尔在《苏南冲突经历》一书中谈到当时的两国关系时,使用了《冲突的核心:经济关系》《争夺南斯拉夫原料》《对我国经济的全面垄断》等小标题。他举例说:

南斯拉夫在贝尔格莱德近郊为(苏联)尤斯塔公司兴建了一个机场,估价为3.15亿第纳尔,而预先计算的兴建费用为此数的20倍。……尤斯塔公司的总经理,一位苏联公民,竟然把直接属于南斯拉夫政权机关的职能攫为己有。他违反协议,把机场上的几乎所有设施,把全部联络和导航设备占为尤斯塔公司所有,这样一来,他就攫取了南斯拉夫全部航空事业的控制权。然而,根据协议,尤斯塔公司只享有从商业的角度使用机场的权利。由此而使它有可能对南斯拉夫的民航事业完全发号施令。它甚至停止向东道国当局报告外国飞机起降情况,因此,尤斯塔公司就成了某种太上皇。

在贸易问题上,南共认为苏联不是真心帮助它实现工业化,而是想控制它的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在苏联军事专家和经济专家的待遇问题上,南方要求苏方降低苏联专家的报酬或减少专家人数,苏方则抱怨南方对苏联专家不够信任。在南共党内和南斯拉夫国内问题上,联共(布)在大范围内对南共进行指责,包括指责南共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忽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决定性力量,过高估计南斯拉夫在发展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过低估计农村阶级斗争和富农的危险,对共产党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采取了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的态度。

苏南两党和两国在上述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理应通过协商妥善解决。那么,苏方为何要撕破脸皮,大打出手,要把南共革出教门呢?

原来,在“冷战”开始后,南共在一系列问题上特立独行,不与苏共协商,这使联共(布)和苏联大为光火。导火索是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酝酿成立“巴尔干联邦”。美国作家查·麦克维克在《铁托主义:国际共产党的榜样》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巴尔干)联邦”问题是苏联向南斯拉夫“发动总攻击的第一炮”。

早在19世纪初,巴尔干半岛上的南部斯拉夫民族为了抵御欧洲列强的侵略、扩张和奴役,就产生了建立巴尔干联邦的思想。“二战”后,南共和保共领导人再次提出了这一问题。他们试图先组建南保联邦,而后再组建巴尔干联邦。当然,双方始终未能就此达成一致,主要原因是南斯拉夫是由6个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制国家,而保加利亚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前者主张建立6+1的单一联邦,后者则坚持组建一个1+1的双重联邦。

起初,苏联为了在战后使保加利亚摆脱英美的控制,努力促成南保两国建立联邦,并在联邦的形式上支持保加利亚。为此,南保两国在1945—1946年进行了多次谈判和协商。1947年11月,铁托在访问保加利亚时称:“许多人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联邦,但我们正创立的是一个关系更密切、范围更广泛的联盟,至于联邦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

1948年1月18日,季米特洛夫布加勒斯特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提问时说:“联邦或邦联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还不成熟。它还没有列入目前的议事日程,因此,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在会上讨论的题目。当这个问题成熟的时候(成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等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将和希腊一起解决它。”他还说:“一俟建立这样的联邦或邦联,我们的人民不会去问帝国主义,也不会考虑帝国主义的反对,我们将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从其他国家人民和他们所必需的国际合作的利益出发,自己来解决问题。”

然而,在美国加紧向欧洲渗透,特别是在提出“马歇尔计划”后,苏联突然变脸了。它先是对南保联合表示冷淡,后来又对两国的我行我素感到愤懑。

据沈志华编著的《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1948年1月24日,“索非亚便收到了莫斯科发来的一封含有严厉斥责内容的密电,批评季米特洛夫的行为‘对新的民主国家有害无益,使英美更容易反对这些国家’”。1月28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述评,表示绝不赞成季米特洛夫在联邦问题上的观点。文章说:“这些国家不需要很成问题的和虚构的联邦或邦联,也不需要关税联盟,而是需要像九国共产党众所周知的宣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通过动员和组织内部的人民民主力量来加强和捍卫自己的独立和主权。”

面对来自苏联的压力,季米特洛夫立即以声明、讲话等方式,表示接受苏联的批评,并保证保加利亚与苏联的立场完全一致。

但是,南斯拉夫非但没有及时“认错”,反而做了让苏联更为担心的事情。1948年1月19日,铁托背着苏联,借口存在希腊在英美支持下入侵阿尔巴尼亚的危机,建议霍查允许南斯拉夫派一个师进驻阿尔巴尼亚南部的一个基地。对此,苏联火冒三丈。

2月10日,联共(布)、南共和保共3党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联共(布)方面出席的除斯大林外,还有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人。南共由卡德尔任团长,铁托没有出席。保共团长是季米特洛夫。在3个小时的会谈中,斯大林态度严厉,怒容满面,时常粗暴地打断南、保两国领导人的讲话,致使他们无法明确和连贯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会谈过程中,联共(布)领导人集中指责南、保两国签订条约、发表关于东欧国家建立联邦的声明和南向阿派驻军队这3个问题,说南、保犯了原则性和政治性的错误,声称南、保两国在采取这些行动前没有预先征得苏联政府的同意,从而违背了共产党情报局波兰会议形成的互相协商、统一行动的决定。斯大林要求南、保两国在会谈后分别同苏联签署一份关于在对外政策上必须经过双方协商的文件。卡德尔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当他看到文件上写着“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商定,将就所有对外政策问题进行磋商”时,感到“整个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也因此受到凌辱和伤害”,盛怒之下,他将名字有意错签在莫洛托夫该签的地方。

接着,事态急转直下,这从南通社记者2月12日发自巴黎的如下报道可见一斑:

今天的《费加罗报》以《布加勒斯特的橱窗取下铁托的相片》为题,刊登了该报记者发自维也纳的一则消息:

据来自布加勒斯特的消息称,罗马尼亚共产党下令从南斯拉夫政府首脑的相片同斯大林元帅、季米特洛夫和格罗查的相片陈列在一起的所有橱窗中,拿掉铁托元帅的相片。布加勒斯特流传有关铁托元帅的形形色色的流言,铁托的地位现在看来并不像人们一般以为的那样稳固。他似乎已失去了莫斯科的信任。

由于一些亲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这年年初曾向苏联提出要南斯拉夫出兵和阿南合并的想法,因此,铁托不肯对苏联妥协。3月1日,南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铁托在会上指出,南苏关系已走进死胡同,因为苏联认为,南保建立联邦是“特洛伊木马计”。斯大林在得知这次会议的情况后,认为南斯拉夫决意对抗莫斯科,有可能在东欧产生骨牌效应,引起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因而决定把苏南冲突国际化。首先,斯大林把他和莫洛托夫1948年3月27日就苏南关系若干问题所写的信函转发给了东欧其他7国共产党。这封信说:

我们知道,南斯拉夫领导同志中间流传着反苏言论,例如说“联共(布)在蜕化变质”,“在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盛行”,“苏联想从经济上把南斯拉夫占为己有”,“共产党情报局是联共(布)制服其他党的工具”,等等。这些反苏言论通常还用左的词句加以掩饰,说什么“社会主义在苏联已不再是革命的了”,“只有南斯拉夫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真正的体现者”。

在南共的生活感觉不到党内民主。党的中央委员会大部分不是选举产生,而是遴选的。党内不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或者几乎不展开。富有特征的是,党负责干部问题的书记是国家安全部长,换言之,党的干部被置于国家安全部长的监视之下。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感觉不到阶级斗争政策的精神。农村以及城市里的资本主义成分正在全力增长,而党的领导没有采取措施来限制资本主义成分。

接着,南共中央收到了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信,它们在这些信中表示赞同联共(布)中央的立场及其3月27日的信。(www.xing528.com)

4月12-13日,铁托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南共中央全会。卡德尔在会上发言说:“南斯拉夫是在大战中以自己的军队差不多解放了自己全部国土的国家。……让我们看看战后三年我们所完成的事业吧……我们已经证明,我们党能够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将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而不是忠于它的词句。”

4月13日,铁托和卡德尔代表南共中央,联名签署了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该信说:“我们研究过苏维埃制度并把它作为范例,但是,我们正在我们的国家以略微不同的形式发展社会主义”,“我们打算用最好的形式来实现社会主义”。该信还指出,南斯拉夫领导人“一直不惜困苦和牺牲,不断在南斯拉夫人民群众中传播关于苏联的真理,培植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爱戴”,建议苏联派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解除“对南共的诬告”,以期两党、两国达到真诚的和解。

5月4日,联共(布)又写给南共中央一封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名的长信,全面描述苏南分歧并严厉指责南共。南共认为,“就这封信书写的方式而论,是一份字斟句酌的起诉书”。该信最后说: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来信中建议派一名联共(布)中央代表到南斯拉夫弄清苏南分歧问题。我们认为这一途径是不正确的,因为要谈论的不是核实个别事实的问题,而是原则性的问题。众所周知,苏南分歧问题已转达给九国共产党中央,他们有自己的情报局。不让其他党参与这件事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建议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上研究这个问题。

东欧的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共产党或工人党,西欧的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在4月中旬或5月初先后通过决议,同意苏联对南共的指责。

5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信通知铁托:“联共(布)中央建议6月上半月,大约6月8日至10日,召开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以讨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现状问题。”5月19日,联共(布)代表麦谢托夫在贝尔格莱德把这封信面交给了铁托。铁托对麦谢托夫说:“不,我不去。我们是被告,邀请我们上被告席,而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5月20日,南共中央再次开会,决定不接受情报局会议邀请。当日,铁托在致苏斯洛夫的信中,将这一决定告诉了苏方。南共中央在一项声明中说:

南共中央委员会一向乐意参加情报局的工作。但是,鉴于送给我们的情报局议事日程,其内容是解决联共(布)中央和南共中央之间的分歧问题,南共中央不接受这个议程,因此不能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

两天以后,莫斯科又送来一封长信,说是南共拒绝派代表参加情报局会议是“转向民族主义立场”。

1948年5月25日是铁托的56岁生日,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领导人未按惯例发来贺电,只有季米特洛夫发来一份简短的电报:“在你生日之际,谨致兄弟般的祝贺并表达最美好的愿望。”

6月28日,“共产党情报局”的会议在布加勒斯特附近当年的王宫里,在地下的一座并不大的、密不透风的会议厅里举行。会议在南共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这个决议由日丹诺夫起草,并经过斯大林的审阅和修改。决议指责南共与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处于对立地位。在讨论这个决议时,日丹诺夫说:“我们有材料表明,铁托是帝国主义的间谍!”

6月29日,英国《泰晤士报》写道:“很难设想,现在治理着南斯拉夫的那些人还能继续掌权……”《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杂志主编尤金在离开贝尔格莱德时则说:“你们连3个星期都坚持不了。你们不让步的话,西方帝国主义会把你们吞掉。”

就在当天,铁托主持的南共中央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对南攻击的答复。文件长达8页,逐点批驳了情报局的指责,指出这种指责是以不确切的、没有根据的断言为依据的,是试图在国内外诋毁南共的威信,在国内和国际工人运动中、在群众中引起混乱,是试图削弱南共的团结和它的领导作用。当天晚上,南共《战斗报》刊登了南共的这一答复,同时还刊登了情报局的决议全文。其后,铁托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应该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是非,而不是用空话来粉碎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不实之词和诽谤。”

1952年11月1-7日,南共在萨格勒布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铁托在大会的第二天作了政治报告。他说:

苏联早在战前、战争期间,特别是自(1943年)德黑兰会议以来,就不仅放弃了保卫小国主权的政策,而且放弃了尊重小国主权、尊重小国人民意愿的政策。苏联为什么要这么干?它这么干是因为它出卖了社会主义原则,走上了老沙皇俄国的道路、大俄罗斯国家利益的道路、实现这些利益的帝国主义方法的道路,并竭力用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来掩饰这一点。……

苏联奉行这样的非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的原因何在?原因在于苏联的现实,在于这个国家的整个内部结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苏联在内部发展中早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走上了迄今闻所未闻的官僚制度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官僚主义在苏联成了目标本身。它愈来愈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剥削者势力,这股势力不仅阻碍革命和革命思想的任何进一步发展,而且逐步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愈来愈具有反革命的性质。

这场冲突险些导致战争。起初,莫斯科指望南共内部的“健康力量”能把铁托搞下台。当这种努力落空后,莫斯科决定从南斯拉夫周边全线向其施加军事和政治压力,使冲突公开化、军事化。

1956年以后陆续披露的材料显示,苏联当时打算从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三个方面进攻南斯拉夫。苏军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军队共同采取行动。

预计行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南斯拉夫境内制造大规模动乱,特别要在反政府力量最强大的城市和企业作乱;第二阶段建立临时国家机构,人选是南斯拉夫不同政见者以及南斯拉夫边境地区的国内反对派代表;第三阶段,由临时国家机构以“起义者”的名义要求邻国共产党政府(如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政府)帮忙。待“起义政府”得到东欧盟国承认后,宣布推翻铁托政权,建立亲苏政府。

然而,当西方确信苏联的意图后,美国、英国和西欧国家开始公开支持南斯拉夫,向其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1949年秋季,尽管苏联竭力反对,联合国还是讨论了南斯拉夫问题,从而使南斯拉夫在国际上获得了支持。苏联迫于形势不得不放弃使用武力推翻铁托的计划。

在意识到不可能进攻南斯拉夫以后,斯大林和他的亲信策划了多次刺杀铁托的行动,但都以失败告终。苏联过高地估计了南斯拉夫境内的亲苏力量和反铁托的势力,在还来不及调整计划的时候,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朝鲜战争打响了,南斯拉夫与美国和西方国家频繁接触,得到了可靠的军事、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它还与希腊和土耳其签定了巴尔干公约。1953年斯大林作古,一场针对南斯拉夫的战争引而未发,一切反对南斯拉夫的计划变成了一纸空文。苏联无奈,铁托却死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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