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亚的战后重建与国王

一场大战之后的保加利亚满目疮痍。赔款和割地、饥饿和贫困，使这个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

当时，一些老的资产阶级政党纷纷解体、重组，而新的政党日益活跃。1919年成立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参加了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以从事革命和武装斗争为己任；而在农村具有广泛影响的农民联盟已有20年的建党历史，其领导人是强有力的亚历山大•斯坦姆鲍利斯基（1879—1923）。

斯坦姆鲍利斯基是巴尔干地区著名的民主派、改革家和共和主义者。他曾在国民议会讲坛上怒斥斐迪南国王及其好战政策说：“你们原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而宣战，但是现在，你们却谋求征服别国领土，而不考虑这些国家居民的愿望。在执行这项征服政策时，你们犯下了一系列无法辩解的暴行，从而在巴尔干各国人民中播下了无休无止的动乱和冲突的种子。”他还赞扬俄国十月革命说：“我认为，十月革命是一种必然……这次革命犹如深秋牧人在高山牧场点燃的一场大火，它烧掉了杂草荆棘，迎来的是来年的茂盛青草。”

斯坦姆鲍利斯基作为1919年11月以农民联盟为主的首届联合政府的首相，不得不背负前几届政府和斐迪南国王在参战问题上的致命错误，被迫在“惩罚性”的《诺伊和约》上签字。

农民联盟及其领导人认为，战后的保加利亚形势对该联盟十分有利，于是决定进行新的议会选举。果然，在1920年3月的议会选举中，农民联盟在议会216个席位中占了110席，一举击败各资产阶级政党和保皇党，于5月成立了农民联盟的一党政府（1920年5月—1923年6月）。保加利亚农民政党独立执政，这在整个欧洲政治实践中还是头一次。

农民联盟政府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对保加利亚的内政外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些改革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劳动所有制、农业合作运动、义务劳动和教育。其中，“劳动所有制”是农民联盟农业政策的中心思想，即通过加强立法，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来限制资产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以提高和巩固农业小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实现农民联盟“耕者有其田”的纲领目标，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农民联盟的对外政策，旨在通过谈判和接近的方式，适当“修改”对保加利亚和约的有关条款，使国家摆脱“一战”后的国际孤立地位，奉行不加入任何帝国主义集团和同各国和平合作的方针，尤其是同邻国和欧洲大国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重塑保加利亚的国家形象。

当然，农民联盟也面对许多凶恶的敌人，如“人民同盟”“立宪同盟”“军人同盟”等，这些组织具有半法西斯性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反对农民联盟引导国家和人民“向左转”，反对政府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反对同邻国接近和改善关系。

1922年春季，几个资产阶级政党的遗老遗少求见国王，要求马上解散斯坦姆鲍利斯基政府。国王左右为难，没有立即表态。他既不愿意得罪资产阶级保皇派，又不愿意抛弃农民联盟的领导人。他面带愁容地说：“国内的政治角逐有增无减。它们不是团结一致，共同拯救陷入困境的国家，而是相互倾轧，相互争斗。一个想推翻另一个，但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肩负目前的重担。”

1922年深秋的一天，“立宪同盟”的成员又请求国王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为此，该同盟在古都特尔诺沃召开群众大会，挂出了“打倒政府”的横幅，喊出了“斯坦姆鲍利斯基下台”的口号。农民联盟也组织农民进城，冲击同盟分子的会场。两派群众斗殴，场面十分混乱。国王急电双方，希望平息此事，但这道“谕旨”却不怎么管用。国王的副官卡尔沃夫报告说，农民联盟的人把资产阶级政党的首脑打得鼻青脸肿，还剃掉了他们的胡子。鲍里斯国王听后大发雷霆，厉声叫道：“真是无法无天……我一定要这个政府倒台！”

1923年4月，农民联盟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利用修改选举法的机会，出人意料地再次获得胜利。但是，斯坦姆鲍利斯基被这一胜利冲昏了头脑，产生了盲目自信情绪，提出农民联盟还要执政20年的响亮口号。殊不知，农民联盟越是强大，资产阶级政党，尤其是极右翼政党和组织就越是要加紧聚集，推翻农民联盟的统治。

1923年6月9日，反动军人集团和“人民同盟”等组织发动政变，夺取了首都的要害部门，逮捕了农民联盟政府的成员。保加利亚全国各地面对政变当局的镇压，几乎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斯坦姆鲍利斯基拒绝投降和逃亡国外，便带领少数随从躲进了森林。6月13日，政府军抓到了斯坦姆鲍利斯基，并在次日极其残忍地杀害了年仅44岁的斯坦姆鲍利斯基及其胞弟。

接着，政变当局组成了以索非亚大学亚历山大•仓科夫教授为首的反动政府。保加利亚的农民和工人试图发动一场武装起义，推翻“6·9”政变政府，建立属于工人和农民自己的政权。6月14日，共产国际视6月9日政变为“法西斯政变”，谴责保加利亚共产党没有及时组织武装抵抗，失去了一次夺取政权的大好机会。7月14日，共产国际又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保加利亚事态的发展很可能是欧洲新一轮“革命浪潮”的一部分，于是又电告保共中央，敦促它与农民联盟共同战斗，“反对法西斯政府”。在受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后，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等保共领导人决定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立即组织武装起义。

同年9月中下旬，保加利亚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武装起义。在某些地区，起义者还建立了工农政权。但到9月底，各地起义先后被政府军镇压下去，近5000名起义者被枪杀或绞死，上万名起义者被捕。季米特洛夫等起义领导人流亡国外，并被政府当局缺席判处死刑。保加利亚共产党不能继续合法存在和活动，于同年10月不得不将总部迁往维也纳。这场武装起义失败了，但它在保加利亚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1923年12月3日，鲍里斯国王面对严峻的国内局势，如坐针毡。他在写给远在德国的父亲斐迪南的信中说：“事态发展的后果，对我来说已很清楚：有朝一日，不是对九月事件耿耿于怀的莫斯科，就是死难者的追随者，抑或是国外势力，会把我送到天国。”

20世纪30年代是欧洲法西斯势力接二连三发动政变和独断专行的年代，也是欧洲君主们撕下仁慈的面具，大搞专制、独裁的年代。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也走上了这条危险的道路。

1923年12月9日，鲍里斯身着将军服，走上了国民议会的讲台。这是他登基以来第一次到议会讲话。过去，国王在议会的演讲词都由首相斯坦姆鲍利斯基代为宣读，这次他亲自出马，说明他担心是年6月9日的政变当局把矛头指向他。因此，他必须表示对新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国王的演讲词中有这么一段：“一种非常可怕的、不可思议的东西占据了我们中间一些人的头脑。保加利亚面临陷入兄弟相残的内乱。然而，由于及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尽管令人遗憾，暴动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

1924年1月9日，国民议会通过了《民族保护法》，所有的左翼政党组织，主要是共产党和左翼工会被宣布为非法，它们的活动均被取缔。同时，仓科夫政府作为一届军人政府，大搞“白色恐怖”，于3月16日煞费苦心地炮制了一套国家安全法，禁止一切游行示威活动。具有进步和民主思想的前大臣、议员、社会活动家以及普通劳动者遭到搜捕、迫害和暗杀。

既然有“白色恐怖”，那就有“红色恐怖”与之对抗。尽管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主张进行合法斗争，反对极左冒险行动，但仍有一些党员热衷于搞个人“英雄主义”，用恐怖、暗杀手段来代替群众的革命斗争。仅1925年4月的一个月内，就发生了两起针对国王和政府官员的谋杀案。尤其是4月16日下午发生在索非亚市中心的“圣礼拜”大教堂的葬礼仪式案，震惊了全国。在这场爆炸案中，被炸身亡者有250人，伤者上千。事后，官方公布材料称，“这是共产党人组织的爆炸案”，得到了“莫斯科的指示”。共产党则发表声明指出，这是“几个极端分子的个人行动”，与整个党的思想和行动毫不相干。至今，这个案件仍留下了许多未被解开的疑团：这些行动是否由保共策划并得到了莫斯科的指令？谋杀的矛头是否针对鲍里斯国王？(www.xing528.com)

鲍里斯20世纪30年代曾对王后说，4月15日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共产党人要暴动，索非亚要遭破坏。第二天，他先去一个村庄参加了猎友科特夫的葬礼，然后又在索非亚出席了昆虫学家伊尔切夫的追悼会。当他赶往“圣礼拜”大教堂，打算向格奥尔基耶夫将军的遗体告别时，惨案已经在15分钟前发生。国王就这样侥幸地躲过了一劫。

在紧接着的新一轮暴行中，政府当局借口共产党要杀害国王，要起义，要革命，开始在全国戒严，进行大逮捕，突击审讯。近千人惨遭杀戮。

国王感到军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人民同政府的对立情绪日益尖锐，因而感到不安和苦恼。他在1925年5月1日的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冬季过得令人心烦意乱，沮丧无味：内部政党纷争，阴谋四起，疲于争斗，而仇恨和屠杀不断，这就是典型的保加利亚式的外科手术。而且，这一切似乎都是为了现代国家而团结，为了人民而复仇。问题的核心是：‘我一旦在位，别人休想再上来。’或者是：‘你让位，我掌权。’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这两条‘规则’几乎成了亘古不变的定律。”

鲍里斯不想再充当一枚橡皮图章，只顾签发对新政府的承认令。宪法规定，他是军队的总司令。1929年1月，他把遭到年轻军官强烈反对的国防大臣伊•沃尔科夫打发到意大利当大使，任命亲信巴克尔吉耶夫将军为国防大臣。新大臣对国王要抓军队的意图心领神会，马上向国王效忠说，军队将超越党派，成为陛下手中的工具，成为“保持国家稳定”的平衡因素。

几乎就在同一时候，一帮年轻军官受到西方极右势力的影响，成立了一个叫作“秘密军人同盟”的组织。他们认为过去的“军官同盟”完全从属于政党和政府，而他们的组织是独立的、超党派的。该同盟一开始就有将近500人。他们宣称，将为“保加利亚的民族夙愿而战斗，而牺牲”。到1933年11月，这个极端主义组织已发展到800—900人。他们召开全国性代表大会，叫嚣国家“像一堵快要倒塌的墙”，如果需要的话，“秘密军人同盟应该用暴力摧垮它”。

1934年5月17日，秘密军人同盟中央管理委员会的几名负责人在政治组织“环节派”领导人基蒙·格奥尔基耶夫家里秘密聚会，决定19日凌晨发动政变，代号为“宝剑”行动。

5月18日晚上，索非亚城防司令求见国王，并通报说：“陛下，今晚将有一场政变，但您不必担心，政变不是针对您的。”秘密军人同盟的头目彭乔•兹拉特夫将军也把即将采取的行动告诉了国王。据称，国王听了无动于衷。

政变顺利成功。政变头目们召开会议，决定派格奥尔基耶夫和兹拉特夫去见国王。政变者起草了两个文件，即做了两手准备。格奥尔基耶夫的西服右边口袋里装着新政府名单，左边口袋里却揣着国王的退位书。如果国王不签署对新政府的任命书，那就把他赶下王位。出发时，其他同伙叮嘱格奥尔基耶夫说：“可别一紧张，先掏左口袋啊！”

5月19日的索非亚依然春意浓浓。6时，东方破晓，人们迎着朝霞，在大街小巷缓缓走动，一切像往常一样平静、轻松。

国王得知政变的确切消息时，正在后花园里散步。他没有马上去接见政变代表。他知道，秘密军人同盟以青年军官为主，具有强烈的反对君主制度的思想，并同国内外法西斯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他要保住王位，又离不开军队的支持和拥戴。于是，他返回办公室，穿上将军服，佩上勋章，挎上军刀，来到接待厅。8时整，他毫不犹豫地在新内阁名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以基蒙·格奥尔基耶夫为首的新政府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取缔一切政党活动；宣布所有工会组织为非法，禁止政治游行和罢工；撤销地方自治，加强中央集权；对某些生产领域实行国家垄断；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政变头目们还扬言，应该限制和剥夺国王的权力。还有人公开主张实行共和制。

这次政变无疑向鲍里斯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登基的头几年，国王确实只想当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和名义上的军队总司令，也就是学习英国王室的传统，“只称王，不管理国家”。但是，1923年和1934年的两次军人政变，都对王位构成了威胁，从而使鲍里斯走上了专制统治的道路。

1935年4月18日，国王又把自己的老师、宫廷的忠实外交官安德烈•托舍夫扶上台，接替了兹拉特夫将军的过渡政府。至此，政权便完全落到鲍里斯国王手中，保加利亚开始公开的君主专政，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1943年）。

有资料称，鲍里斯国王主张在保加利亚推行国王领导下的无党派制度，而反对政治制度法西斯化。他意识到，一旦法西斯主义主宰保加利亚，那他就会变成毫无用处的装饰品，谁也不会听命于他。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他的岳父、意大利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国王。有一天，伊曼纽尔请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共进早餐，墨氏对此不屑一顾，把手一挥，说他要去睡觉。这种侮辱使国王无地自容。

鲍里斯国王决不会像他丈人那样活着。1939年，他在同国民议会议长斯托伊乔·穆沙诺夫谈话时表示：

我深信，如果保加利亚国家元首想在位，那就应该执政。我们绝不能模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做法。因此，我认为，在保加利亚的条件下，应由大臣和官员管理国家，议会只投票通过法律和国家预算，而不直接参与管理，这才是最合适的制度。您想让国民议会成为自命不凡的导师，我不会同意。

看来，所谓“无党派制度”，实际上是鲍里斯国王要把立法权（国民议会）和执法权（内阁）合而为一，都服从于君主的意志。